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在县城烈士公园玩耍时，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爬上烈士纪念高塔。那座塔约有二十多米高，是当时县城最高的建筑。我们很快钻进不到一米宽的塔心，两手抓着两边的铁扶手，向塔顶攀爬。不一会儿，我们便爬到了塔顶。我站在上面，双手抓住避雷针，大声叫喊，然后脱下棉袄，从塔顶扔下来，肆意狂欢了几分钟。随着一阵凉风吹来，我开始感到害怕，便紧紧抓住铁扶手，胆战心惊地开始沿塔中心往下爬。
当我爬到离地约三四米高的出口处，抱着塔边那个很大的火炬头准备往下滑时，才发现我的手实在太小，根本抱不住那个又大又滑的混凝土火炬头。忽然双手一滑，失去了控制，从塔上摔到地面，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周围围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和我一起爬塔的两个伙伴也在旁边。我摇了摇头，慢慢爬了起来，头脑一片空白，浑身无力。但令我惊异的是，我竟然没有任何骨折或外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仿佛老天在暗中庇佑我这个不懂事的顽童。
十二岁那年，我爬上一棵又高又粗的板栗树，在二三米高处的一根粗壮树叉上打板栗。高兴之余，我竟忘了自己还在树上，两手举着竹竿想去打远处的板栗，脚往前一伸，瞬间像块大石头般坠落下来。我立刻感到右臂剧烈疼痛，根本无法抬起，心中十分沮丧。才刚刚进入板栗园不久，就受了伤。母亲本就不让我去捡板栗，怕那里对孩子来说不安全。
我还是在板栗园里玩了大半天，回家后也没有把手臂受伤的事告诉父母，只是默默忍受疼痛。每天依旧照常玩耍，假装若无其事。几天后，一天游完泳回家的路上，我不断试着抬起右臂，突然“咯哒”一声，肩关节竟奇迹般地回到了原位，手臂也随之恢复了活动能力。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了轻微的恐高症，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恐高也愈发明显。长大后，每每回想这段愚昧的往事，我都感到十分惭愧，也为那顽童般的不幸中蕴藏的小小奇迹而感慨良多。
坏事有时是好事的开始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动荡的文革岁月中度过的——初中和高中加起来不过短短四年。这四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占据：挖防空洞、在学校种菜、下乡劳动……各种名目的活动接连不断，生活枯燥乏味，几乎没有真正的学习时间。
初中二年级时，省游泳队到我们县挑选运动员。凭着在游泳方面的一点小天赋，我曾两次几乎被选入省队。但命运再次与我开了个小玩笑——由于父亲被关在五七干校，家里的政治背景不合格，我便与专业运动员的生涯擦肩而过。当时我满心委屈。十几年后，我已在大学任教，偶遇几个当年和我一起被省游泳队看中的队友，他们仍在游泳队、水球队当专业运动员。其实，凭我自己的身体条件，是根本不可能达到顶尖运动水平的。这也许正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一次又一次错过走上专业运动员的道路。
1977年，随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那时的我已在一家街道企业做了三年工人。最初听说高考恢复，我因文化底子太差，毫无信心，并未打算参加。然而，临近考试还有两三个月时，看着身边的朋友们纷纷投入复习，我也渐渐动了心，匆忙借来几本中学课本，开始紧张备考。
报考那天，我正要出门，父亲叫住了我，小声叮嘱道：“你的运动成绩很好，报个体育专业肯定能考上。”原本我并未打算报考体育专业，但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便填报了一所体育类院校。果然，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全县三百多名体育考生中，我是少数几位被录取的人之一。
那一年，我们全县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仅有五十余名学生考上本科院校。而在我那几个好友中，我成了唯一一个走进大学校园的人。
我常常感叹，父亲对我的期待与盼望，竟在二十年后梦想成真。十六七岁那年，我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父亲却常对我说：“你要学英文，将来可以出国留学，去学计算机。”那时我只觉得父亲是在说天方夜谭——我怎么可能出国留学呢？我们家多年来一直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常受街道干部的挤压，我甚至连进工厂的工作都找不到。我的姐姐16岁知青下放农村了八年后才回到城里，到一所师范学校念书。
谁知到了三十多岁，我真的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留学之路；几年后，我获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之后又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几十年。
我由衷地感谢父亲在那个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智慧指引。当然，他并非有什么超凡的远见，那些关于美国和计算机的信息，也是从《参考消息》这类小报上读来的。但在那个七十年代的中国，能憧憬儿子将来出国、学计算机，实属罕见。正是这些看似平凡、却暗藏命运转折的选择，让我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命运馈赠，留校与姻缘奇遇
大学毕业那年，中国各级学校普遍缺乏师资，加之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格外抢手，我们那届一百四十多名毕业生中，只有十人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分配由学校统一安排，竞争异常激烈，许多学生的家长是军队或各级干部，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渠道。而我毫无背景，却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留校，这样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至今我仍感激命运的眷顾。
我27岁时仍是单身，而儿时的好友几乎都已成家，甚至有的已为人父。我的父母见我对此毫不上心，十分着急，想方设法托朋友、找亲戚为我介绍对象。后来，父亲终于联系上一位住在省城的远房亲戚，并多次嘱咐我前往拜访。正是通过这层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我认识了亲戚家一位朋友的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两人一见如故，从相识、恋爱到结婚，一切都顺利得出奇。我深深感受到“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奇妙，至今仍常常感叹。
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多年后回望，我特别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位贤妻。无论是我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还是在面对人生低谷时，太太始终坚定地支持我、鼓励我。可以说，她不仅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更是我人生转折中的重要助力。许多后来看似不可思议的巧遇与成就，都与她的陪伴和支持息息相关。
柳暗花明：护照换新，签证启航
1990年，我准备赴美留学，先后联系了几所学校，最终只有一所大学向我发出了入学通知书。随后，我前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却连续两次被拒，令我倍感失望与迷茫。就在此时，我的系主任邀请了美国一所大学的Dr. Anderson夫妇来校访问，目的是为其儿子安排留学事宜。恰巧，我的一位老同学正是Dr. Anderson的博士生。借着这次访问的机会，我主动上前自我介绍，并与他们愉快地交谈。当天晚上，我还专程前往他们下榻的宾馆拜访。由于系主任和他的儿子都不会讲英语，这让我获得了许多与安德森博士夫妇直接接触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多次陪同他们参观当地景点，还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Dr. Anderson对我印象极好，表示愿意为我安排一个助理研究员的职位。他回国后，很快寄来了新的入学通知书，并提供了半额奖学金。对于当时几近破灭的美国梦而言，这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当我第三次前往北京申请签证时，仍因资金不足、缺乏经济担保而再次被拒。得知这一情况后，Dr. Anderson再次为我寄来更新后的录取通知，并慷慨提供了全额奖学金，终于为我打开了通往美国留学的大门。
北京接连三次拒签，让我感觉赴美签证仿佛走入了死胡同。我一度无计可施，几乎要放弃“美国梦”。正当我陷入绝望之际，太太给出了一个建议：由于我的护照上已有三次拒签的不良记录，不如换一本新护照，再去广州申请签证。毕竟，当时广州的美国签证处成功率相对更高。
然而，换护照哪有那么容易？当初办理护照时就花了三四个月，盖了差不多二十个公章。市公安局户政科的科长明确表示，必须由原单位出具证明，才能重新办理。我们前后折腾了三个多月，还找了两位在省政府工作的熟人帮忙，结果却仍是“没门”。眼看美国大学春季开学的日期悄然临近，我的心情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就在这时，某天太太下班路上，恰巧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曾任公司电工的老高。多年未见，闲聊中自然少不了问长问短。不知怎么地，太太提到了我们为换护照所遇到的困难。老高立刻表示可以帮忙找关系解决。当晚，我和太太便带了些礼物前去拜访老高。原来，老高曾是省羽毛球队的运动员，他多年的好朋友正好是长沙市护政科科长的儿子。
第二天，老高就带着我的老护照去见了这位朋友。不到一个星期，新护照便顺利办下来了。更巧的是，帮我办理护照的这位女科长，正是我过去几次办证时打过交道的那位女士。真是朋友帮忙办事，好商量。
紧接着的第二周，我带着这本崭新的护照，加上一张由太太亲戚协助办理的广州企业工作证，奔赴广州美国签证处申请签证。那天，整个过程出奇地顺利。我正好遇到了一位口碑极佳的大胡子签证官，他只简单地问了一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美国？”我答：“十二月底以前。”两天后，我就收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签证。
我的美国梦，终于在坚持与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巧遇中，悄然开启了人生崭新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