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背叛与后基督教时代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其实，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是失败了，他们自身更是“背叛”上帝与真理的罪人。目前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更是背叛基督教信仰与文明的离经叛道之辈！正如甘阳和刘小枫所指出的那样：“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北京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1]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在激进的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的样子，在教堂、课堂和公共传媒上鼓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煽动普罗大众盲目跟随的“现实主义的激情”，这就是法国朱利安·班达所指责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一明著的扉页上引用了一句名言：“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2] 在此种意义上，所谓的世俗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用自己自以为是的各种理论，披上道德、民主和科学的外衣，祸害他人和世界的高级犯罪分子！
甘阳与刘小枫指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3] 现代西方神学也是如此，包括改革宗神学，尤其是对于基督教国家的否定，乃是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在神学上最大的对于基督教古典传统的否定。因为否定基督教国家的合理性，当然基督教神学也就随之丧失了建立并捍卫基督教国家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学原理。基督徒知识分子一旦在政治与法学领域中稀里糊涂，甚至认贼作父，离经叛道，接纳马克思之流的垃圾哲学，他们所谓的神学也就是丧失了任何公共价值，只能成为他们饭后茶余各抒己见的笑谈、教堂课堂里麻醉人民神经的鸦片，甚至成为勾引人下地狱的民魂汤。因此，当我们在本书中介绍基督教与改革宗信仰的时候，我们首先推介的不是当下盛行的版本，而是努力回到基督教与改革宗信仰的古典时期，回到以奥古斯丁、阿奎纳和加尔文为代表的经典时期。
宗教信仰是个人与政治生活的根本。一旦人民丧失信仰，否定上帝的存在，整个社会秩序就丧失了根基与轴心。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要维持好的政治秩序，必须坚持三大原则：首先，人必须信有上帝。人不是只有物质需要，人在肉体之外还有灵魂，世界上的事并不全是偶然或者必然如此，而是有上帝的旨意。其次，人必须相信上帝爱护这个世界。上帝不是与任何世界漠不相关的，上帝始终在看顾这个世界，人不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第三，上帝不会被人的献祭或祈祷所收卖。不要指望到庙里去拜拜，就能讨好上帝，上帝是有律法、正义和审判的。
徐贲指出，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文化中，法律的正义性来自其所效法的上帝的正义性：“国法和王法必须服从更高的‘神法’。神法不是为某一个部落、某一个城邦活某一个国家而存在的，神法为普宇宙、普天下而存在，所以更高法也就是具有普世意义之法。”可惜，“今天我们用‘人权’代替‘神法’作为高于‘族法’、‘国法’、‘王法’的更高法，必须坚持和强调的，也就是它的普世性，‘国家主权’和‘国家法’是理所当然地低于更高法地。”[4] 知识分子的背叛就是从“神本”转向“人本”，从“神权”转向“人权”，从以上帝的律法为更高法转向人所制定的法度。
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背叛乃是更加可耻的背叛。这种背叛就是否定基督教，尤其是否定上帝的律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功用，否定基督教国家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捍卫之责。徐贲指出：“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客人’对神和神法的说明成为古典恭贺理论中的经典，成为一种以城邦为着眼点的公民宗教。从这之后，所有可以真正称为古典共和政治理论的，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某种类似的公民宗教之上。无论这种公民宗教的具体信条是什么，它都把超越凡人的‘神明’，也就是某种更高法权威，确立为法律和法治理念的价值和精神核心。正是政治意义上的法治，成为古典共和最重要的理念因素，也成为对现代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现代的‘普遍人权’观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5] 不管我们如何理解“神权神法”，强调上帝是更高的权威，上帝的律法是更高的标准，这已经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部分。
加尔文在论及公民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时，也明确强调：“此指责涉及两块法版，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讲到，我们也可以从异教作家们学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人在论述官员的职责、执行法律和公共福利时，都必然从宗教和敬拜上帝开始。因此，所有人都承认，除非以敬虔为第一关切，否则政府就没有成功建立；并且如果法律轻视上帝的权利，而只顾到人的好处，则是荒谬的。因此，既然宗教在哲学家们心中居首位，也是万国所一致遵行的，那么基督徒诸侯和官员如果不关切真宗教，就应以自己的懒散冷漠为耻。我们已经指出：此职分是上帝特别赐给他们的，他们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并靠上帝的恩宠统治，应该竭力彰显并护卫上帝的尊荣。因此，圣洁的君王如果在对上帝的敬拜已经败坏或倾覆时将其恢复，或者注重宗教兴盛，保持宗教的纯洁和安全，圣经就特别称赞他们。反之，当圣经历史记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士21:25），是将无政府状态列为一种重罪。这反驳了那些忽视上帝的事，一心只在百姓中间施行公义之人的愚拙；仿佛上帝奉自己的名任命统治者，是为要判决世上的争端一般，又仿佛上帝忽略了那些重要得多的事，即按照律法的规定纯洁地敬拜他。那些骚动的人采纳了这些观点，他们热烈盼望进行各种各样的变革而不要受到惩罚，欣然出去所有对侵犯敬虔之事施行报复的人。”[6]
因此，毫无疑问，加尔文所代表的大公教会的立场、宗教改革的传承、改革宗的正统，一致强调公民政府不仅要管理第二块法版中所列明的涉及社会公义的事务，更要以捍卫第一块法版所确立的按照上帝的律法的规定敬拜上帝为首务。一旦基督徒接受世俗的政教分离的立场，尤其是废弃基督教国家基督徒官员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捍卫之责，甚至鼓励非法移民，鼓励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播，基督教信仰就得不到上帝设立的持有公义的宝剑的公民政府的保护，非基督教信仰就会在社会中肆无忌惮地渗透、传播，最终推翻基督教信仰在政治生活的地位，使得欧美各个基督教国家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的时代”！这就是目前欧美各国面对的危险，而那些离经叛道的所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乃是造成这种危机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