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研究生期间，教授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科研工作，力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与同行交流研究成果。期刊文章在发表前会经历漫长的审稿过程，期间作者有时必须根据审稿人的反馈意见修改文稿。由于期刊发表周期较长，我们通常选择在国际会议上展示研究进展。国际会议从征稿到召开，周期较短，审稿流程也相对简化。教授鼓励我们积极投稿，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通过与同行交流，可以接触到前沿的思想与方法；其次，科研论文是毕业后求职时展示个人能力的重要证明。
尽管会议论文的录用率相对较高，但只有作者出席会议并完成报告，论文才会被收录进会议论文集。学术界对此有一个通俗的说法：“no show, no paper”（不露面，没论文）。这一规定对初入学术圈的学生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必须在众多专家学者面前用英语做科研报告，光是想象这一场景就令人倍感压力。然而，为了顺利毕业并且能够找到理想工作，我们都希望积累较多科研成果，努力争取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刚加入教授科研团队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承担部分项目研究工作。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教授要求我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为参加国际会议做书面准备。那时，我在阅读英文专业文献方面没有问题，但要用英文写文章，仍然感到有些困难。但我明白，只有及时完成教授布置任务，才能申请更多的项目经费，可以继续留在科研团队，否则就将面临失去资助的风险。
教授对写作的要求极为严格，每当我完成初稿，他总是仔细审阅，进行大量删改。修改后我再誊清一稿交给他审阅，接下来往往又是一轮深度修改。如此反复几次，论文才能定稿。教授是典型的德国人，做事严谨，对文稿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随着时间推移，我在不断的写作中逐渐提高了英语写作能力，也真正体会到“learning by doing”（在工作中学习）的意义。
每当我完成一篇文章，初稿上通常只署教授一人的名字，而每次拿回修改稿时，我都会发现，他把我的名字也加入其中。这让我感受到教授的认可与器重。相比之下，一些德国同事对署名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只署自己的名字，有些人还会在名字后加上专利符号。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既没有原创性，也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署名方式显然意在突出个人贡献。
除了研究工作，我还承担部分教学辅助任务，负责为学生讲授习题课和批改作业。由于缺乏英语的口语环境，我的口语会话和听力理解能力都还一般，用英语做科研报告更是一项挑战。团队中的个别德国同事以前曾作为交流学生在美国生活过，有较好的英语口语基础，但做科研报告却是大家的共同弱项。为了提升我们用英语作报告的能力，教授规定团队成员每学期至少用英语做两次研究报告，这样既可以交流工作进展，也可以锻炼英语的会话能力。
在课题组工作的前三年中，我们参与了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re）委托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Huygens）火星探测器和阿丽安娜5型火箭（Ariane-5）推进器的一些数值模拟。这段经历不仅让我们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也使我以联合作者身份发表了多篇国际会议论文。不久后，我获得了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的机会。
那次会议在伦敦举行，教授安排我与另外三位助教一同前往。会议首日晚间，主办方安排与会者观看歌剧《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大部分人都很乐意前去观摩演出。我因第二天早上要做报告，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再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观剧，错过了这次观剧的机会。
这部歌剧改编自法国作家勒鲁（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1927）的同名爱情惊悚小说，是现代歌剧中的经典之作。无独有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人曾受这部小说的启发，拍摄了一部以“爱与恨”为主题的惊悚电影《夜半歌声》，影片中有一首为主人公革命者宋丹萍设计的歌曲，其中最后两句的唱词是这样的：
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
唯有这夜半歌声。
那晚，准备完报告已是深夜。我走出旅馆，在庭院内举目夜空，这时，远处传来阵阵教堂钟声。听着沉闷的钟声，我不禁思绪万千……联想到多年来在努力前行中的寂寞与孤独，我不由地将这两句唱词改为：
用什么来慰我的孤独，
唯有那夜半钟声。
第二天轮到我发言时，我按事先背熟的讲稿完成了二十分钟的报告。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有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由于他的语速过快，我未能完全理解问题的核心，自然也难以作出十分准确的回答。正当我有些不知所措时，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美国的罗斯曼先生起身，主动为我解答了听众的提问。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必须尽快提升英语听说能力，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之中。
后来的几年中，我们每年都参加在不同地区举行的国际会议，而且几乎每次我都会在会上作研究报告。在众多西欧和北美国家中，我尤其喜欢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会议，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那里的会议通常规模宏大，我们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另一方面，会议间隙可以到处走走，增进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可以说，每次去美国，我都有多方面的收获。
前面提到的罗斯曼先生是位物理学博士，曾在东部一所大学担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创办了一家专注研发专业软件的公司。他与我的教授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由于这层关系，学生们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去他那里短暂工作。有一年年初，我在罗斯曼先生位于纽约的公司参加一个课程班，学习如何使用新版本的软件。课程结束后，我跟随他飞往内华达州的雷诺市（Reno，Nevada），参加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的年会。除了听学术报告，我的任务还包括协助他在展览厅介绍软件的性能，并向来访者演示软件的操作。
出发之前，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整理投影设备和广告资料，简单打包后驱车前往纽约机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我们于下午抵达机场。在机场乘坐上开往室内的交通车，不久后便抵达了会议的举办地点——希尔顿酒店。
刚走进酒店大堂，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一惊：四周布满各种投币游戏机（slot machine），也即“角子机”（俗称“老虎机”），许多人正聚精会神地与机器对战。每当某台机器中奖，便会响起一阵刺耳的吐币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心中不禁产生疑惑：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年会怎么会选择在赌场举办呢？
这时，一位服务生主动上前，帮助我们搬运行李。办理入住手续时，一位中年妇女走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欢迎我入住酒店。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来自香港，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随即便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友好地表示，如果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和她联系。说完，她便匆匆离开。名片上显示，这位女士是酒店赌场的助理经理。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后，我来到大堂前台等待罗斯曼先生。大厅内，五光十色的赌博机发出奇异的音乐，偶尔传来中奖的喧闹声。在这种噪杂的赌场环境中，那些难以抵挡金钱诱惑的客人，往往会忍不住尝试一把。不一会，罗斯曼先生到来，我们先去会议服务台报到，然后布置展台。接下来，他带我熟悉了酒店大堂的环境。大堂四周环绕着各类餐厅，其中大多数提供物美价廉的自助餐。几十种海鲜、肉类、蔬菜、水果、面食和点心琳琅满目，供客人自由选择。每顿自助餐大约只需10美元左右，这在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差不多只能买一餐麦当劳。
我们走进一家南美风味自助餐厅，一边享用各种海鲜水果，一边讨论如何向与会者展示产品。饭后，他带我到一台赌博机前，投入硬币，给我讲解名为“Housing”的扑克牌游戏规则。趁此机会，他还向我解释，会议选择在这家酒店召开可能是因为年会安排了四整天活动，许多与会者尤其是每年参会的人，往往难以保持耐心，有始有终地参加整个会议。赌场提供了娱乐，五光十色的机器和中奖声对人有着强烈诱惑，特别是那些有贪念欲同时自以为聪明者，常会为了赢钱沉湎其中——这样的环境有助于留住与会者。
会议期间，我们的展台吸引了不少来访者。应他们要求，我们介绍了软件操作并演示了算例。后来，一位访客提到，另一家公司同类供应商也在展示产品。出于对同行经验的兴趣，我利用午休时间参观那家公司的展台。没想到，这次好奇心驱动的举动，无意间触及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微妙关系。事情是这样的——
罗斯曼先生的公司在1980年代末推出了软件产品，几乎同时期，那家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软件产品。两款软件各有所长：罗斯曼公司的产品擅长处理复杂算例，而那家公司的软件在界面设计和操作便捷性方面更具优势。某次，两家公司在谈合作时，罗斯曼先生介绍了自家产品的技术特点，并希望对方能在界面设计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不久后，罗斯曼先生发现对方推出的新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开始怀疑对方窃取了自家技术，并对此公开表达不满。此后，两家公司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那天，当我走到那家公司的展台时，他们看到我胸牌上的公司名称，立刻露出了不太欢迎的神情。就在此时，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面走来——正是阿诺特先生。我向他解释说自己来自德国，并非罗斯曼公司的员工。他看了一眼我的胸牌，注意到我的名字后，便用德语客气地说道：“我们和罗斯曼先生之间有些误会，这里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认识您的教授，他是个能干的人。您愿意加入我们公司吗？”
我心中一动，迅速做出反应：罗斯曼先生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脚踏两只船”，做出有损罗斯曼先生的类似“一个姑娘嫁两家”的事。于是，我略带歉意地婉拒了他的好意：“我现在还是学生身份，恐怕无法接受您的邀请。”也许他感到直接挖人墙角有些不妥，便尴尬地笑了笑，略带歉意地说了声：“很抱歉，我的要求有些不合时宜。”我感谢他对我的赏识，并且主动与他交换了名片。
回到德国后，我无意中和教授谈起这件事，他的反应是：“赶紧把论文写完，找工作的事，等毕业以后再说。”随后又补充道：“罗斯曼先生很满意您的工作，将来如果想去他那里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当时并未考虑离开欧洲，到那个陌生的环境中开启新的人生。但罗斯曼先生愿意给我提供工作机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念。
后来，我每年都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在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中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收获：一是能够及时了解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推动了自身课题的研究；二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也逐步掌握了与听众有效沟通的技巧。
回首过往，每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报告，都是一次自我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每一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都是辛勤付出的见证。这些积累不仅成为通往更广阔前景的基石，也为日后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
yefang (2025-07-05 10:23:17) 评论 (7)在读研究生期间，教授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科研工作，力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与同行交流研究成果。期刊文章在发表前会经历漫长的审稿过程，期间作者有时必须根据审稿人的反馈意见修改文稿。由于期刊发表周期较长，我们通常选择在国际会议上展示研究进展。国际会议从征稿到召开，周期较短，审稿流程也相对简化。教授鼓励我们积极投稿，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通过与同行交流，可以接触到前沿的思想与方法；其次，科研论文是毕业后求职时展示个人能力的重要证明。
尽管会议论文的录用率相对较高，但只有作者出席会议并完成报告，论文才会被收录进会议论文集。学术界对此有一个通俗的说法：“no show, no paper”（不露面，没论文）。这一规定对初入学术圈的学生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必须在众多专家学者面前用英语做科研报告，光是想象这一场景就令人倍感压力。然而，为了顺利毕业并且能够找到理想工作，我们都希望积累较多科研成果，努力争取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刚加入教授科研团队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承担部分项目研究工作。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教授要求我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为参加国际会议做书面准备。那时，我在阅读英文专业文献方面没有问题，但要用英文写文章，仍然感到有些困难。但我明白，只有及时完成教授布置任务，才能申请更多的项目经费，可以继续留在科研团队，否则就将面临失去资助的风险。
教授对写作的要求极为严格，每当我完成初稿，他总是仔细审阅，进行大量删改。修改后我再誊清一稿交给他审阅，接下来往往又是一轮深度修改。如此反复几次，论文才能定稿。教授是典型的德国人，做事严谨，对文稿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随着时间推移，我在不断的写作中逐渐提高了英语写作能力，也真正体会到“learning by doing”（在工作中学习）的意义。
每当我完成一篇文章，初稿上通常只署教授一人的名字，而每次拿回修改稿时，我都会发现，他把我的名字也加入其中。这让我感受到教授的认可与器重。相比之下，一些德国同事对署名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只署自己的名字，有些人还会在名字后加上专利符号。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既没有原创性，也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署名方式显然意在突出个人贡献。
除了研究工作，我还承担部分教学辅助任务，负责为学生讲授习题课和批改作业。由于缺乏英语的口语环境，我的口语会话和听力理解能力都还一般，用英语做科研报告更是一项挑战。团队中的个别德国同事以前曾作为交流学生在美国生活过，有较好的英语口语基础，但做科研报告却是大家的共同弱项。为了提升我们用英语作报告的能力，教授规定团队成员每学期至少用英语做两次研究报告，这样既可以交流工作进展，也可以锻炼英语的会话能力。
在课题组工作的前三年中，我们参与了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re）委托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Huygens）火星探测器和阿丽安娜5型火箭（Ariane-5）推进器的一些数值模拟。这段经历不仅让我们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也使我以联合作者身份发表了多篇国际会议论文。不久后，我获得了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的机会。
那次会议在伦敦举行，教授安排我与另外三位助教一同前往。会议首日晚间，主办方安排与会者观看歌剧《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大部分人都很乐意前去观摩演出。我因第二天早上要做报告，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再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观剧，错过了这次观剧的机会。
这部歌剧改编自法国作家勒鲁（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1927）的同名爱情惊悚小说，是现代歌剧中的经典之作。无独有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人曾受这部小说的启发，拍摄了一部以“爱与恨”为主题的惊悚电影《夜半歌声》，影片中有一首为主人公革命者宋丹萍设计的歌曲，其中最后两句的唱词是这样的：
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
唯有这夜半歌声。
那晚，准备完报告已是深夜。我走出旅馆，在庭院内举目夜空，这时，远处传来阵阵教堂钟声。听着沉闷的钟声，我不禁思绪万千……联想到多年来在努力前行中的寂寞与孤独，我不由地将这两句唱词改为：
用什么来慰我的孤独，
唯有那夜半钟声。
第二天轮到我发言时，我按事先背熟的讲稿完成了二十分钟的报告。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有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由于他的语速过快，我未能完全理解问题的核心，自然也难以作出十分准确的回答。正当我有些不知所措时，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美国的罗斯曼先生起身，主动为我解答了听众的提问。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必须尽快提升英语听说能力，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之中。
后来的几年中，我们每年都参加在不同地区举行的国际会议，而且几乎每次我都会在会上作研究报告。在众多西欧和北美国家中，我尤其喜欢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会议，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那里的会议通常规模宏大，我们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另一方面，会议间隙可以到处走走，增进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可以说，每次去美国，我都有多方面的收获。
前面提到的罗斯曼先生是位物理学博士，曾在东部一所大学担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创办了一家专注研发专业软件的公司。他与我的教授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由于这层关系，学生们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去他那里短暂工作。有一年年初，我在罗斯曼先生位于纽约的公司参加一个课程班，学习如何使用新版本的软件。课程结束后，我跟随他飞往内华达州的雷诺市（Reno，Nevada），参加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的年会。除了听学术报告，我的任务还包括协助他在展览厅介绍软件的性能，并向来访者演示软件的操作。
出发之前，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整理投影设备和广告资料，简单打包后驱车前往纽约机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我们于下午抵达机场。在机场乘坐上开往室内的交通车，不久后便抵达了会议的举办地点——希尔顿酒店。
刚走进酒店大堂，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一惊：四周布满各种投币游戏机（slot machine），也即“角子机”（俗称“老虎机”），许多人正聚精会神地与机器对战。每当某台机器中奖，便会响起一阵刺耳的吐币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心中不禁产生疑惑：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年会怎么会选择在赌场举办呢？
这时，一位服务生主动上前，帮助我们搬运行李。办理入住手续时，一位中年妇女走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欢迎我入住酒店。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来自香港，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随即便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友好地表示，如果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和她联系。说完，她便匆匆离开。名片上显示，这位女士是酒店赌场的助理经理。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后，我来到大堂前台等待罗斯曼先生。大厅内，五光十色的赌博机发出奇异的音乐，偶尔传来中奖的喧闹声。在这种噪杂的赌场环境中，那些难以抵挡金钱诱惑的客人，往往会忍不住尝试一把。不一会，罗斯曼先生到来，我们先去会议服务台报到，然后布置展台。接下来，他带我熟悉了酒店大堂的环境。大堂四周环绕着各类餐厅，其中大多数提供物美价廉的自助餐。几十种海鲜、肉类、蔬菜、水果、面食和点心琳琅满目，供客人自由选择。每顿自助餐大约只需10美元左右，这在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差不多只能买一餐麦当劳。
我们走进一家南美风味自助餐厅，一边享用各种海鲜水果，一边讨论如何向与会者展示产品。饭后，他带我到一台赌博机前，投入硬币，给我讲解名为“Housing”的扑克牌游戏规则。趁此机会，他还向我解释，会议选择在这家酒店召开可能是因为年会安排了四整天活动，许多与会者尤其是每年参会的人，往往难以保持耐心，有始有终地参加整个会议。赌场提供了娱乐，五光十色的机器和中奖声对人有着强烈诱惑，特别是那些有贪念欲同时自以为聪明者，常会为了赢钱沉湎其中——这样的环境有助于留住与会者。
会议期间，我们的展台吸引了不少来访者。应他们要求，我们介绍了软件操作并演示了算例。后来，一位访客提到，另一家公司同类供应商也在展示产品。出于对同行经验的兴趣，我利用午休时间参观那家公司的展台。没想到，这次好奇心驱动的举动，无意间触及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微妙关系。事情是这样的——
罗斯曼先生的公司在1980年代末推出了软件产品，几乎同时期，那家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软件产品。两款软件各有所长：罗斯曼公司的产品擅长处理复杂算例，而那家公司的软件在界面设计和操作便捷性方面更具优势。某次，两家公司在谈合作时，罗斯曼先生介绍了自家产品的技术特点，并希望对方能在界面设计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不久后，罗斯曼先生发现对方推出的新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开始怀疑对方窃取了自家技术，并对此公开表达不满。此后，两家公司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那天，当我走到那家公司的展台时，他们看到我胸牌上的公司名称，立刻露出了不太欢迎的神情。就在此时，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面走来——正是阿诺特先生。我向他解释说自己来自德国，并非罗斯曼公司的员工。他看了一眼我的胸牌，注意到我的名字后，便用德语客气地说道：“我们和罗斯曼先生之间有些误会，这里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认识您的教授，他是个能干的人。您愿意加入我们公司吗？”
我心中一动，迅速做出反应：罗斯曼先生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脚踏两只船”，做出有损罗斯曼先生的类似“一个姑娘嫁两家”的事。于是，我略带歉意地婉拒了他的好意：“我现在还是学生身份，恐怕无法接受您的邀请。”也许他感到直接挖人墙角有些不妥，便尴尬地笑了笑，略带歉意地说了声：“很抱歉，我的要求有些不合时宜。”我感谢他对我的赏识，并且主动与他交换了名片。
回到德国后，我无意中和教授谈起这件事，他的反应是：“赶紧把论文写完，找工作的事，等毕业以后再说。”随后又补充道：“罗斯曼先生很满意您的工作，将来如果想去他那里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当时并未考虑离开欧洲，到那个陌生的环境中开启新的人生。但罗斯曼先生愿意给我提供工作机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念。
后来，我每年都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在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中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收获：一是能够及时了解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推动了自身课题的研究；二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也逐步掌握了与听众有效沟通的技巧。
回首过往，每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报告，都是一次自我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每一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都是辛勤付出的见证。这些积累不仅成为通往更广阔前景的基石，也为日后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