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介绍过六位终身未嫁的老海归，今天再介绍一位：关懿娴
关懿娴，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九江镇，客家人。父亲年轻时到美国打工，27岁回国结婚生子，不久回美国，寄钱回家。以后母亲和儿子也跟着去了美国，又生了三个孩子。母亲担心孩子太多，父亲负担不起，坚持要回国。于是跟父亲回到老家，并生了关懿娴和一个妹妹。
关懿娴念了一年私塾，父亲去香港作生意，全家人跟着去了香港。关懿娴后来回到广州上中学，酷爱文学，数学常常不及格。毕业后考上湖南国立第一师范学院，父亲不满意，决定第二年再考。1939年考上西南联大外文系，自己说学习很一般，毕业后在几所中学教书。1948年父亲去世后，按照父亲的遗嘱，在美国的哥哥把母亲和关懿娴姐妹接到美国。在密西根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找到联合国的一份工作，省吃俭用，两年节余五千多块美金。关懿娴入了美国籍，却拿着这笔钱跑到英国，在伦敦西北理工学院读图书馆系。毕业后全班20人考英国图书馆学会，只有两人通过，关懿娴是其中之一，获得普通会员资格。
1954年，母亲回香港，关懿娴也回到香港看母亲，并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母亲又回美国，关懿娴决定回国，1955年10月8号与钱学森和其他留美学生坐同一趟火车，从香港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广州。
回国后被分配到卫生部图书馆，因得罪了馆长，只负责借书还书工作，最低的职位，最低的工资。同事们看不过去，建议她去北大教书。1957年通过关系，入北大图书馆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因回国时没有带海外留学证书，评职称总是在别人之后。
刚到北大不久就下放劳动，有一位北大同事以后回忆关懿娴，讲的很有趣，分享如下：
对关先生的耳闻，是在1958、1959年。那两年，北大先后有两批青年教师下放到京郊门头沟区的斋堂公社，每批百人左右，在那里同农民一样干活、吃饭。去的多半是二十多、三十岁的人，都是满怀热情地去拥抱农村。关先生那时候四十岁出头，在下放干部的队伍里几乎是年龄最大的。当地的老乡一般称呼我们“老张”“老李”。对女老师，按照当地的习俗称呼“丫头”。“丫头”是父母、祖父母一辈对子女、晚辈的爱称，里面包含的是亲昵、热乎、关怀等等。对下放干部来说，这是双方处到一定程度才能得到的称呼。在当地农民眼里，下放干部个个都是皮白肉嫩，从长相上分辨不出年龄。大概出于这个缘故，四十出头的关先生也得到了“丫头”这个称呼，甚至村里五十岁的人也这样称呼她。得到这个称呼，反过来要回称“大爷”“大娘”，这就成了一件挺尴尬的事。关先生一点没有为难，处理得非常大方、自然。
在斋堂，另有让关先生为难的事，那就是如何跟自己的家人说话。关先生当时从美国回来没有几年，一个北大的教师放下手里的课不教，到农村去，去一整年，干的事完全与自己的业务无关，就是去改造思想，可又绝对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要受处罚。这里面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对身居海外的家人，就成了怎么说也说不清的事，用斋堂老乡的话，就是怎么说也说不“亟糜”，何况是在书信之中。关先生当时的办法是干脆不说，家里的来信，还像以前一样寄到北大，再烦人转寄斋堂。而关先生的回信，写在斋堂，要托回校办事的人捎到海淀，投入信筒，免得家人看到邮戳有变，产生疑惑。
斋堂在山区，运输要靠牲口驮，牲口不能走的地方要靠人背。背篓有大有小，大的叫花篓，背起来，高出人一头。一花篓刚打下来的核桃，带青皮的，分量很重。山路难走，脚下一歪，核桃就滚到山沟里。像这样的事，对关先生，到了收核桃的季节就是每天的功课了。我们年纪轻能对付，多半也是靠咬牙；对年纪大、从国外回来、还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难处要应对的关先生，我们心里佩服、尊敬、同情等等，几种滋味都混在一起。下放干部在斋堂开全体大会的时候，大家都指指点点，找那个年纪差不多最大的人。我最早听说关先生，就是在那里—灵山脚下、永定河畔、如今成了北京旅游胜地的斋堂。各位朋友，当年那可是个很苦很苦的地方。
关懿娴终身未嫁，于202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