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在风中老去

对于西藏的未来，参与进中共与流亡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争论中去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中共或者是西藏的流亡者们都没有权利安排西藏未来的命运。因为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不管结局如何，西藏的未来只能是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决定。

第七章   漂泊的灯火（1）

1989年，流亡的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在离开西藏三十年后首次在国际上取得重大成功，也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某种突破。在随后几年里，达赖喇嘛通过对国际社会的不断努力，使得西藏问题受到了更多人们的关注。

达赖喇嘛的这些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令流亡者们和许多支持他的人们感到兴奋。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些努力可以迫使中共在国际社会压力下，重新考虑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他们感到西藏独立的曙光已经显现。流亡者们也许在不远的未来，就可以看到他们追求的目标实现。

但事与愿违，尽管中共在西藏的统治有着太多不人道和残酷的事实，但西藏在现代技术和思潮的冲击下，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社会世俗化已是不可避免，由此而产生的普通民众之内心变化，也使得西藏的未来很难被流亡者们所把握。也许有一天，西藏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改变它现在的地位和生存状态，但这结局能否符合流亡者们的期望则不得而知。

今天看来，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取得的那些成果相当有限。大多局限于一种民间和非官方的范畴。尽管从表面看来热闹非凡，但政治上取得的实质进展却很少。毕竟国际政治还是以实力和结果作为取舍标准，而纯粹道德的力量常常被隐而不见。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西藏并非简单改变统治者的问题。如果西藏独立后达赖喇嘛返回，那么和中共统治相比，给西藏人民能够带来什么？何况1959年前的西藏政权，无论在人权问题还是民主宪政等当今世界普世价值理念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口碑。假如在西藏实行民主宪政体制，那么在民主进程中，现在生活在西藏的民众是否会选择这些流亡者呢？

这是一个使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陷入困境的局面。今天在西藏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他们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的。但这个结果所发生的原因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这就是1959年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流亡。

今天大部分人都不会追问当年这种流亡的是非对错，更不会以此进行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一如1949年中国人面临的南渡北归之选择，尽管选择留下者后来的一生可谓毛骨悚然，但他们当时的选择一定是居于常识和理性，只是中共的毫无人性底线，完全超出了普通人常识认知和理性判断的范围，结局才会变得不可预知。当年奥斯维辛之于犹太人也是如此，走和留最终只是一种丢钱币决定的运气而已。

这一点对当时的达赖喇嘛也一样，如果在武力威胁面前不走，那么他是否如同今天的班禅喇嘛，在沉默中被中共慢慢屏蔽直到不复存在？所以，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强者的武力威胁下弱者的逃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这弱者是一个有义务为自己的人民承担责任的人呢？如果我们抛开道德评判标准，起码这流亡的后果就是使他和他的人民和土地分离。长达两代人的漫长分离，使西藏本土后来成长起来的人们，对这些流亡者变得陌生并逐渐失去信任，而与自己隔绝的人民和土地产生的变化，成为流亡者最终回归的障碍。

所以，面对超出常识和理性范围的中共，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悖论，而听从“神谕”也可以视为丢钱币的另一种方式，能够让人理解。

与达赖喇嘛有相同境遇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他在以色列的围追堵杀之中仍然坚持和他的人民在一起，即使被坦克围困在阿马安拉达三年之久也没能迫使他流亡，除了他知道一旦流亡，要不了多少年，他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就会有新生的政治领袖取而代之。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阿拉法特面对的是一个有人性底线的对手，因此一切选择都可以在常识和理性范围之内进行。

达赖喇嘛的流亡使他在今天时过境迁的西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感召力，西藏的大多数人们对他的敬意仅仅只是一种宗教信仰情感。人们已经习惯了世俗功利不用依赖宗教的庇护就能取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共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使宗教的功能受到限制，人们只被允许从中获得些许的精神平静。毕竟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停留在时间之外，指望着半个世纪以前离开他们的统治者再给他们带来解放的福音。

而那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在Internet上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同时现代技术给他们带来了父辈们从未见过的西方文化和新的观念，他们已经对喇嘛们陈旧的政治诉求不感兴趣。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全球化给西藏未来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这些新生代来说主要是技术带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至于政治和民族在他们关心的问题中已不再占据首位。

西方的领导人深知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予达赖喇嘛的声援，多是道义的而少有实质或政治上的。就如同美国在打败了阿富汗的塔利班之后恢复其政权那样，现实中民众的选择决定一切，过去的流亡者并不是首选的目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