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几年父母年事已高，各种疾病缠身，跑医院成了一个经常性的事情了，查看医院资料的时候，也会看看医院的历史，逐渐的看多了，就得出一个印象来，整个上海有点名头的医院，几乎都是西方传教士，圣公会，宗教团体创办的，美、英、法、德是主体，日本也有，相对少。
仁济医院，1844年英国传教士与教会创办，今交大附属仁济医院
公济医院，1864年法国侨领与法国教会创办，今交大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同仁医院，1866年美国圣公会创办，今上海胸科医院与新华医院
广慈医院，1907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建立，当时远东最大的医院，并兼具教学功能，今为交大附属上
海瑞金医院
同济医院，1900年德国医生创办的兼具医院与教学功能的实体，历经演变，如今成为整个中国医疗体系一个巨大的品牌体系。
爱尔兰圣约翰医院，1907年创办，今天的华山医院
伯特利医院，1920年传教士创办，今天的上海九院。
万国女医院，1884年从仁济医院妇产科分立，今天的上海红房子医院
西人隔离医院，1904年租界卫生系统创办，今天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宏恩医院，1921年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创建，今天的交大附属华东医院。
佐佐木医院，1920年前日本人创办，后更名福民医院，今天上海第四人民医院
其它还有一些专科医院，眼耳喉鼻，精神科等等，也都是今天上海著名医院的前身。
至此，上海重量级的医院基本上都囊括其中，除了这个庞大的现代医疗实体，更重要的是，圣约翰大学和同济体系两个主要机构，还是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地，其中同济的名号遗留至今。
中国医学体系里，北协和南湘雅更是大名鼎鼎，而这两家医院更是名副其实的教会医院。北京协和由美国北长老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于 1921 年在北京建成，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现代教学医院之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配套。
长沙的湘雅医院更早，1906年由美北长老会派驻长沙的传教士发起建立。
基本上，这类现代化医院在中国的每个大中城市都有建立，尤其是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福州、昆明等地。甚至西安、兰州这些较偏远地区，也早在1880-1900年之间建立过教会医院。来源教会背景主要包括：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英国圣公会、天主教耶稣会/圣母会等。
我是在一个超大型医院里长大的，其前身是国民党某大区中央医院，里面一堆留美、留欧的医学人才，是多个科系里的栋梁之材，有全国影响力，甚至是某个学科的奠基人。
在现代医学领域，近代200年间，欧美对中国的影响与帮助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别的学科相对落后的话，现代医学几乎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搬迁和传授的，其实现代医学也是在这200年间飞速发展的，美剧《The Knick》即《尼克病院》很好的反应了1900年代现代医学发展的多个节点，医生们在缺乏现代抗生素和完善麻醉条件下如何应对复杂环境与事件的，非常值得一看，早期现代医学每一小步的提升，都是以巨大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种残酷性在尼克病院这部剧里表现的很充分，在弗莱明的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就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手术常常伴随着高死亡率，虽然解剖学知识已经足以让医生进行剖腹产手术，但对细菌感染还没建立完整认识的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付出无法想象的生命代价。
在中国的教会医院同样遇到类似的多起事件，有代表性的是广州教会医院的割喉案，义和团时期的育婴堂案，最典型的是上海徐汇区的育婴堂，被宣传的简直是人间地狱，邪恶到极点，那本是教会收养弃婴的所在，尤其是女婴，占了收养的绝大比例，但是育婴堂收养的孩子死亡率巨高，甚至达到95%，被宣传成洋人拿中国小孩制药，类似事件曾引发多起暴乱，也成为义和拳运动的民意基础。
但现代医学发展的整体大趋势仍然是绝对正面的，它为中国培养的人才开始不断发挥作用，到中后期尤其在民国时代，许多现代医学体系的医院就是这批人建立并发展的，此后西方医学的每一次大的进步，中国基本上都很快接受并发展，即便在文革前后闭关锁国的时期，中国在就医方面可是一点也没和西方玩封锁，甚至20世纪最害人的几大著名药物，四环素、链霉素、土霉素，基本上都是同期上市使用的，直至到后来风靡一时又遭遇下架的康泰克，看来中国虽然在主义上死硬顽固，但是涉及救命，那还是什么都皆可抛的！
欧美人在这方面历来就不吝啬，健康和救死扶伤方面，总体上商业利益还是放在第二位的，1980年默沙东总裁罗伊·瓦杰洛斯（P. Roy Vagelos）博士拍板决定将默沙东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象征性低价（约700万美元）转让给中国，并且不收取专利费、不在中国销售默沙东自产疫苗。这一举措相当于“免费赠予”，让中国能够自主生产乙肝疫苗，从而实现全民普及，仅此一点可以说对中国的全民健康带来无可估量的益处，而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人极少。
甚至现在要查各医院早期的建立发展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不至于刻意隐瞒，但要找全资料不容易，抖音上有一位袁永生老师，讲述近代史各方面非常有料，但他也是像打游击一样，发的内容经常缺了这个少那个，直播的时候更是战战兢兢，可能说了某句话突然就被断播了，想了解一点真的历史，很不容易。他有很多传教士的故事，用可歌可泣来形容不为过，那种对信仰执着，坚韧与坚忍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英雄，真英雄的事迹都是用一生长久的做一件事来书写的，很多人的故事可立碑立传，美国人不止二战飞虎队时期为中国流过血，在之前的百年间，有更多的人血撒这片土地，很多传教士的故事更令人动容，但很多结局惨烈，死于非命。
耶鲁大学创办人的后裔彼得金，在耶鲁毕业后满怀理想来到中国传教，在保定学习中文，传播现代知识和福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传教士与信徒遭到围困。毕得经拒绝逃离，坚持与当地基督徒共患难，最终在保定城惨遭杀害，年仅三十一岁。他的殉难震动了耶鲁校园，促使同学们成立“雅礼协会”，为了纪念他，雅礼协会后来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院。彼得金短暂的生命，为中美教育与医疗合作留下深远影响，也为文明如何应对野蛮愚昧树立了典范！
从全国各地这么多医院的建立和许多与中国相关的传教士本人或子女的事迹推测，1850年到1949年之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布道规模不小，这批传教相关人员的子女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最著名的是司徒雷登，说其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不为过，一生为了中国可用呕心沥血来定义。然后是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其家族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影响深厚，颜惠庆与谢洪赉，一个外交家，一个是翻译和著述家，俩人是直接就职就业在中国，看名字根本不知道这两人是外国人。
更有不少人是成长于中国，回到美国后成名的，最著名的是赛珍珠，她是诺奖作家，写的《大地》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全西人出演，是一部很真诚的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还有《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生于山东烟台，在那里长大，15岁才回到美国，估计一口地道的胶东口音，他之后又创办《生活》（Life）、《财富》（Fortune）、《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等刊物，被称为“美国新闻周刊之父，成名后的鲁斯专设有基金会，持续为中国的教育与传教事业捐款，利用他的媒体影响力为中国扩大影响，尤其是抗战期间，可以说在舆论宣传上旳出力巨大。
1958年，好莱坞拍的电影《六福客栈》，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看后印象非常深刻，这取材于真实事件，一位出生于伦敦的小妇人格拉蒂丝·艾伟德在中国伟大的救赎故事，在中国山西开设“六福客栈”，传播基督教并帮助百姓，推动“放足运动”，劝导妇女放弃缠足习俗。抗日战争期间收养孤儿，并带领约百名孤儿翻山越岭，安全抵达西安，过程艰辛令人动容，其事迹在短视频播放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和事，纷纷由衷感恩点赞。
我不信教，但是人家做过的好事，受恩者应该铭记，这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品格的量度，是否接受他们的宗教和教义是另一件事，中国人不缺少感恩精神，但你不让他们知道，甚至往刻意的方向引导，那么多应该被记住的名字基本无人知晓，刻意淡化，甚至还玩张冠李戴，比如前不久拍的《南京照相馆》，把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拍照并将照片带出境的事，改编到两个不曾存在的中国虚构人物身上，这种做法的内核与本质是非常肮脏不堪的，令人寒心，世界真是要问一问：为什么要帮助这样的民族和国家？
公序良俗，真的是碎了一地。
今日中国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自己积极努力是不假，但是也普遍缺少一种感恩的意识，感恩什么？感恩那些把中国从几千年循环不断的愚昧和毫无进步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现代文明所做的一切，如果找不到具体的载体的话，那么我们身边的现代化的医院，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承载着厚重的文明变革史的所在，中国所有的节日，没有一个是有感恩内涵的，这是一个文化上的缺憾！
感恩节里谈感恩—从上海的医院说起
木子力_ (2025-11-30 04:48:08) 评论 (2)由于近几年父母年事已高，各种疾病缠身，跑医院成了一个经常性的事情了，查看医院资料的时候，也会看看医院的历史，逐渐的看多了，就得出一个印象来，整个上海有点名头的医院，几乎都是西方传教士，圣公会，宗教团体创办的，美、英、法、德是主体，日本也有，相对少。
仁济医院，1844年英国传教士与教会创办，今交大附属仁济医院
公济医院，1864年法国侨领与法国教会创办，今交大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同仁医院，1866年美国圣公会创办，今上海胸科医院与新华医院
广慈医院，1907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建立，当时远东最大的医院，并兼具教学功能，今为交大附属上
海瑞金医院
同济医院，1900年德国医生创办的兼具医院与教学功能的实体，历经演变，如今成为整个中国医疗体系一个巨大的品牌体系。
爱尔兰圣约翰医院，1907年创办，今天的华山医院
伯特利医院，1920年传教士创办，今天的上海九院。
万国女医院，1884年从仁济医院妇产科分立，今天的上海红房子医院
西人隔离医院，1904年租界卫生系统创办，今天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宏恩医院，1921年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创建，今天的交大附属华东医院。
佐佐木医院，1920年前日本人创办，后更名福民医院，今天上海第四人民医院
其它还有一些专科医院，眼耳喉鼻，精神科等等，也都是今天上海著名医院的前身。
至此，上海重量级的医院基本上都囊括其中，除了这个庞大的现代医疗实体，更重要的是，圣约翰大学和同济体系两个主要机构，还是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地，其中同济的名号遗留至今。
中国医学体系里，北协和南湘雅更是大名鼎鼎，而这两家医院更是名副其实的教会医院。北京协和由美国北长老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于 1921 年在北京建成，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现代教学医院之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配套。
长沙的湘雅医院更早，1906年由美北长老会派驻长沙的传教士发起建立。
基本上，这类现代化医院在中国的每个大中城市都有建立，尤其是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福州、昆明等地。甚至西安、兰州这些较偏远地区，也早在1880-1900年之间建立过教会医院。来源教会背景主要包括：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英国圣公会、天主教耶稣会/圣母会等。
我是在一个超大型医院里长大的，其前身是国民党某大区中央医院，里面一堆留美、留欧的医学人才，是多个科系里的栋梁之材，有全国影响力，甚至是某个学科的奠基人。
在现代医学领域，近代200年间，欧美对中国的影响与帮助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别的学科相对落后的话，现代医学几乎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搬迁和传授的，其实现代医学也是在这200年间飞速发展的，美剧《The Knick》即《尼克病院》很好的反应了1900年代现代医学发展的多个节点，医生们在缺乏现代抗生素和完善麻醉条件下如何应对复杂环境与事件的，非常值得一看，早期现代医学每一小步的提升，都是以巨大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种残酷性在尼克病院这部剧里表现的很充分，在弗莱明的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就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手术常常伴随着高死亡率，虽然解剖学知识已经足以让医生进行剖腹产手术，但对细菌感染还没建立完整认识的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付出无法想象的生命代价。
在中国的教会医院同样遇到类似的多起事件，有代表性的是广州教会医院的割喉案，义和团时期的育婴堂案，最典型的是上海徐汇区的育婴堂，被宣传的简直是人间地狱，邪恶到极点，那本是教会收养弃婴的所在，尤其是女婴，占了收养的绝大比例，但是育婴堂收养的孩子死亡率巨高，甚至达到95%，被宣传成洋人拿中国小孩制药，类似事件曾引发多起暴乱，也成为义和拳运动的民意基础。
但现代医学发展的整体大趋势仍然是绝对正面的，它为中国培养的人才开始不断发挥作用，到中后期尤其在民国时代，许多现代医学体系的医院就是这批人建立并发展的，此后西方医学的每一次大的进步，中国基本上都很快接受并发展，即便在文革前后闭关锁国的时期，中国在就医方面可是一点也没和西方玩封锁，甚至20世纪最害人的几大著名药物，四环素、链霉素、土霉素，基本上都是同期上市使用的，直至到后来风靡一时又遭遇下架的康泰克，看来中国虽然在主义上死硬顽固，但是涉及救命，那还是什么都皆可抛的！
欧美人在这方面历来就不吝啬，健康和救死扶伤方面，总体上商业利益还是放在第二位的，1980年默沙东总裁罗伊·瓦杰洛斯（P. Roy Vagelos）博士拍板决定将默沙东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象征性低价（约700万美元）转让给中国，并且不收取专利费、不在中国销售默沙东自产疫苗。这一举措相当于“免费赠予”，让中国能够自主生产乙肝疫苗，从而实现全民普及，仅此一点可以说对中国的全民健康带来无可估量的益处，而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人极少。
甚至现在要查各医院早期的建立发展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不至于刻意隐瞒，但要找全资料不容易，抖音上有一位袁永生老师，讲述近代史各方面非常有料，但他也是像打游击一样，发的内容经常缺了这个少那个，直播的时候更是战战兢兢，可能说了某句话突然就被断播了，想了解一点真的历史，很不容易。他有很多传教士的故事，用可歌可泣来形容不为过，那种对信仰执着，坚韧与坚忍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英雄，真英雄的事迹都是用一生长久的做一件事来书写的，很多人的故事可立碑立传，美国人不止二战飞虎队时期为中国流过血，在之前的百年间，有更多的人血撒这片土地，很多传教士的故事更令人动容，但很多结局惨烈，死于非命。
耶鲁大学创办人的后裔彼得金，在耶鲁毕业后满怀理想来到中国传教，在保定学习中文，传播现代知识和福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传教士与信徒遭到围困。毕得经拒绝逃离，坚持与当地基督徒共患难，最终在保定城惨遭杀害，年仅三十一岁。他的殉难震动了耶鲁校园，促使同学们成立“雅礼协会”，为了纪念他，雅礼协会后来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院。彼得金短暂的生命，为中美教育与医疗合作留下深远影响，也为文明如何应对野蛮愚昧树立了典范！
从全国各地这么多医院的建立和许多与中国相关的传教士本人或子女的事迹推测，1850年到1949年之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布道规模不小，这批传教相关人员的子女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最著名的是司徒雷登，说其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不为过，一生为了中国可用呕心沥血来定义。然后是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其家族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影响深厚，颜惠庆与谢洪赉，一个外交家，一个是翻译和著述家，俩人是直接就职就业在中国，看名字根本不知道这两人是外国人。
更有不少人是成长于中国，回到美国后成名的，最著名的是赛珍珠，她是诺奖作家，写的《大地》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全西人出演，是一部很真诚的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还有《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生于山东烟台，在那里长大，15岁才回到美国，估计一口地道的胶东口音，他之后又创办《生活》（Life）、《财富》（Fortune）、《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等刊物，被称为“美国新闻周刊之父，成名后的鲁斯专设有基金会，持续为中国的教育与传教事业捐款，利用他的媒体影响力为中国扩大影响，尤其是抗战期间，可以说在舆论宣传上旳出力巨大。
1958年，好莱坞拍的电影《六福客栈》，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看后印象非常深刻，这取材于真实事件，一位出生于伦敦的小妇人格拉蒂丝·艾伟德在中国伟大的救赎故事，在中国山西开设“六福客栈”，传播基督教并帮助百姓，推动“放足运动”，劝导妇女放弃缠足习俗。抗日战争期间收养孤儿，并带领约百名孤儿翻山越岭，安全抵达西安，过程艰辛令人动容，其事迹在短视频播放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和事，纷纷由衷感恩点赞。
我不信教，但是人家做过的好事，受恩者应该铭记，这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品格的量度，是否接受他们的宗教和教义是另一件事，中国人不缺少感恩精神，但你不让他们知道，甚至往刻意的方向引导，那么多应该被记住的名字基本无人知晓，刻意淡化，甚至还玩张冠李戴，比如前不久拍的《南京照相馆》，把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拍照并将照片带出境的事，改编到两个不曾存在的中国虚构人物身上，这种做法的内核与本质是非常肮脏不堪的，令人寒心，世界真是要问一问：为什么要帮助这样的民族和国家？
公序良俗，真的是碎了一地。
今日中国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自己积极努力是不假，但是也普遍缺少一种感恩的意识，感恩什么？感恩那些把中国从几千年循环不断的愚昧和毫无进步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现代文明所做的一切，如果找不到具体的载体的话，那么我们身边的现代化的医院，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承载着厚重的文明变革史的所在，中国所有的节日，没有一个是有感恩内涵的，这是一个文化上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