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阿琼（Arjun）蜷缩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斑驳的光影在他脸上跳跃，仿佛与他内心的纷乱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思绪早已漂移，根本没有关注屏幕上的画面。突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引擎声。阿琼猛地一震，警觉地望向窗外。只见一辆深灰色的丰田车缓缓驶入屋前的员工停车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辆车，也认出了车的主人。车门打开，乔下了车——阿琼的社工。那一瞬间，阿琼的心跳加快。他猛地从沙发上跳起，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最后“砰”地一声把卧室门重重关上。他害怕乔，乔总是约束他，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犯人。他常常只渴望片刻的宁静，哪怕只是独自待一会儿，享受那短暂而难得的不被打扰的自由。
阿琼已经在大温哥华地区一家精神健康康复中心（Mental Health Rehab Centre）住了将近十个月，是这里唯一的“居民”。该中心隐匿在一条宁静的住宅街上，设在一栋普通民宅里，外观平凡，没有任何标志。然而，尽管外表不起眼，内部却实行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前院被改建成停车场，后院则被一圈茂密的灌木丛环绕，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野生黑莓藤在其中肆意蔓延，枝条带刺，不仅难以穿越，也让小动物望而却步。
在搬入康复中心之前，阿琼曾与父母和姐姐短暂地居住在素里市，这座位于大温哥华地区的城市，是印度裔移民聚集的主要社区之一。那段日子，他们一家刚刚从印度旁遮普邦迁居而来。尽管阿琼的母亲早已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但她年幼时便随家人返回旁遮普，此后多年生活于彼邦。她在那里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直至阿琼十五岁那年，一家人才最终决定移民加拿大，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然而，搬迁之后，这个四口之家中最年幼的阿琼，却成了最难以融入新生活的人。他像一缕飘忽不定的影子，在校园中默默穿行，无人留意。他不主动说话，也从不靠近别人，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他常常陷入沉默，眼神空洞，像是在聆听某种只有他能听见的低语——那声音遥远、模糊，却无比真实，缠绕着他，驱使着他。有时候，他会突然开口自言自语，说着旁人听不懂的话语；有时候，他会猛然抽打自己的嘴巴，动作凶狠，仿佛要将体内某个藏得极深的声音彻底驱赶出去。那个声音，别人听不见，却像噩梦一样，日夜追随着他，不肯放过。
在课堂上，他常常陷入恍惚，仿佛灵魂早已游离于教室之外。时常，一整节课他都一动不动，目光定格在窗外的某个模糊角落，仿佛那里隐藏着他唯一能理解的秘密。他的眼神空洞，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无关，只剩下他内心的沉默与孤独。那种静默深处，仿佛隐藏着无声的痛楚，让人不禁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最初，老师们只是感到困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沉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疑虑转化为焦虑，开始对他产生更多的担忧。最终，学校决定联系他的父母，委婉地建议他们尽快带阿琼去看精神科医生。
于是，父母带着阿琼拜访了几位不同的精神科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相同的问题。所有医生的诊断结果都一样：精神分裂症。
医生为他开了抗精神病药物，但阿琼常常抗拒服用。他抱怨药物让他反应迟钝、昏昏欲睡，甚至引发遗尿的尴尬症状。由于他频繁拒绝或不按时服药，精神状态日益恶化。他开始自残，偶尔攻击他人，摔砸物品，甚至在家人面前做出令人震惊的行为，比如自慰。最初，这些行为仅限于家中，但不久之后，他的失控开始蔓延到街头。他跑到大街上，拦车、咒骂，破坏公物。有一次，他站在公交站的玻璃亭前，一边踢打，一边摔砸，甚至当街小便，吓得路人纷纷躲避，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时，阿琼正仰天大喊，口中说些什么没人能听懂。他的喊叫，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喊，与现实格格不入。警方根据《精神健康法》（Mental Health Act）将他强行送往医院，实施了强制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阿琼的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医生表示，只要他按时、长期服药，精神状况就能保持平稳。一个月后，家人怀着一线希望将他接回家中，期待着一丝光明。然而，这份希望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便彻底破灭。阿琼依旧拒绝服药，行为再次失控，暴力与混乱再次降临。警方不得不再次介入，他又被送回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反复上演，每一次都让父母的心沉得更深。最终，父母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与疲惫，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了对他的照料，彻底放手。
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和安排下，阿琼被送入了现在所居住的精神康复中心。从那一天起，他的生活被一张详尽的时间表紧紧束缚：几点吃饭、几点服药、几点外出散步，每一项活动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从未过上如此规律的生活，但也从未感受过如此沉重的压迫感。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精确计算，每个动作都被框定在无形的规则中。这个精确的日程表像一道牢笼，将他的自由压缩至最小，却也让他深感无力挣脱。
在康复中心，每个清晨，阿琼都会被员工叫醒，按规矩服药。他并不喜欢这些药物，药物让他的思维迟钝，身体沉重，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然而，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员工总是静静地站在旁边，目光紧随其后，既不发一言，也不离开，直到亲眼见他把药吞下。如果他拒绝服药，等待他的将是被送回医院的命运。每天，他都在这道无形的考验中徘徊，感受到药物带来的压迫，也感受到无法挣脱的控制。
阿琼每次离开康复中心，都必须由员工全程陪同。他们会一起去公园散步、参加体育活动，或是去超市购物。然而，每次外出时，员工总会刻意引导他避开人群，因为他的行为往往无法预测且容易失控。曾有一次，他在街头突然解开裤子小便，另一次，他在公共场所摸了女性的胸部，甚至在超市里偷窃。这些不当行为让陪同的员工感到紧张和不安，时刻提心吊胆地监控着他的每一步。
阿琼在康复中心的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仿佛与沙发融为一体。他静静地待着，周围的世界仿佛与他无关。电视里播放着旁遮普语的节目，那些熟悉的语言带着他回到了一个他曾经熟悉的世界。旁遮普语是他的母语，是他与世界最初的对话。当他和员工用英语交流时，他能够应付，但每当他看英文节目时，那种语言上的阻隔便让他感到异常吃力。英语对他来说，并不像母语那般自然流畅，而是一种让人感到遥远的难题，像是跨越一条无法逾越的河流。
每当阿琼坐在电视前时，员工都会细心观察他。偶尔，他会对屏幕上的人物表现出强烈反应，仿佛那些影像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个脆弱的角落。有一次，他站着对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女人自慰，恰巧被一名女员工发现。她立刻加以制止，并提醒他这里是公共空间，这种行为不应出现。阿琼却毫不在意，固执地说精神科医生告诉他，自慰是正常的，女生也会自慰。员工耐心地解释道，虽然自慰本身是正常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何场合随意进行。客厅是公共区域，不是私人空间。阿琼点了点头，看似理解了，但他的眼神依旧迷离，仿佛这番话从未真正触及他的内心。
当无法独自外出时，阿琼常在康复中心后院踱步。他像一头困兽，一步、两步、三步，然后又退回原地。有时，他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神情中交织着虔诚与绝望；更多的时候，他低声呢喃，仿佛在与某个无形的神祇、幽魂，或是内心深处另一个自己低语。他偶尔会猛然狂吼，或突然扇自己耳光，像是在惩戒体内那个喋喋不休、不肯安静的声音。屋内的员工隔着窗户默默观察，记录下他每一个举动，并据此调整药物剂量。仿佛只要剂量足够，阿琼那紊乱纷扰的世界，便能稍稍归于平静。
每到周末，阿琼总会准时坐在客厅里，等待父母从城市的另一端赶来。他们总是带着家乡味道的食物，也带来一份又一份难以割舍的希望。通常会有一位会说旁遮普语的员工陪同，一方面帮他们克服语言的隔阂，另一方面也默默防范着可能爆发的家庭冲突。每次与父母相见，阿琼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他想回印度的家。而父母只是默默摇头，既不答应，也不解释。阿琼有时会愤怒地甩开他们，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客厅顷刻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母亲的泪水悄然滑落，哭声无形，却重如千钧；父亲紧锁眉头，面容在沉默中愈发憔悴。他们最终只能无言地离开康复中心，走进又一个没有答案的日子。
时间缓缓流逝。阿琼或许从未真正意识到，这间康复中心可能就是他此生的终点。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制度、药物，以及按部就班的员工。他的未来在哪里？对他而言，这早已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他不知道答案，也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负责治疗他的精神科医生。阿琼的今天与昨天没有区别，明天也不会有所不同。日复一日，他像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回廊中徘徊，每一步都在重复。然而，他仍活着。
让阿琼住进康复中心，每年需要花费超过一百万加元。这笔费用由省政府承担，换句话说，纳税人共同负担了这份沉重的开销。费用不仅包括康复中心的租金、全天候轮班员工的薪资与福利，还涵盖了阿琼的食宿支出，甚至专门为他配备的服务车辆以及他外出娱乐的开销。每一项都不容小觑，而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开销。每年，这一切都会如常重复，仿佛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无声地运转，背后却承载着巨大的代价。
阿琼的故事是一则关于无力挣扎与无法改变命运的悲剧。他的生命被困在精神病康复中心的无形监牢中，日复一日地度过，药物、规则与无尽的等待成为紧紧束缚他的枷锁。对于父母来说，送他进康复中心是无奈之举，充满痛惜与忧虑，却无力提供更多帮助。每次探访，阿琼总是重复“想回印度家”，而他们只能默默摇头，无法回应。这种无言的痛苦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深刻。社会也面临着如何应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困境，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平衡个体福祉与整体利益。阿琼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也引发了对社会制度、家庭支持与精神健康治疗体系的深刻反思，提醒我们在人性与制度之间找到平衡，真正为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
（草拟于2018年8月，修改于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