这个注定要饱受苦难的奇女子，
1970年2月，生在江苏省如皋市江防乡永福村。
很有文才的父亲为她取了一个“萍儿”这么一个小名。当年，她的父亲40岁，在生产队作会计，知书达理，很有修养，母亲38岁，贤慧善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家里有三间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的茅屋，中间一间用于作客堂，西间一间作卧室，东边一间用于作厨房兼养猪间（苏中农村习惯将猪圈养在家中）。一九七十年代，虽然家里很贫穷，但萍儿生活得很幸福。她有爱她的父母，她有童年的伙伴，她有屋后在月光下静静流淌的小河。
一切的不幸，起源于1978年8月21日，
她患麻风病的父亲因医疗事故而不幸去世。本来照预期，再过三天，父亲即将病愈出院。当时她只有8岁，妹妹只有5岁，母女三人呼天抢地，然而父亲再也不会醒来。以后有很长时间，每天每天，萍上学回来，都要来到爸爸那位于屋后的坟头，泪眼婆娑，久久徘徊。
萍后来才知道妈妈和爸爸不是原配，爸爸走了，不幸接踵而至。妈妈从小被外公指腹为婚，许配给了东村一家人家。二十岁时，妈妈被外公强行嫁给了那个叫杨东启的无赖。
杨东启早年丧父，有一个瞎眼的母亲和一个残疾的弟弟。杨从小不学好，偷鸡摸狗，寻衅滋事，全村闻名。有一次，曾应一语不合，而将母亲掷进了水井。妈妈嫁给杨东启后，等于进入了魔窟，经常受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八年后，因杨东启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而终于和他离了婚。
现在爸爸死了，杨东启再婚又离婚了，于是杨又趁机找上门来。妈妈一万个不愿意接受他，而杨天天夜里拿着刀来威胁，为了两个女儿的安全，在找村干部寻求保护无效的情况下，妈妈只好又“接受”了他。
两个月后，杨东启的真面目终于又露了出来，他强迫妈妈拿钱出来，让他去“做生意”。妈妈拿不出来，他便关起门，对妈妈大打出手。被毒打时，还不允许妈妈呼救，如果一旦让外人知道，妈妈将会受到更残酷的殴打。在被杨东启霸占的两年中，放在客堂、上面安置爸爸灵牌的、家里唯一值点钱的木制米柜被杨以80元卖掉，家里的八仙桌也被他卖掉。谁敢阻挡，他必以拳脚伺候。
1980年10月的一天深夜，杨又在打妈妈，被惊醒的萍儿不顾一切冲上去，去咬杨的手，被杨一巴掌打倒在地。妈妈异常勇敢地去拉杨东启，被杨东启一下折断了一根手指，妈妈痛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妹妹也起来了，在一边小声哭泣。
一脸横肉的杨东启恶狠狠的说：“我不信治不服你们，我回去拿一把刀来，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们。”说完把母女三人锁在屋内，骑上自行车急急走了。
妈妈知道杨东启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今夜不逃走将凶多吉少，因为姓杨的说得出做得出。就这样妈妈奋力撬开门板，拉着两个女儿，跌跌撞撞，连夜逃到二十里外杨不知道的萍的一个表姐家。
两天后，为了逃离杨东启的魔掌，妈妈远走安徽。临走时托表姐传话：妈妈只要在那边找到好人家，马上来接她们姐妹俩；这几天让她们先到赵家园爷爷家里住几天。
一个阴雨的早晨，
萍儿带着妹妹深一脚浅一脚，在苏中农村的黄泥地里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赵家园。万没有想到，姐妹俩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己的家园时，看到的是一副副冷嘲热讽、“义愤填膺”、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有儿子、孙子，我哪里养得起你们俩个小东西。”
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妈不是有本事吗？现在家败光了，就拍拍屁股走了，让赵家人为她养女儿，没门。”
81岁的爷爷老态龙钟，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着，他急忙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两个弄些吃的。”
姑妈说：“喂猪也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她们娘搞的苦肉计。”
萍儿哭着拉着妹妹离开了赵家园。
当夜是一个好心的农村妇女收留了她们，让她们饱饱的吃了一顿。玉米粥的馨香、农妇的慈爱成了萍儿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赵家不收留，姐妹俩只好又回到表姐家。
二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已嫁给了安徽芜湖一个矿山工人。这次回来，是来带妹妹美华的，至于萍儿，继父不同意带她过去，因为他负担不起。妈妈已将萍儿送给表姐村里的一个周姓人家领养。
那天早上，萍儿手里攥着妈妈偷偷塞给她的二元四角钱，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看着妈妈一步三回头地拉着妹妹的手走了。这一年，萍儿只有12岁。
领养萍儿的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萍儿大八岁、六岁、四岁。周家是将萍儿作为童养媳来养的，只等到她18岁，他家准备将她和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成亲。
萍儿到周家唯一的幸运是可以继续上学，插班到了周窑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到了养父家生活会平和温暖一点，哪知在读书的同时，萍儿也成了周家的小劳工。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其它什么活都让她做。在周家近一年时间里，除了有两次她母亲和继父来看她时让她上桌以外，其余吃饭都是让她一个人蹲在门口或坐在小板凳上草草完成。而周家一家五口都是有说有笑，围桌吃饭，对于萍儿，他们似乎不觉她的存在。
常常到了饭点，养父端起酒壶，发现是空的，便下令叫萍儿去打酒。萍儿老老实实，放下饭碗，拿起酒壶，急急忙忙到一里外的小店去打酒。有许多寒冷的冬夜，周家一家人围桌而坐，吃着炒花生，萍儿一个人在忙着，没有一个人喊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一起来吃。寒冬腊月，萍儿仍然穿着周家女儿淘汰下来的秋衣秋裤，在零下四五度的气温中，萍儿冻得清涕长流，瑟瑟发抖。萍儿说：“爷（苏中对父亲的称呼），我冷。”养父板着脸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
生活虽然不幸，但萍的学习却着实不赖。五年级期中考试时，萍儿得了全公社年级第一。对萍儿拿回的奖状，养父并不欣喜，因为萍儿知道，一到18岁，她便会失去学业，不由分说成为人家的媳妇。
表姐非常同情萍儿的遭遇, 鼓动她向妈妈写信。晚上当周家都睡着时，她开始写信，当她一写到：“妈，我想你”时，便不由自主地缀泣起来。她拭拭眼泪，继续写道：“我想去安徽”……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杨东启因在南京强奸杀人再次被抓了起来，这意味着萍儿一家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也意味着萍儿一家的大仇将报。
春节前十天，妈妈和继父来到如皋。
在表姐家里，看到穿着如此单薄的女儿，妈妈十分伤心。晚饭后，妈妈暗示女儿求继父带她到安徽。继父矮小粗壮，皮肤黝黑，嗓门很大，萍儿对他很畏惧。继父第一次看到萍儿时竟然毫无表情。
为了能去安徽，从晚上八点到十点，萍儿在继父的床前跪了两个小时，继父竟然无动于衷，呼呼大睡，早早进入梦乡。
又是妈妈救了她，第二天上午，妈妈和继父大吵一顿，称不让大女儿去安徽，她也不去了。继父叹息一声：“算我倒霉”，只好同意了。
和周家谈判是不容易的，一听妈妈要带萍儿走，养父暴跳如雷，争执间，用煤油灯砸破了妈妈的额头。在村干部的调解下，最后妈妈答应赔偿周家200元抚养费。妈妈找表姐借了100元，继父拿出了100元，赎回了萍儿的自由身。养父仍不解恨，叫她扒下所有的衣裳，称这是周家的。妈妈二话不说，带萍儿来到薛窑镇，为女儿做了一套棉衣棉裤，把所有的身上衣裳留给了周家。
来到安徽芜湖，等在萍儿面前的并不是似锦前程。继父原来一直是一个人，家中只有两间石头房。有一亩半的自留地，一家人主要靠继父在矿上打工维持生计。
萍儿到芜湖后，上五年级第二学期。她的学业仍然优秀，在期末考试时，她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她居然考上了芜湖市二十五中，这是全村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
然而，萍儿还是失学了，原因还是贫穷，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成为萍儿最后的学历。为了家里的生计，14岁的她成了山上最年轻的采石女，采石卖石维生。当时芜湖钢铁厂需要的石头，一开始是“寸子”，即一寸左右的石头，砸一吨可以得2元，后来要的是“碗口石”，即碗口那么大的石，八角五分钱一吨。继父给她准备了工具：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10磅，一把18磅，另外有一根铁钎、一根铁耙、一把铁叉。
正确的砸石方法是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捶狠狠砸向目标。可是一开始，萍儿砸起石头来往往是石头纹丝不动，手却皮开肉绽。她疼得流泪不止，继父还怪她眼睛长在哪里了？
慢慢的，萍儿一天可以砸一吨。后来，她发展到每天最早上山，最晚下山，坚持一天砸四吨石头，每天为家里至少挣三块钱。就这样春去秋来，从1983年6月小学毕业到1988年8月她到上海打工时止，萍儿整整在山上砸了近五年石头。
在做采石女的五年中，她也有快乐的时光。中午人们都午休了，她一人躲藏在山上的树荫处，静静阅读借来的书。晚上她回来后，拿出日记本，将读书的心得记下来。1988年她去上海时，她写的日记已有十四本。
在这五年中，妈妈和继父年复一年吵架，主要原因还是拮据。为晚上不允许用电看书，为继父将她心爱的书塞进灶膛，为继父刻薄无情，为妈妈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她曾三次企图自杀。
为了逃避父母将她嫁到镇上去的命运，为了脱离死水一潭、令人窒息的生活，为人寻找别样的人们，1988年8月，在老乡的帮助下，她一个人星夜出走，来到大上海。先是在一个小吃店打工，1990年5月，进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服装厂。
服装厂六年是萍儿脱胎换骨的六年。她做了一年半工人以后，被厂里提拔为班组长，做班组长一年半后，又被厂里提拔为技术员，直到三年后离开。
多年的苦难磨练得她异常坚韧，她以一往无前的气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困难，从一个服装厂普通工人成为一个服装制造业的行家，为自己赢得了厂里所有人的尊敬。
在此同时，她一刻都没有忘记写作这个梦想。一有空余时间，她便伏案写作。
1993年8月，她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散文《母亲、铁锤、石头》，1994年7月，她在《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发起的“打工在上海”征文活动中《花娇》一文得一等奖。后来又陆续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发表《妈妈，别哭》、《继父，也是父亲》两篇纪实散文。
此后她的写作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人生与伴侣》《上海小说》发表了十多万字作品。
在此期间，她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文凭，同时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作嘉宾主持人，与上海四五百万打工族作“心海夜航”。
1997年7月，她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七年的服装厂，跳槽进了一家文化公司，27岁的她从头开始。
1998年4月，她力挫群雄，被月发行量达280万份的武汉《知音》杂志社聘为编辑。
1998年5月，北京中央电视台对她作了专题报道。
2003年6月，她在武汉买了房子，并将母亲、继父接来供养。
2005年5月，她的自传《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在北京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几天来，我翻阅着这些浸泡着血泪的文字、透着一股不屈之气的文字，几度眼角湿润，几度拍案而起。
这个不屈的女性，这个传奇的女性，她的名字叫赵美萍。
如皋，一个苦难的奇女子
大地之晨 (2025-11-30 06:02:21) 评论 (1)
这个注定要饱受苦难的奇女子，
1970年2月，生在江苏省如皋市江防乡永福村。
很有文才的父亲为她取了一个“萍儿”这么一个小名。当年，她的父亲40岁，在生产队作会计，知书达理，很有修养，母亲38岁，贤慧善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家里有三间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的茅屋，中间一间用于作客堂，西间一间作卧室，东边一间用于作厨房兼养猪间（苏中农村习惯将猪圈养在家中）。一九七十年代，虽然家里很贫穷，但萍儿生活得很幸福。她有爱她的父母，她有童年的伙伴，她有屋后在月光下静静流淌的小河。
一切的不幸，起源于1978年8月21日，
她患麻风病的父亲因医疗事故而不幸去世。本来照预期，再过三天，父亲即将病愈出院。当时她只有8岁，妹妹只有5岁，母女三人呼天抢地，然而父亲再也不会醒来。以后有很长时间，每天每天，萍上学回来，都要来到爸爸那位于屋后的坟头，泪眼婆娑，久久徘徊。
萍后来才知道妈妈和爸爸不是原配，爸爸走了，不幸接踵而至。妈妈从小被外公指腹为婚，许配给了东村一家人家。二十岁时，妈妈被外公强行嫁给了那个叫杨东启的无赖。
杨东启早年丧父，有一个瞎眼的母亲和一个残疾的弟弟。杨从小不学好，偷鸡摸狗，寻衅滋事，全村闻名。有一次，曾应一语不合，而将母亲掷进了水井。妈妈嫁给杨东启后，等于进入了魔窟，经常受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八年后，因杨东启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而终于和他离了婚。
现在爸爸死了，杨东启再婚又离婚了，于是杨又趁机找上门来。妈妈一万个不愿意接受他，而杨天天夜里拿着刀来威胁，为了两个女儿的安全，在找村干部寻求保护无效的情况下，妈妈只好又“接受”了他。
两个月后，杨东启的真面目终于又露了出来，他强迫妈妈拿钱出来，让他去“做生意”。妈妈拿不出来，他便关起门，对妈妈大打出手。被毒打时，还不允许妈妈呼救，如果一旦让外人知道，妈妈将会受到更残酷的殴打。在被杨东启霸占的两年中，放在客堂、上面安置爸爸灵牌的、家里唯一值点钱的木制米柜被杨以80元卖掉，家里的八仙桌也被他卖掉。谁敢阻挡，他必以拳脚伺候。
1980年10月的一天深夜，杨又在打妈妈，被惊醒的萍儿不顾一切冲上去，去咬杨的手，被杨一巴掌打倒在地。妈妈异常勇敢地去拉杨东启，被杨东启一下折断了一根手指，妈妈痛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妹妹也起来了，在一边小声哭泣。
一脸横肉的杨东启恶狠狠的说：“我不信治不服你们，我回去拿一把刀来，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们。”说完把母女三人锁在屋内，骑上自行车急急走了。
妈妈知道杨东启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今夜不逃走将凶多吉少，因为姓杨的说得出做得出。就这样妈妈奋力撬开门板，拉着两个女儿，跌跌撞撞，连夜逃到二十里外杨不知道的萍的一个表姐家。
两天后，为了逃离杨东启的魔掌，妈妈远走安徽。临走时托表姐传话：妈妈只要在那边找到好人家，马上来接她们姐妹俩；这几天让她们先到赵家园爷爷家里住几天。
一个阴雨的早晨，
萍儿带着妹妹深一脚浅一脚，在苏中农村的黄泥地里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赵家园。万没有想到，姐妹俩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己的家园时，看到的是一副副冷嘲热讽、“义愤填膺”、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有儿子、孙子，我哪里养得起你们俩个小东西。”
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妈不是有本事吗？现在家败光了，就拍拍屁股走了，让赵家人为她养女儿，没门。”
81岁的爷爷老态龙钟，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着，他急忙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两个弄些吃的。”
姑妈说：“喂猪也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她们娘搞的苦肉计。”
萍儿哭着拉着妹妹离开了赵家园。
当夜是一个好心的农村妇女收留了她们，让她们饱饱的吃了一顿。玉米粥的馨香、农妇的慈爱成了萍儿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赵家不收留，姐妹俩只好又回到表姐家。
二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已嫁给了安徽芜湖一个矿山工人。这次回来，是来带妹妹美华的，至于萍儿，继父不同意带她过去，因为他负担不起。妈妈已将萍儿送给表姐村里的一个周姓人家领养。
那天早上，萍儿手里攥着妈妈偷偷塞给她的二元四角钱，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看着妈妈一步三回头地拉着妹妹的手走了。这一年，萍儿只有12岁。
领养萍儿的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萍儿大八岁、六岁、四岁。周家是将萍儿作为童养媳来养的，只等到她18岁，他家准备将她和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成亲。
萍儿到周家唯一的幸运是可以继续上学，插班到了周窑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到了养父家生活会平和温暖一点，哪知在读书的同时，萍儿也成了周家的小劳工。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其它什么活都让她做。在周家近一年时间里，除了有两次她母亲和继父来看她时让她上桌以外，其余吃饭都是让她一个人蹲在门口或坐在小板凳上草草完成。而周家一家五口都是有说有笑，围桌吃饭，对于萍儿，他们似乎不觉她的存在。
常常到了饭点，养父端起酒壶，发现是空的，便下令叫萍儿去打酒。萍儿老老实实，放下饭碗，拿起酒壶，急急忙忙到一里外的小店去打酒。有许多寒冷的冬夜，周家一家人围桌而坐，吃着炒花生，萍儿一个人在忙着，没有一个人喊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一起来吃。寒冬腊月，萍儿仍然穿着周家女儿淘汰下来的秋衣秋裤，在零下四五度的气温中，萍儿冻得清涕长流，瑟瑟发抖。萍儿说：“爷（苏中对父亲的称呼），我冷。”养父板着脸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
生活虽然不幸，但萍的学习却着实不赖。五年级期中考试时，萍儿得了全公社年级第一。对萍儿拿回的奖状，养父并不欣喜，因为萍儿知道，一到18岁，她便会失去学业，不由分说成为人家的媳妇。
表姐非常同情萍儿的遭遇, 鼓动她向妈妈写信。晚上当周家都睡着时，她开始写信，当她一写到：“妈，我想你”时，便不由自主地缀泣起来。她拭拭眼泪，继续写道：“我想去安徽”……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杨东启因在南京强奸杀人再次被抓了起来，这意味着萍儿一家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也意味着萍儿一家的大仇将报。
春节前十天，妈妈和继父来到如皋。
在表姐家里，看到穿着如此单薄的女儿，妈妈十分伤心。晚饭后，妈妈暗示女儿求继父带她到安徽。继父矮小粗壮，皮肤黝黑，嗓门很大，萍儿对他很畏惧。继父第一次看到萍儿时竟然毫无表情。
为了能去安徽，从晚上八点到十点，萍儿在继父的床前跪了两个小时，继父竟然无动于衷，呼呼大睡，早早进入梦乡。
又是妈妈救了她，第二天上午，妈妈和继父大吵一顿，称不让大女儿去安徽，她也不去了。继父叹息一声：“算我倒霉”，只好同意了。
和周家谈判是不容易的，一听妈妈要带萍儿走，养父暴跳如雷，争执间，用煤油灯砸破了妈妈的额头。在村干部的调解下，最后妈妈答应赔偿周家200元抚养费。妈妈找表姐借了100元，继父拿出了100元，赎回了萍儿的自由身。养父仍不解恨，叫她扒下所有的衣裳，称这是周家的。妈妈二话不说，带萍儿来到薛窑镇，为女儿做了一套棉衣棉裤，把所有的身上衣裳留给了周家。
来到安徽芜湖，等在萍儿面前的并不是似锦前程。继父原来一直是一个人，家中只有两间石头房。有一亩半的自留地，一家人主要靠继父在矿上打工维持生计。
萍儿到芜湖后，上五年级第二学期。她的学业仍然优秀，在期末考试时，她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她居然考上了芜湖市二十五中，这是全村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
然而，萍儿还是失学了，原因还是贫穷，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成为萍儿最后的学历。为了家里的生计，14岁的她成了山上最年轻的采石女，采石卖石维生。当时芜湖钢铁厂需要的石头，一开始是“寸子”，即一寸左右的石头，砸一吨可以得2元，后来要的是“碗口石”，即碗口那么大的石，八角五分钱一吨。继父给她准备了工具：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10磅，一把18磅，另外有一根铁钎、一根铁耙、一把铁叉。
正确的砸石方法是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捶狠狠砸向目标。可是一开始，萍儿砸起石头来往往是石头纹丝不动，手却皮开肉绽。她疼得流泪不止，继父还怪她眼睛长在哪里了？
慢慢的，萍儿一天可以砸一吨。后来，她发展到每天最早上山，最晚下山，坚持一天砸四吨石头，每天为家里至少挣三块钱。就这样春去秋来，从1983年6月小学毕业到1988年8月她到上海打工时止，萍儿整整在山上砸了近五年石头。
在做采石女的五年中，她也有快乐的时光。中午人们都午休了，她一人躲藏在山上的树荫处，静静阅读借来的书。晚上她回来后，拿出日记本，将读书的心得记下来。1988年她去上海时，她写的日记已有十四本。
在这五年中，妈妈和继父年复一年吵架，主要原因还是拮据。为晚上不允许用电看书，为继父将她心爱的书塞进灶膛，为继父刻薄无情，为妈妈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她曾三次企图自杀。
为了逃避父母将她嫁到镇上去的命运，为了脱离死水一潭、令人窒息的生活，为人寻找别样的人们，1988年8月，在老乡的帮助下，她一个人星夜出走，来到大上海。先是在一个小吃店打工，1990年5月，进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服装厂。
服装厂六年是萍儿脱胎换骨的六年。她做了一年半工人以后，被厂里提拔为班组长，做班组长一年半后，又被厂里提拔为技术员，直到三年后离开。
多年的苦难磨练得她异常坚韧，她以一往无前的气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困难，从一个服装厂普通工人成为一个服装制造业的行家，为自己赢得了厂里所有人的尊敬。
在此同时，她一刻都没有忘记写作这个梦想。一有空余时间，她便伏案写作。
1993年8月，她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散文《母亲、铁锤、石头》，1994年7月，她在《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发起的“打工在上海”征文活动中《花娇》一文得一等奖。后来又陆续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发表《妈妈，别哭》、《继父，也是父亲》两篇纪实散文。
此后她的写作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人生与伴侣》《上海小说》发表了十多万字作品。
在此期间，她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文凭，同时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作嘉宾主持人，与上海四五百万打工族作“心海夜航”。
1997年7月，她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七年的服装厂，跳槽进了一家文化公司，27岁的她从头开始。
1998年4月，她力挫群雄，被月发行量达280万份的武汉《知音》杂志社聘为编辑。
1998年5月，北京中央电视台对她作了专题报道。
2003年6月，她在武汉买了房子，并将母亲、继父接来供养。
2005年5月，她的自传《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在北京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几天来，我翻阅着这些浸泡着血泪的文字、透着一股不屈之气的文字，几度眼角湿润，几度拍案而起。
这个不屈的女性，这个传奇的女性，她的名字叫赵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