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习压力和其他原因，在海外学习期间患精神病的几位老海归，以前讲述过。回国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精神失常的老海归太多了，无法做出精准统计有多少人，轻者患病，重者寻短。上周的一篇“黑马”博文中，说到遗传学家李景均和他老海归妹妹李芳兰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位留美遗传学家赵保国的遭遇。

赵保国，1918年出生于河北赵县，1948年留学美国，获印第安纳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1955年，自己从前的老师、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高尚荫邀请他回武大工作，赵保国接受邀请，偕同妻子一起回国。

50年代，中国遗传学全面倒向苏联李森科学派，否定西方的摩尔根学说，许多遗传学家受到打压，出现了李景均出走美国的“李景均事件”。尽管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乐天宇遭到应有的批判和惩罚，李森科学派仍在中国横行，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对留美回国的遗传学家鲍文奎、胡先骕等的学术迫害。许多遗传学家被迫在报纸上公开表态，检讨自己的错误，支持李森科学派。赵保国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回国，还掉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反右运动的漩涡。

刚回国，他哪儿懂中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他“大鸣大放”，八次发言，慷慨抨击李森科学说，认真阐述摩尔根理论。很快他进行的学术研究被批评为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为自己辩解，甚至跟苏联专家发生激烈争吵。他为人耿直，旧习不改，见到右派同事总是尊称王先生、李先生，更是遭到某些人的反感。

1958年校园里展开“拔白旗”运动，对赵保国的批判愈演愈烈。他发现自己很孤立，无法正常工作，开始消沉郁闷，刚回国时的挺胸抬头变成了低头哈腰，百思不解，最后精神失常。在实验室打碎了玻璃器皿，被扣上“破坏科研”的罪名，遭到关押。释放出来后，他在武汉大学呆不下去了，经亲人帮助，调到沈阳师范学院。文革期间，仍然稀里糊涂，胡说八道，还敢说伟大舵手的坏话，为刘少奇辩护，又让他身陷囹圄。

文革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是很差。1981年被调回武汉让他心情好些，有能力从事科研工作，写了一些有水平的论文和教材，带过研究生，1982年还出国参加过国际遗传学会议。

赵保国的身心始终没有完全恢复，逐渐不能支撑他做更多工作，于1987年因胃癌去世，年仅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