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到“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至快。所以今天谈谈禁书。其实仔细想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哪有禁书这事？只有在专制下，为了封锁某些信息，才会有禁书。而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封锁，突破这种封锁可以显示某种智商的优越感，因为可以突破设置的障碍，自然有一种智商爆棚的感觉。还有某种成就感，就是我知道了你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某种程度上就象看穿了道貌岸然之下的肮脏。
小时候是文化匮乏的时代，除了少数公开发行书的之外，其它都是禁书。只是当时年幼无知，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禁书。不过当时有一种禁书叫手抄本，现在的人完全没有概念了。下乡知青闲来无事，就自己写小说之类的。因为没法印刷，所以完全靠手抄写来流传。因为当时文化的匮乏，这种手抄本当时也流行一时。只是因为违反了官方的禁忌，所以也成为禁书。想想这是何等的毅力，完全通过抄写将一本数万字到十多万字的书传播开来。现代人绝对干不了这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手抄本，基本上全属垃圾，包括文革后变为公开出版物并拍成电影的《第二次握手》。其中最有名的手抄本当属《少女之心》，我也曾经有缘一睹，但因为太过珍贵，人家只让我在课间偷偷看了一眼，不让我带回家，所以也就看了个开头。还记得有名气的手抄本有《一双绣花鞋》，怎么从一个谋杀案的侦破最终演变成了王光美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其实挺无聊的，但当时很流行。
当然这些都只能算小儿科了，不值一提了。后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真理标准讨论后，很多禁书都解禁了。那时我记得三联书店当时出版了很多西方的经典著作。还有四川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都是热销一时。曾经有份杂志，叫《文学评论》，曾经有一位作协的文学评论家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读书无禁区》，当时曾经天真的以为以后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禁书了。我至今仍记得邻居老先生跟我读这篇文章时的激动情绪。老先生出生民国名门，不过适逢乱世，一生坎坷。我记得小时候所有邻居都门户敞开，来往密切，唯有老先生每天下班后就关门闭户，从不与任何邻居交谈。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敝开门户，与邻居开始来往。因为老先生经常坐窗前画画，我放学后经常看老先生画画，所以老先生也喜欢与我这少年说话。从谈话中才得知，老先生当年师从林风眠大师，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是其师弟。当然因为后来投身革命，又遭遇诸多事情。画技已多年生疏，晚年重拾只为自娱。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最近从我哥口中得知，他最近还去拜访了老先生。老先生巳经高寿103岁，仍然头脑清醒，还与我哥谈起一些我当年的事情，所以就回想起了这些往事。
整个80年代基本上还是处于开放状态，禁区较少，但还是时不时会禁止某些书。不过当时基本上是书一遭禁就红，甚至有些实在不怎么样的书，也因为被禁而风靡一时。比如曾有一篇小说，是由一位先锋派青年作家写的，叫《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或类似的名字，莫名其妙就被禁了，也因此而走红一时。当时人人都想搞本禁书，所以一时洛阳纸贵，当然也有个前提是拥有禁书并不犯法，不会有警察来找你麻烦。说禁书就想起了禁片，当时也有一些电影拍完后遭禁，不少女演员都演过禁片。但我尤其记得一名女演员叫黄梅莹，青春年华时有两部主演的电影遭禁，所以一直没能大火。一部是70年代的，名字忘了，但我看过电影剧本。拍完后林彪事发，而这部电影应该是歌颂林立果之类的，所以无悬念遭禁。80年代主演了电影《苦恋》，本来也是当时万众瞩目的大片，一旦上演，作为女一号无疑会大火。可是不幸的是因为反自由化而遭禁，作者白桦被开除军籍（是否还有党籍就记不清了）。所以黄梅莹年轻时一直没红，直到后来电视剧《渴望》热播，才因为里面的大姑姐角色红了，但是此时只能演中老年妇女了。这就是闲话了。
后来出国之后就想方设法搞禁书来看，象《李志绥医生回忆录》，《叫声父亲太沉重》之类的都找来看了。说起中文禁书的出版，就不得不说到香港。好多大陆不能出版的书都弄到香港出版。所以以前会有很多大陆人去香港带禁书入境，香港禁书出版也算小有规模，有一些出版业人员就以此为生。甚至连一些体制内高官也想法将不能出版的东西送到香港出版，如李鹏的《李鹏六四日记》。当然香港自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现在的香港巳经不再是禁书的乐园了，这也是港人这次拼命抗议反送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今天的东方明珠早非昔日，不说也罢。
大多数的禁书其实也没太多意思。这里稍微谈谈几本有意思的禁书。《李志绥医生回忆录》是一本有名的禁书，不知有多少朋友看过？里面描述了一个不同的老毛，值得一读。读过一本北明的《告别阳光》，可以推荐一下。北明多数人不知道是谁，但郑义应该当时的文学青年应该都知道的。张艺谋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的影片《老井》就是根据郑义的小说改编的，这本书写了89之后郑义北明夫妇的逃亡经历。郑义因为64被通缉，是作为背后长胡子的一小撮。郑义从太原去作协开会，就一直扎在天安门广场，直到血腥清场。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郑义马上意识到随后的大抓捕，所以一直在逃亡中。北明刚开始被关在监狱一段时间，后来被放出来，但处于监控之中就为了抓郑义这条大鱼。郑义是一老江湖，文革之中就曾逃难避祸，所以经验丰富。监控中的北明收到了郑义的密信，从太原家中出发摆脱了监视者，然后与郑义汇合后在国内逃亡，直至逃出国外的经历。当然为了保护那些收留庇护他们的人，具体的经历很少。主要集中在如何摆脱监控的国安人员与郑义汇合的过程。郑义的逃亡经历最为传奇，六四之后在国内逃了三年才最终逃离罗网。前几年在华府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偶遇郑义先生随便闲聊了几句，得知郑先生正在写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全景式小说。
早年还读过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里面有很多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记述颇有价值。里面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革命先烈向警予出轨风流倜傥的彭述之，在党内的生活会上作检讨。当时的我读书不少，自然知道向警予和蔡和森夫妇，不过完全没有听说过彭述之其人，当然后来才知道这些中国所谓的托派普遍的悲惨命运。还有一个片段是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指导八一南昌起义，结果一言不合，马上谭平山就叫警卫要将张国焘捆起来。张国焘见势不对，赶紧声明，我作为个人是支持你们的，刚才我只是传达的中央指示。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我的回忆》就是邻居老先生从政协拿回来的内部书，当时政协可以从海外购买一些禁书作为内部文史资料。不仅如此，政协里面还有政协委员们写的回忆录，包括很多前政府的官员回忆。虽然可以看见很多陈词滥调，但无意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想象不到的事实。我也是从那里读到的很多关于重庆地下党的回忆，当然与《红岩》完全不一样。
后来读到的一些禁书，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四川流浪作家廖亦武的市井流浪纪录，里面记录的下层社会的市井百态，可能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也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完全被忽视的一群人。王力雄最早是写了一本虚构小说《黄祸》，不过显然不符合中国的主流叙事，成为禁书。后来王开始关注新疆问题，应该写过好多本书，我印象最深的，也应该是他关于新疆问题最有名的著作：《我的西域，我的东突》，里面的很多描述，其实与我所思考的差不多。我虽然没有在新疆生活过，但我家好几个亲戚因为大饥荒逃难去了新疆，就在那里扎根了，当然也有几个大饥荒之后又回到老家的。以前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家新疆亲戚回老家过年，所以我从小就从他们那里听说了不少新疆的维汉冲突的事。后来王也开始关注西藏问题，我估计他对西藏的关注应该与夫人惟色有关，当然到底是因为结识了惟色才开始关注西藏，还是因为开始关注西藏才与惟色结缘就非我所知了。这些书能提供不同的视角看我们平常观察不到的世界，其实这就是禁书的价值。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的书就不多说了，在今天这个文化快餐化的时代，其实是没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
今天身在自由世界，基本上没有禁书的问题了。现在发愁的是怎样从海量的出版物里面挑选到值得读的书籍。其实说穿了就是个自由的问题，是否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缘听过中国提倡言论自由的先驱胡平先生的关于言论自由的讲座。当时曾经有同学提问道：当前的言论自由已经不错了，还需要做些什么？胡平当时回答：虽然现在言论比较自由了，但还是需要大力推进，要将之法律化以保证不倒退。不然的话，一旦遇上个不开明的领导人，所有这一切都会丧失殆尽。不幸言中。
不过经过了魔幻现实的过去几年，坦率的说，我其实对于所谓制度决定论完全失去了信心。不论何种制度，但其实具体事情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运作。所以当运行制度的关键位置相当一部分是由不合格的人选占据的时候，可能制度的运行就完全背离了制度的建立者的初衷。所以我们看见了过去几年，在所谓自由国家对“不正确言论”的封禁。尤其在今天有大数据和AI加持，封锁某些信息，或者定向灌输某些信息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当然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封禁，但一旦开始，如果不能迅速反击，其实最后结果不难预料。好在美国人毕竟是世界上最有常识的选民，2024是世界的转折点。不过细思极恐，如果任凭这股潮流猖獗，再加上系列配套工程，几年之后，过了转折点，世界将向着深渊一路狂奔，几乎是命定的结局。当然，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误区，左派将家长禁止儿童色情或者LGBTQ出版物出现在学校称为违背言论自由，甚至有华左将之称为焚书坑儒，类比于禁书，显然是混淆是非。儿童色情出版物出现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在学校图书馆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虽然不少左派全力推进，并将之视为基本自由。其实他们维护的不是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而是为所欲为的权利。你自己私下搞基变性是你自己的事，但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大家接受，尤其是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
读书杂感 (2) 雪夜闭门读禁书
石头村 (2025-07-25 07:44:06) 评论 (5)上次讲到“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至快。所以今天谈谈禁书。其实仔细想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哪有禁书这事？只有在专制下，为了封锁某些信息，才会有禁书。而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封锁，突破这种封锁可以显示某种智商的优越感，因为可以突破设置的障碍，自然有一种智商爆棚的感觉。还有某种成就感，就是我知道了你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某种程度上就象看穿了道貌岸然之下的肮脏。
小时候是文化匮乏的时代，除了少数公开发行书的之外，其它都是禁书。只是当时年幼无知，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禁书。不过当时有一种禁书叫手抄本，现在的人完全没有概念了。下乡知青闲来无事，就自己写小说之类的。因为没法印刷，所以完全靠手抄写来流传。因为当时文化的匮乏，这种手抄本当时也流行一时。只是因为违反了官方的禁忌，所以也成为禁书。想想这是何等的毅力，完全通过抄写将一本数万字到十多万字的书传播开来。现代人绝对干不了这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手抄本，基本上全属垃圾，包括文革后变为公开出版物并拍成电影的《第二次握手》。其中最有名的手抄本当属《少女之心》，我也曾经有缘一睹，但因为太过珍贵，人家只让我在课间偷偷看了一眼，不让我带回家，所以也就看了个开头。还记得有名气的手抄本有《一双绣花鞋》，怎么从一个谋杀案的侦破最终演变成了王光美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其实挺无聊的，但当时很流行。
当然这些都只能算小儿科了，不值一提了。后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真理标准讨论后，很多禁书都解禁了。那时我记得三联书店当时出版了很多西方的经典著作。还有四川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都是热销一时。曾经有份杂志，叫《文学评论》，曾经有一位作协的文学评论家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读书无禁区》，当时曾经天真的以为以后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禁书了。我至今仍记得邻居老先生跟我读这篇文章时的激动情绪。老先生出生民国名门，不过适逢乱世，一生坎坷。我记得小时候所有邻居都门户敞开，来往密切，唯有老先生每天下班后就关门闭户，从不与任何邻居交谈。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敝开门户，与邻居开始来往。因为老先生经常坐窗前画画，我放学后经常看老先生画画，所以老先生也喜欢与我这少年说话。从谈话中才得知，老先生当年师从林风眠大师，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是其师弟。当然因为后来投身革命，又遭遇诸多事情。画技已多年生疏，晚年重拾只为自娱。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最近从我哥口中得知，他最近还去拜访了老先生。老先生巳经高寿103岁，仍然头脑清醒，还与我哥谈起一些我当年的事情，所以就回想起了这些往事。
整个80年代基本上还是处于开放状态，禁区较少，但还是时不时会禁止某些书。不过当时基本上是书一遭禁就红，甚至有些实在不怎么样的书，也因为被禁而风靡一时。比如曾有一篇小说，是由一位先锋派青年作家写的，叫《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或类似的名字，莫名其妙就被禁了，也因此而走红一时。当时人人都想搞本禁书，所以一时洛阳纸贵，当然也有个前提是拥有禁书并不犯法，不会有警察来找你麻烦。说禁书就想起了禁片，当时也有一些电影拍完后遭禁，不少女演员都演过禁片。但我尤其记得一名女演员叫黄梅莹，青春年华时有两部主演的电影遭禁，所以一直没能大火。一部是70年代的，名字忘了，但我看过电影剧本。拍完后林彪事发，而这部电影应该是歌颂林立果之类的，所以无悬念遭禁。80年代主演了电影《苦恋》，本来也是当时万众瞩目的大片，一旦上演，作为女一号无疑会大火。可是不幸的是因为反自由化而遭禁，作者白桦被开除军籍（是否还有党籍就记不清了）。所以黄梅莹年轻时一直没红，直到后来电视剧《渴望》热播，才因为里面的大姑姐角色红了，但是此时只能演中老年妇女了。这就是闲话了。
后来出国之后就想方设法搞禁书来看，象《李志绥医生回忆录》，《叫声父亲太沉重》之类的都找来看了。说起中文禁书的出版，就不得不说到香港。好多大陆不能出版的书都弄到香港出版。所以以前会有很多大陆人去香港带禁书入境，香港禁书出版也算小有规模，有一些出版业人员就以此为生。甚至连一些体制内高官也想法将不能出版的东西送到香港出版，如李鹏的《李鹏六四日记》。当然香港自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现在的香港巳经不再是禁书的乐园了，这也是港人这次拼命抗议反送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今天的东方明珠早非昔日，不说也罢。
大多数的禁书其实也没太多意思。这里稍微谈谈几本有意思的禁书。《李志绥医生回忆录》是一本有名的禁书，不知有多少朋友看过？里面描述了一个不同的老毛，值得一读。读过一本北明的《告别阳光》，可以推荐一下。北明多数人不知道是谁，但郑义应该当时的文学青年应该都知道的。张艺谋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的影片《老井》就是根据郑义的小说改编的，这本书写了89之后郑义北明夫妇的逃亡经历。郑义因为64被通缉，是作为背后长胡子的一小撮。郑义从太原去作协开会，就一直扎在天安门广场，直到血腥清场。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郑义马上意识到随后的大抓捕，所以一直在逃亡中。北明刚开始被关在监狱一段时间，后来被放出来，但处于监控之中就为了抓郑义这条大鱼。郑义是一老江湖，文革之中就曾逃难避祸，所以经验丰富。监控中的北明收到了郑义的密信，从太原家中出发摆脱了监视者，然后与郑义汇合后在国内逃亡，直至逃出国外的经历。当然为了保护那些收留庇护他们的人，具体的经历很少。主要集中在如何摆脱监控的国安人员与郑义汇合的过程。郑义的逃亡经历最为传奇，六四之后在国内逃了三年才最终逃离罗网。前几年在华府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偶遇郑义先生随便闲聊了几句，得知郑先生正在写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全景式小说。
早年还读过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里面有很多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记述颇有价值。里面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革命先烈向警予出轨风流倜傥的彭述之，在党内的生活会上作检讨。当时的我读书不少，自然知道向警予和蔡和森夫妇，不过完全没有听说过彭述之其人，当然后来才知道这些中国所谓的托派普遍的悲惨命运。还有一个片段是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指导八一南昌起义，结果一言不合，马上谭平山就叫警卫要将张国焘捆起来。张国焘见势不对，赶紧声明，我作为个人是支持你们的，刚才我只是传达的中央指示。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我的回忆》就是邻居老先生从政协拿回来的内部书，当时政协可以从海外购买一些禁书作为内部文史资料。不仅如此，政协里面还有政协委员们写的回忆录，包括很多前政府的官员回忆。虽然可以看见很多陈词滥调，但无意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想象不到的事实。我也是从那里读到的很多关于重庆地下党的回忆，当然与《红岩》完全不一样。
后来读到的一些禁书，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四川流浪作家廖亦武的市井流浪纪录，里面记录的下层社会的市井百态，可能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也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完全被忽视的一群人。王力雄最早是写了一本虚构小说《黄祸》，不过显然不符合中国的主流叙事，成为禁书。后来王开始关注新疆问题，应该写过好多本书，我印象最深的，也应该是他关于新疆问题最有名的著作：《我的西域，我的东突》，里面的很多描述，其实与我所思考的差不多。我虽然没有在新疆生活过，但我家好几个亲戚因为大饥荒逃难去了新疆，就在那里扎根了，当然也有几个大饥荒之后又回到老家的。以前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家新疆亲戚回老家过年，所以我从小就从他们那里听说了不少新疆的维汉冲突的事。后来王也开始关注西藏问题，我估计他对西藏的关注应该与夫人惟色有关，当然到底是因为结识了惟色才开始关注西藏，还是因为开始关注西藏才与惟色结缘就非我所知了。这些书能提供不同的视角看我们平常观察不到的世界，其实这就是禁书的价值。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的书就不多说了，在今天这个文化快餐化的时代，其实是没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
今天身在自由世界，基本上没有禁书的问题了。现在发愁的是怎样从海量的出版物里面挑选到值得读的书籍。其实说穿了就是个自由的问题，是否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缘听过中国提倡言论自由的先驱胡平先生的关于言论自由的讲座。当时曾经有同学提问道：当前的言论自由已经不错了，还需要做些什么？胡平当时回答：虽然现在言论比较自由了，但还是需要大力推进，要将之法律化以保证不倒退。不然的话，一旦遇上个不开明的领导人，所有这一切都会丧失殆尽。不幸言中。
不过经过了魔幻现实的过去几年，坦率的说，我其实对于所谓制度决定论完全失去了信心。不论何种制度，但其实具体事情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运作。所以当运行制度的关键位置相当一部分是由不合格的人选占据的时候，可能制度的运行就完全背离了制度的建立者的初衷。所以我们看见了过去几年，在所谓自由国家对“不正确言论”的封禁。尤其在今天有大数据和AI加持，封锁某些信息，或者定向灌输某些信息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当然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封禁，但一旦开始，如果不能迅速反击，其实最后结果不难预料。好在美国人毕竟是世界上最有常识的选民，2024是世界的转折点。不过细思极恐，如果任凭这股潮流猖獗，再加上系列配套工程，几年之后，过了转折点，世界将向着深渊一路狂奔，几乎是命定的结局。当然，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误区，左派将家长禁止儿童色情或者LGBTQ出版物出现在学校称为违背言论自由，甚至有华左将之称为焚书坑儒，类比于禁书，显然是混淆是非。儿童色情出版物出现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在学校图书馆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虽然不少左派全力推进，并将之视为基本自由。其实他们维护的不是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而是为所欲为的权利。你自己私下搞基变性是你自己的事，但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大家接受，尤其是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