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安妮·勃朗特的小说《女房客》，感觉不值一读，其才华远逊于大姐夏绿蒂·勃朗特（《简·爱》的作者）。
《女房客》中，只有一个情节烙在我心里，那就是男主人公之死（彼时不到三十岁）——原型是作者英年早逝的哥哥。
那是一位轻浮风流、贪图享乐的帅哥，给他的妻儿带来莫大的痛苦！他的死自然不会让我唏嘘叹惋——这样的渣儿，死就死呗，活着也是玷污大地。
可是，这个人物临终前的极度恐惧和愤怒把我震惊了——我目睹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死神面前无理撒泼，哭闹着嚎叫着挣扎着不肯就范！
那场面竟让我想到了农村杀猪的场景——那可怜的牲口在临终前嘶吼得那么凄厉！
难道将死之际，人和动物一样，只留下最本能的恐惧和绝望？
后来，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牢牢记住了年轻的巴扎罗夫。
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思想和言辞如此锋利之人，而他又是位极为理性的实干家，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粉丝都把他视为改天换日的时代巨人。
然而，突如其来的伤寒症剥夺了他所有的梦想和努力。
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那位态度勉强的贵妇人远远坐在一把椅子上），说:
“你看这糟透了的景象：一条蛆虫，被踩得半死了，可是还在蠕动，我也曾想着去破坏一切，我不会死，死轮不到我，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我这样一个巨人，现在想着的却是如何死得体面些，虽然谁也不来注意……”
我很失望！他是我心目中的革命党人，这些质地不俗的先进人类辞别世界的时候必然光彩照人——我就不必费力举例了——生，未必伟大，死，绝对光荣。这是他们吸引我的重要元素。
可是，这位巴扎罗夫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呢？
即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不该发这种令人气馁的牢骚怪话，他应该阐发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照亮人心的见解，让心爱的人看到，他是如何视死如归！
辞，在当时的我看来，如同一个优雅而庄严的仪式。 辞别之际，逝者的每句话都将被视为珍宝，留给生者慢慢揣摩和怀念。不是吗？
那年暑假，在医院的肿瘤病区陪伴肺癌晚期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楼下的鞭炮声，通知大家又一个病友刚刚辞别。
隔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七十出头，咽喉癌。住院三个月，老人滴水不沾，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老人眼神清亮，靠在床头，身后垫了一个枕头，一动不动，安静得如同一株植物。右手手背因为吊水过多肿得如同拳击手套，搭在床边也从不动弹。
连死神也似乎被这种安详所感染，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他的床边。
老人的儿子每天下班过来陪护老人，默默地擦洗、按摩、扇扇子，轻声询问父亲是否难受。
有位小护士常过来陪老太太聊天。老太太说，“我家老头子人好啊，没有不夸的。我一个家庭妇女，就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我家老头子烟酒不沾，脾气也好，不知道怎么会得这个病！你看，他身上不疼，什么都知道。”
小护士频频点头，一边轻柔地按摩老人肿胀的手背，仿佛是他的亲孙女儿。
有一次，我们在旁边吃烧饼，老人的眼神飘过来，下意识地盯着我们。
老太太难过地问：“老头子，你想吃是不是？可是你不能吃啊。”老人收回目光，静静地望着前方。
第二天，护士给他扎针，他摇手坚定地拒绝了。老太太哭哭啼啼地找医生停了他的营养液。
老人一动不动地躺了三天，在一个清晨静悄悄地辞别了这个世界。
空了的床位，又住进一位老人。
老人双腿双脚肿得吓人，随着病危通知的下达，晚辈们闹腾腾地赶来了——原来老人曾阔过，结过两次婚，前任和现任把儿孙们都叫来了，大家叽叽喳喳地守了一夜。
第二天，老人的脚肿有所缓解，各项指标趋于正常。儿孙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半天，陆续散了，满满当当的病房安静了下来。
一周后，老人自知不行了，让老伴赶紧把儿孙们全都叫来。
大家慌慌张张地陆续赶到，老人将他们一个个叫到面前，气息奄奄地挨个叮嘱。病房里哭声一片，辞行的悲伤场面从傍晚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老人靠在床头，眼睛里又有了光彩，各项指标又趋于正常了。
他的一个外孙（前妻那边的），把母亲拉到走廊，压低嗓门说，“下次别再打我电话了！真没了再通知我吧！丧假我都请两回了，单位里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
儿孙们又苦着脸陆续散去。
老人的病床前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是新雇的护工，值白班，喜八卦，老人的身世已被她摸排得一清二楚，老人因此在病区成了名人。
老人走得很快，辞别的时候，床边站着他的老伴和这位尽责的护工——与前两次的大场面相比，着实显得冷冷清清凄凄戚戚。
父亲辞别后，有时会想，我将以何种面目、何种姿态辞别这个世界？
我研究濒死体验，就是为了那个特殊的日子，能够怀着幸福和释然，微笑着告别让我百味具全、难割难舍的世间。
将“死”消解为“辞”，将“句号”改为“逗号”，欣然地意识到: 此时此刻，我存在着，多么幸福和美好——所见一切，都有了光芒。
辞
阿芒晒太阳 (2025-10-23 21:23:09) 评论 (1) 年轻时读安妮·勃朗特的小说《女房客》，感觉不值一读，其才华远逊于大姐夏绿蒂·勃朗特（《简·爱》的作者）。
《女房客》中，只有一个情节烙在我心里，那就是男主人公之死（彼时不到三十岁）——原型是作者英年早逝的哥哥。
那是一位轻浮风流、贪图享乐的帅哥，给他的妻儿带来莫大的痛苦！他的死自然不会让我唏嘘叹惋——这样的渣儿，死就死呗，活着也是玷污大地。
可是，这个人物临终前的极度恐惧和愤怒把我震惊了——我目睹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死神面前无理撒泼，哭闹着嚎叫着挣扎着不肯就范！
那场面竟让我想到了农村杀猪的场景——那可怜的牲口在临终前嘶吼得那么凄厉！
难道将死之际，人和动物一样，只留下最本能的恐惧和绝望？
后来，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牢牢记住了年轻的巴扎罗夫。
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思想和言辞如此锋利之人，而他又是位极为理性的实干家，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粉丝都把他视为改天换日的时代巨人。
然而，突如其来的伤寒症剥夺了他所有的梦想和努力。
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那位态度勉强的贵妇人远远坐在一把椅子上），说:
“你看这糟透了的景象：一条蛆虫，被踩得半死了，可是还在蠕动，我也曾想着去破坏一切，我不会死，死轮不到我，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我这样一个巨人，现在想着的却是如何死得体面些，虽然谁也不来注意……”
我很失望！他是我心目中的革命党人，这些质地不俗的先进人类辞别世界的时候必然光彩照人——我就不必费力举例了——生，未必伟大，死，绝对光荣。这是他们吸引我的重要元素。
可是，这位巴扎罗夫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呢？
即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不该发这种令人气馁的牢骚怪话，他应该阐发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照亮人心的见解，让心爱的人看到，他是如何视死如归！
辞，在当时的我看来，如同一个优雅而庄严的仪式。 辞别之际，逝者的每句话都将被视为珍宝，留给生者慢慢揣摩和怀念。不是吗？
那年暑假，在医院的肿瘤病区陪伴肺癌晚期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楼下的鞭炮声，通知大家又一个病友刚刚辞别。
隔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七十出头，咽喉癌。住院三个月，老人滴水不沾，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老人眼神清亮，靠在床头，身后垫了一个枕头，一动不动，安静得如同一株植物。右手手背因为吊水过多肿得如同拳击手套，搭在床边也从不动弹。
连死神也似乎被这种安详所感染，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他的床边。
老人的儿子每天下班过来陪护老人，默默地擦洗、按摩、扇扇子，轻声询问父亲是否难受。
有位小护士常过来陪老太太聊天。老太太说，“我家老头子人好啊，没有不夸的。我一个家庭妇女，就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我家老头子烟酒不沾，脾气也好，不知道怎么会得这个病！你看，他身上不疼，什么都知道。”
小护士频频点头，一边轻柔地按摩老人肿胀的手背，仿佛是他的亲孙女儿。
有一次，我们在旁边吃烧饼，老人的眼神飘过来，下意识地盯着我们。
老太太难过地问：“老头子，你想吃是不是？可是你不能吃啊。”老人收回目光，静静地望着前方。
第二天，护士给他扎针，他摇手坚定地拒绝了。老太太哭哭啼啼地找医生停了他的营养液。
老人一动不动地躺了三天，在一个清晨静悄悄地辞别了这个世界。
空了的床位，又住进一位老人。
老人双腿双脚肿得吓人，随着病危通知的下达，晚辈们闹腾腾地赶来了——原来老人曾阔过，结过两次婚，前任和现任把儿孙们都叫来了，大家叽叽喳喳地守了一夜。
第二天，老人的脚肿有所缓解，各项指标趋于正常。儿孙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半天，陆续散了，满满当当的病房安静了下来。
一周后，老人自知不行了，让老伴赶紧把儿孙们全都叫来。
大家慌慌张张地陆续赶到，老人将他们一个个叫到面前，气息奄奄地挨个叮嘱。病房里哭声一片，辞行的悲伤场面从傍晚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老人靠在床头，眼睛里又有了光彩，各项指标又趋于正常了。
他的一个外孙（前妻那边的），把母亲拉到走廊，压低嗓门说，“下次别再打我电话了！真没了再通知我吧！丧假我都请两回了，单位里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
儿孙们又苦着脸陆续散去。
老人的病床前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是新雇的护工，值白班，喜八卦，老人的身世已被她摸排得一清二楚，老人因此在病区成了名人。
老人走得很快，辞别的时候，床边站着他的老伴和这位尽责的护工——与前两次的大场面相比，着实显得冷冷清清凄凄戚戚。
父亲辞别后，有时会想，我将以何种面目、何种姿态辞别这个世界？
我研究濒死体验，就是为了那个特殊的日子，能够怀着幸福和释然，微笑着告别让我百味具全、难割难舍的世间。
将“死”消解为“辞”，将“句号”改为“逗号”，欣然地意识到: 此时此刻，我存在着，多么幸福和美好——所见一切，都有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