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题目，是有些挑战的。因为国运的问题，谈起来可能会有些争议，首先它到底存不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其次这个问题很多时候现场并不好检验，必须依赖后来的历史总结，这就难免存在人为的建构和评估体系科学与否的问题。第三，如果存在国运，是具体指某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一个长时段的时间累计，也不是那么好量化确认的。所以我在此使用这个词，难免会遭受质疑，尤其是还选定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922年。
既然如此，那我为何还要选择“国运”并且又选择“1922年”呢？这可能要挑战很多人的认知极限。各位可能或一定不以为然，因为首先只听过大清国有义和团，没听说过民国还有义和团。至于非基督教运动，不是海外奇谈，就是仅仅听说过而已的小事件。而且主流学术界，甚至包括海外欧美、日本学术界，都特别看重1919年，因为那一年据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还被作为历史纪年和一个特别阶级登场历史舞台的标记，于是推崇者不停地在学术著作和新闻媒体里强调、颂扬；反对者呢，则在适当时机尽可能地大力批判、否定。双方对立的一个结果是，这一年、这一事件被赋予的知名度和宣传效果，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能承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以至于当年的人后来都惊奇当年没觉得自己参与的那事有多么重要啊。其实，如果能够本着绝无偏见或先入为主的心态去回看历史当年，翻翻当年的文献就会知道，一场平平常常的社会活动，硬是在盛名之下承受了本不应有的历史之重。
我知道，1919年被浓妆重抹，是要为两年后的一个政治力量登场做铺垫，这一点至少在政治力量本身和主流学术界那里得到证实，而且他们在讲述故事时会刻意强调上海的租界如何不太平，夏日游嘉兴湖如何巧妙机智，但是如果他们尊重历史事实和数学稍微好一点，就知道1921年是历史的一个错位叙事，也是一种政治宣传的结果，因为原本他们要表达的历史用意和预期在1920年已经完成了，无论组织名称还是纲领，以及向出钱、出思想、出领导的苏联上级都报备过了，只不过是延安后来将时间延后了一年而已。更需要思考的是，诞生就意味着改变历史吗？星星之火，就注定可以燎原吗？如果各位非要强调这一组织的诞生如何了得，那我也不得不说：连他们的上级当年都没看好他们，不然何以要找陈炯明、吴佩孚，找孙文、冯玉祥呢？这里我再次提醒各位，跟着宣传跑，不是极大错误，就是在极大错误的路上，而且错得自己一辈子都不知道。
1922年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作为至少影响此后二十年国际局势，尤其是东亚局势的华盛顿会议在年初召开完毕，中日两国因为巴黎和会产生的莫名冲突，以美国的道义和仗义得以化解。单纯就这一个问题来说，国运，只能说大盘利好消息，包括中国人神经特别脆弱的所谓“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以及在国际法上并不承认的不平等条约问题，都在这个会议上得到有序解决。也就是东亚格局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已经定好了。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够化解自身的问题，如果当年的各路诸侯能够不另立中央、兵戎相见，如果中国人真诚渴望并真正懂得民主宪政，那么各位可能会因为错过今日中国之“盛世”而遗憾了。
就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所以与华盛顿会议几乎同期，或者更严谨地说是针对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就更显得光芒四射。
这个会议的正式名称是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原计划在远东召开，后来列宁决定改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各国无产阶级的大聚会上，已经站稳脚跟并且掌握大量资金的苏维埃革命政府，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各国与会代表，传达了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写于1920年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第十一点中的第六条写道：“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的和弱小的民族别无生路。”与会的代表们回国后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传达和落实。从此，在汉语中，“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作为一个惯用词开始发挥效力，不但左右了中国政局，而且动摇了中国的社会根基，甚至从那时到现今，都在发挥人们难以想象的高效力。
所谓的左右中国政局，如果各位还不能很好理解，来看大陆和台湾都曾翻译和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记录：1922年3月15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致列宁信》，1922年7月10日《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19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22日、9月15日《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5日《越飞致加拉罕的信》，1922年9月18、11月17日《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8月27日、11月2日、12月20日《孙逸仙致越飞信》，1922年12月6日《孙逸仙致列宁信》。所有这些信件都在谈论，“平等待我之民族”如何输出革命，孙文等国民党作为受援对象如何配合革命输出，并在本国实践的问题。结果是双方达成交易，然后是各位熟知的北伐，再后是崭新的党国体制取代了前期的民主共和国。或者也可以说，1928年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1922年奠定下最坚实的基础，这一次绝对是历史决定论和必然论。
所谓的动摇中国社会根基，是今天讲座的重点。而为了讲好这个重点，首先要清晰地解释副标题中的一个学术名词：民国义和团。
不清楚之前有没有人使用过“民国义和团”这个概念，如果没有，那等于我终于发明了一个学术名词，以后各位在使用时别忘了我的原创。不过，不管是不是我原创，既然我用了，就要对它做以界定和阐释，否则就是胡乱编造学术词汇。
之所以命名民国义和团这样的概念，当然要先追溯1900年大清国的义和团。
大清义和团影响了大清国的国运，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但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这里简单做一下历史回顾：作为最初的义和拳，产生于山东、河北各地的民间武术组织，他们以外国传教士、中国教民为绝对的暴力排外目标，比如1896年大刀会在山东曹县、单县制造多起袭击教堂、劫掠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房子的事件；1897年山东曹州府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直接导致了德国出兵山东；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发动武装袭击教堂、杀死教民事件；1899年秋起，于清水、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等率众对平原、恩县、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事后统计，仅1899年末，山东、河北等地发生的袭击教堂、传教士、教民以及要挟、抢劫、逼迫、纵火、索命等各类大小案件近百起，并形成社会声势。
因为教会和教民频受攻击，传教士们就纷纷向各国领馆告急，领事们就给大清政府施加压力。等袁世凯取代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后，被弹压的山东、河北的拳民开始涌向京城。加之当时慈禧太后在另立太子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导致谣言四散，各国公使表示关注，原本就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朝廷保守派，借机开始劝说政府利用义和团武力驱逐外国人。于是义和团和清军开始联手攻打北京、天津等地的领馆、租界、教堂，屠杀传教士和教民等。大清政府还发布悬赏令：“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这种连孩子都不放过的政府法令，是不是可以说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呢？
历史的结果是，这场灾难造成保守统计数据240多传教士、2万多中国基督徒被杀戮，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教堂和医院，十之七八被焚毁。数字是冰冷的，来看一些当年的记录和史学家研究的结果。《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三册（柴莲甫）中载：1900年7月间，陈泽霖率领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将两神父，和该村3000多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屠戮殆尽，其中近一千人是火烧死的，很多女人则是先奸后杀。《一个王朝的死亡：查尔斯和贝西·尤因的信件和日记》（Death Throes of a Dynasty: Letters and Diaries of Charles and Bessie Ewing，Missionaries to China）和王泽民的《义和团和清廷的大屠杀》文宣第167期中统计：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其中儿童11人。
大清国的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写道：“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
结果各位都知道，在八国救援联军的合力反抗和进攻中，逃往中的大清国政府认输，签订了史上补偿和惩罚最为严厉的《辛丑条约》，以及沙俄全面控制东北的后果。针对庚子事变，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在《崇陵传信录》中总结说：“义和拳之为邪教，......顾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终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的总结大体不错，但最后一句的“十年”实在说的太少了，因为《辛丑条约》的效力，直接延续到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件和8月的上海事变。
大清义和团的野蛮排外，造成了大清国的重大社会动荡和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欧美人是否在那时想起“黄祸”这个词，我能确认的是公开出版物中他们多使用“拳民叛乱”（Boxer Rebellion）这个词。
这里有一个选择题，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再做一次，那就是如果各位都是欧美各国的公民，看到远东这个国度的野蛮行径后会如何？或者各位干脆就是那些被杀、被强奸的传教士，在即将被杀戮前会怎么想呢？
先来看当年被杀戮者的反应。1900年8月15日遇难的英国的Atwater女士在诀别信中写道：“亲爱的，我是何等渴望想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样亲密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再来看1900年7月31日殉道的Bird Susan Rowena小姐，她也是孔祥熙的老师，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上帝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祂而来，也为祂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会吧！”
再来看这些传教士所在国的事后举措。《辛丑条约》后不久，美国当年的国务卿海约翰、美国当年驻中国的公使柔克义、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以及美国国会，几方合力努力，退还大清国的部分庚子赔款，还促成这笔赔款用于建设清华学堂，为后来大量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美国人的模式得到英国的响应，英国议会和政府，专门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另说100万）两白银，委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筹建了山西大学堂。
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将大清国人的残暴杀戮转化为仇恨和报复而是选择帮扶，他们说大清国人是因为缺乏教育，所以才做出这类野蛮事件，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拯救胜过惩罚，爱可以代替仇恨。于是教会大学和教会医学院，在各国基督徒们的捐赠中，先后创办起来。各位可能听过或没听过的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震旦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雅礼大学，以及后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都是1900年后建立起来的，而且建校初期不收学费。这些大学与原来未遭受义和团迫害的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等一起构成了大清国和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大厦，培养了众多蜚声中外的莘莘学子。
这里我想提醒各位，如果您还停留在文字层面不能更深地理解信仰和爱的真谛，那么我想直接问一下：创建这些大学，需要多少钱您可以想象一下吗？如果我继续问：假设您曾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或他们的后代、朋友，愿意捐赠给这些曾经侮辱和损害过您以及您的家人的人吗？
不仅大学，各国传教士们还建设了大量中小学、特殊教育（聋哑）学校、女校。一个统计数据说：截止1918年，传教士在中华民国一共建立了七千多所学校。（《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如果不否认教育对于一个社会的作用和价值，那么头脑正常的中国人要老老实实地承认：现代中国社会的文明根基是传教士们奠定的。我也很肯定地说：如果这种势头能够良性持续三五十年，那样的中国真是大有希望。因为我知道并确信，伯格里一个人创建了100多所小学后，不到二十年就将石门坎及周边地区改造成了文明世界；我也知道并确认欧洲的基督徒们去美国后建立的大学、学院、中小学，为美国成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我知道并确信《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作者布鲁尔这样说过：“仔细研究基督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会发现，那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基督教影响越深入人心，对国家的影响越巨大，这个国家就越文明。”
因为看到中国人的身体遭受疾病困扰，各国的基督们、传教士们筹集大批资金兴建了更多的医学院和医院，既培养医生、护士，又救治病人，根据1921年的一个统计表明，各省拥有的教会医院分别为：河北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这些或免费或廉价看病的医院和药房，救治了多少中国人，我没有统计数据，但能确认的是，从那时起，中国女人生孩子的死亡率、婴儿的死亡率、麻风病人、疟疾等传染病等均大幅降低。胡适后来说过：“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些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各位或者也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有多少人当年曾受惠于这些医院和药房？今天的中国女人被当人待了是不是也要感谢一下传教士们呢？
就在世界人都看到基督的荣耀在东方大地彰显时，就在中国人感受到更加靠近现代文明时，1922年2月号的《青年进步》杂志发布了一个消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会议，将于1922年4月4至9日在清华学校举行。当年的《时事新报》《晨报》也都进行了善意的报道。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基督教运动随即爆发了。具体来看：
1922年2月26日、3月4日、5日、9日、10日，上海的一些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发通电、写宣言、登广告、印刷宣传册，并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他们这样说：“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底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产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在上海参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方志敏同志，更是很有代表性地公开说：“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们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帝都北京也不甘示弱。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一些青年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北京大学校长、兼任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予以大力支持；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领衔的77名学者、名流发表《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他们指出：“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开演讲大会，参加者达到千人以上。之后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1922年6月《非宗教论》手册在名记者邵飘萍的全力支持下公开发行，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汪精卫、朱执信，还有蔡元培、吴虞、王星拱、张耀翔，以及李石曾、萧瑜、周太玄、李璜等列名其中。此外，广州、华南、华北很多城市，都有青年学生、市民或通电或召开会议，抵制基督教，包括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得好好的，还捐建了那么多医院、医学院和大学、中小学，帮助和救治那么多中国的孤儿、麻风病人、穷苦人，还带给中国人田径、体操、游泳、球类等各项运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感恩也有实惠，怎么就这么遭中国人恨了呢？难不成这盐碱地真的长不出文明之花？
我承认，中国人在文明进程中起点确实较低，进展的步伐也确实很缓慢，但基本的是非好赖应该懂一些的，基本的感恩和回报也偶尔看到、听到过，怎么就这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地倒打一耙呢？或者这些中国人真要跟基督教会划清界限，起码也把建设的资金和那份厚重人情还给人家后再说吧，不然是不是太白脸狼、太忘恩负义了。
我想，如果我生在当年，面对同胞们的这种反常举动，肯定一脸茫然、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再看看四川大学的杨天宏教授深文周纳的学术研究：“虽然新文化运动的锋镝主要是指向传统的儒教，但是，这场运动的人文主义内涵使之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一样，在本质上是一场世俗化的运动。它宣传科学，当然不可能承认宗教的创世之说；它主张民主，当然不可能将从基督教教义衍生出来的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视为天经地义；它否定中国自己的‘孔教’，当然没有理由把19世纪以来经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严厉批判已经失去灵光的基督教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国内，集中在清除传统文化的‘罪孽’和为建筑近代文明所作的各种努力之上，但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本质必然会启迪近代趋新国人对基督教‘神’文化作一番较深层次的思考认识，这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逻辑。”（《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这么学理，如此深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可是翻阅一下档案资料，那上面所写的好像跟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并不大，更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和思想渊源，只不过苏俄导演的一场有组织、有蓄谋的跨国政治运动而已。来看解密的档案：
北京的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维金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致俄共（布）中央委员拉狄克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行动，……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信中还特别写道：“在中国，现在政治上是一锅粥，毫无疑问，由于耍手腕，斗争各方将会用武力来解决争端。”
1922年5月，在上海的苏联人利金向莫斯科递交报告书，其中写道：“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督教同盟只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挡箭牌，……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
因为有这样的领路人和宏观思想指导，1922年5月初，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一边指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一边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告诫学生在反对基督教运动时不要太幼稚。果然，随即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明确团组织领导非基督教运动的方针：“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所必然要反对的。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团体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栓桔思想，并且在历史上看来是常与旧势力结合的东西。反对宗教，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于革命的路途。因此对于此种非基督教、 非宗教团体应尽力帮助进行。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议根据列宁1922年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精神，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其中最低纲领中写道：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会议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成为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接着是1923 年 6 月的中共三大。会议针对全国各地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专门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对如何指导运动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要求青年团组织“从普通的文化宣传推进为主义的宣传，引导学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过1922年开始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不知道是因为开会时有大批军警保护会场，还是革命群众太稚嫩经验不足、路不熟，或者是因为苏俄政府正在与北京政府外交谈判不想把事情闹大，还或者是因为参与人员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抑或是不支持这伙人的社会力量太强大？反正历史的结果是他们基本秉持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没有制造1900年义和团那样的革命举动。这一点不知道应该赞美他们手下留情好，还是瞧不起他们缺乏革命壮举好。
不过，“礼仪之邦”的历史会弥补了这个“遗憾”。随着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随着“联俄容共”政策的出台，国共两党均支持的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特刊》《向导》《中国青年》等全力以赴地大批基督教。他们说：“圣经每一页都写着‘送枪炮来，拿银子去’”，“无论是布道或教育，有意无意的都是传其国际资本主义的观念，以破坏中国的民族觉悟与爱国心，所以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他们还策动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即在当年的圣诞节期间，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长沙等地群众，上街讲演、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抵制圣诞、捣毁教堂和教会学校设施、围攻教士。
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100年，中国的历史竟然这么惊人地相似，那些进步论者该作何感想？
历史随即进入下一年，苏俄指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直接发动的五卅运动中，上海的数千名革命群众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一路唱着《国民革命歌》，冲进租界，结果造成十几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近二百人被租界警察抓捕。在此情形下，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更加有组织、有规模地制造声势，掀起更大的抗议运动。
在这一革命热情鼓舞下，青岛、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开封、福州、厦门、济南、杭州、南京等地纷纷响应，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参与游行、罢课、退学，他们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不是洋人的奴仆；部分教会学校的青年教师，也以罢课、辞职等方式加入声援运动中；士绅们则痛斥教学学校推动的女子游泳是伤风败俗；多地的基督徒和教会，宣布与英国的教会组织绝交、自立；开封的教会和基督徒们还喊出口号：“为国家争人权，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连体育运动方面都受牵连，比如圣约翰大学参加的华东8个大学组成的大学体育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解体。在四十多次罢课风潮（《中国教案史》）中，教会学校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失。云南、贵州等地的牧师、教徒，还被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以及高帽子，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
五卅运动的销烟还没有散去，苏联人鲍罗廷、加仑和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已经在一路进军中，占用和毁坏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掠夺教士和教会财产无数，还包括汉口、九江进行了所谓暴力收复租界行动。当然，最高潮是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后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大肆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有5栋建筑被焚毁。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被打死。此外还有六名外国侨民被虐杀，英国和日本领馆人员被袭击、受伤。
对于这次暴力事件，英美日各国强烈抗议，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被打败的溃军和地方流氓所为。如此聪明的甩锅行为，简直是为后来的历史做好了标杆。然而英美日各国领事都证实：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方言的军人和下级军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在给外务省的电报更是直接指出：“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外国人集中处。”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北伐军不得不承认是一些部队军纪不严，造成伤害友邦的行为。既然如此，梁启超当年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将北伐军抢领事馆等事件说成是“类似义和团的举动”，就实在是如实描述了。
可是，南京事件真的是个别军队军纪的问题吗？那北伐军一路高呼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该怎么解释呢？
历史当年其实并没有复杂到真相无解的程度，因为1927年张作霖突击搜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缴获了几卡车的档案、武器，后来编辑并散发给各国记者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就有大量苏联人颠覆中华民国的证据。【另一则材料：莫斯科《致驻华武官训令》，其中写道：“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待考）】学术界当年也有研究，张钦士在1927年出版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的“序”中也指出：“积极从事攻击基督教及其事业的团体，表面上自然是‘非基督教大同盟’，但在它背后，自然有许多团体活动，最显著者有三：其一为共产党，其二为国民党，其三为国家主义的团体。”
其实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翻档案和看资料，简单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苏联人提供那么多指挥官、枪炮和卢布，支持孙文、蒋介石“解放”所谓被压迫的底层民众，没点成绩和效果，能对得起人家1922年开会时布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要知道，革命不是绣花、请客，不刺刀见红，不把文明社会的根基摧毁，那怎么能叫改天换地的大革命呢？
在以暴力为后盾的五卅运动、北伐中，也包括南京政府建立后，基督教会、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遭受重创。一个材料显示：经过非基督教运动，来华传教士从1922年的8300多人降到1928年的3150人；基督教青年全国会员从53000人降到19000人；学生会员从27000人降为2000人。
与之伴随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包括中小学不得设立宗教教育，各教会学校开设课程必须经南京教育部批准等硬性规定接连出台，这是蔡元培、胡适、汪精卫等名流的“业绩”，他们一度被浓妆重抹成为国语中被咒骂的对象，也算是物超所值了。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一个事件是：作为注册在美国、毕业可以直接拿纽约大学学位的金陵大学的校长换成中国人，宗教课也由必修课改为选修。他们还很自豪地宣称：“金大原为教会学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经同仁努力奋斗，已将本校教育权收回。华人任校长，为本校创举。”多么扬眉吐气的自强运动！也不知道他们留学学到的都是什么废物点心！
可以非常确认地说，1900年后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不但遭到重创，而且“基督教就是迷信”、“基督教违反科学精神”、“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等口号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些人一方面自觉地与列宁主义保持高度一致，然后一方面公然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当然，这是义和团3.0版的内容，今天没有时间具体展开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想该对民国义和团和大清义和团做个比较。那就是相比大清义和团，民国义和团，首先是有文化的知识精英作为领导阶级，没文化的底层民众都是作为被动员的力量存在，可以说是高低（底）结合；其次这些知识精英们发动的运动不仅是本土的产物，还有外来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资金支持，可以说是中外联手；第三，这些知识精英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远比大清国的“扶清灭洋”要智慧得多，可以说是后浪胜过前浪；第四，这次运动没有造成大范围的传教士被杀戮，比大清国那次显得文明很多，但是社会破坏力却不小，可以说是魔高一丈；第五，民国义和团既有对大清义和团的继承又有扬弃，而且作为2.0版为后来升级的3.0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是承前启后。比较之后，各位可以下个判断，我用“国运”一词是否合适？
讲座最后，我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多年的疑问，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物伊万跟阿廖沙长谈时的一个疑问：如果上帝存在，而且还全知全能，那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也要生活在苦难中？上帝没看到或不想管吗？21世纪的中国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