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新冠病毒刚出现和尚未有明确命名的时候，我就提出应该将这种病毒命名为武汉病毒。我们当时在华大讨论时就是直接称这个病毒为武汉病毒，我几乎告诉任何人自己就是来自武汉，父母和家人都在武汉被隔离, 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地被歧视。
我的理由完全出于医学上的命名传统，在病毒学史上，以地名命名的例子非常普遍，例如圣路易斯脑炎病毒（St. Louis encephalitis virus)、马堡病毒（Marburg virus）、Zika virus,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等。比较准确的学名应该叫武汉冠状病毒（Wuhan Coronavirus), 简称武汉病毒。许多疾病的命名方式，都是根据首次暴发或被发现的地区来确定的。
我当时几乎没有考虑政治因素，而是基于医学命名的原则。事实上，如果中国政府或者石正丽团队在最初发表论文时就采用“武汉冠状病毒”这一命名，那么事情可能会简单得多。
短期内这种命名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反弹，在人身安全上会对中国人或海外华裔造成一些不适或伤害，但是这种影响终究是短暂的。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当初病毒就被命名为武汉病毒，那么武汉这个名字反而会成为人类抗击灾难和面对疫情的历史象征。
从历史的长远视野来看，武汉应该被永久性的记住。记住它在灾难面前的抗争与牺牲，也记住它在新冠疫情史上的重要地位。那将使武汉这个城市及其文化符号，像黄鹤楼、东湖或长江，与人类公共卫生史紧密相连，为世人所铭记。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荣誉，而非耻辱，当然武汉也将会是为世界提供经验与教训的地方。
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石正丽团队，当时都缺乏这种历史眼光与命名的勇气。他们太担心政治后果了，错过了让“武汉”在全球公共卫生史上留下正面印迹的机会。所谓污名化只是暂时的，历史价值则是无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证明我当时判断的前瞻性。
我们可以反向看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避免“污名化”，采用了极为拗口的官方命名：疾病称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病毒称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这两个名字既不直观，又彼此不对应，连医学院的学生都不容易记住。只有病毒学家记得住，免疫学家都经常弄错，苦了那些考Board的医学生。
这种政治正确的命名反而带来了历史叙事的空白，人们只记得“新冠疫情”，却忘了它的起点在哪里。美国和世界都因此失去了一个原本可以让武汉成为全球记忆象征的机会，这正是一次因为缺乏胆识与远见而留下的巨大遗憾。
《命名“武汉冠状病毒”是文化自信》
今晨读了方方在疫情前写武汉的散文，题目是《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在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武汉》。这是我读到的写武汉最美的文字，方方不愧为老武汉。我写过武汉人，看方方这文字才知自己原来是个乡里人，写不出这样的武汉随笔。
历史上，武汉一直没有汉口、武昌甚至汉阳有名，因为命名的时间不长。武汉这次灾难深重，天灾人祸并存，真是应该以比较正式的方式给武汉一些尊重。我在第一时间就仿SARS的命名将武汉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综合症称为WARS。这W就是Wuhan, 其他与SARS相同，属于急性呼吸综合症。当时这样写出来，也是为了给在英语说得最不好的西方大国法国留过学的石正丽参考，但是她根本没有听我的。
我们应该直接称“武汉病毒”，我在博文中永远称为“武汉冠状病毒”，地名加上病毒的分类，正好符合惯例。我是实在弄不明白，武汉人自己遭遇的病毒，不能称为武汉病毒。读石正丽和乔治高呼吁按以前错的框架以英文组合重新命名新病毒，我觉得他们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在争什么话语权吗？摆在面前的机会都不知道珍惜。
武汉冠状病毒代表着这段厚重的历史，武汉的痛苦会随时间抹去，商贸也会恢复。正规命名中拥有Wuhan对武汉是个莫大的宣传效应，也让我们永远记住武汉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科学上也值得肯定，病毒源于武汉，武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武汉人民最终战胜了它。中国人名和城市鲜少在人类医学史上有地位，这次是有目共睹地对人类抗战病魔的贡献，如今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动物源性的病毒。
不命名为“武汉冠状病毒”是因为中国人的内心不够强大，像中国人或华裔不愿意把房子买在墓地附近那样。洋人才无所谓呢，最为安静和安全的墓地里都是去世的人，他们丧失了在深夜三点拿枪入侵你家的能力。朋友的这句：“老大不是说了吗，要文化自信的”，才提醒我更改了本文的题目。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从而与全球接轨。
以地名命名病毒太常见了，病死率更高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那Ebola来自Ebony。Ebony是美国黑人喜欢用作杂志或组织名称的英文字，为乌黑的意思。Ebola正是非洲刚果的一条河，而同属冠状病毒的MERS更是中东呼吸病毒。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真应该改一改了。况且在人类医学的职业道德准则里，病人不需因自己的疾病而自悲，医学界也不允许道德绑架病人患了什么疾病。
疾病的产生与发展是个自然的过程，一种客观地存在，让人们通过时间和地点记住这段历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能因为冠状病毒让有些当权者觉得不光彩，或暂时影响些经济收益，而拒绝承认“武汉病毒”的存在。医学上有St. Louis Encephalitis (圣路易斯脑炎），我们圣路易斯人乐观其成。我们也知道那位命名Alzheimer’s 病的德国精神与病理学家一点都不痴呆。
这是我写给我们系的著名病毒学家的邮件，希望能帮助到他的新课题：
I heard that your lab got the new Coronavirus which caused the pandemic in Wuhan, China as you knew it is sort of my hometown where I spent high school and medical school.
（我听说你的实验室最近得到了新冠状病毒，它在中国武汉造成了大流行。你已经知道武汉也算是我的故乡，我的高中和医学院是在那里度过的）
If you are interested, we would like to supply you with those complement knockouts for supporting your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infections. I now have strains of the KOs for C3, C4, FB, FD, Properdin, and Cr2 which I can transfer them to you periodically.
（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会乐意提供给你那些补体蛋白的基因踢除老鼠，以支持你分析该病毒感染的致病机制。我现在拥有C3, C4, FB, FD, Properdin和Cr2的缺失老鼠，可以分批转送给你）
I talked with John briefly this afternoon and we all believed thi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project to do because innate immunity sh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virus early on.
（我今天下午与约翰有过简短的交谈，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兴趣和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固有免疫系统对早期病毒的感染非常重要）
我在这里暂时称他为麦可教授，这位美国屈指可数的新生代病毒免疫学家迅速回我邮件：“Possible but not sure…Supposedly SARS-CoV-2 (Wuhan virus) requires a human ACE2 receptor” （可能但是也不确定。。。我们猜测SARS-CoV-2（武汉病毒）需要利用人的ACE2受体）。看见他使用的“武汉病毒”了吧？多么简单明了。Wuhan是所有人都能发音的拼音，不像Xi’an或Chongqing等难发音的中国重要城市。
麦克教授的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停顿的时候，三十人左右的实验室日夜都有人在工作，可能深夜会有几小时沒人干活的时间。这几天就看见他们有人拿到感染老鼠的黄袋子在电梯里出现，应该是已经开始做冠状病毒的实验了。
麦可教授的经历也很特别，本科在哥大读的政治科学，然后哈佛医学和科学双博士，在粘附分子的世界巨星Tim Springer实验室（那里故事特多，在此省略)做的论文, 麦可教授的住院医和博后是在西海岸的UCSF和伯克利做的。他在二十多年前入华大时，我们就预测他将会做得很好，他是属于既聪明又勤奋的人。果然几年前成为美国医学院院士，现在他们做的热门课题，Cell会找上门来向他们约稿，而不是他们的投稿。
我们有好多机会谈论科学，但是让麦可教授谈自己的人生选择，则是在Santa Fe的会议期间实现的。当时在一个小的会议室里，组委员安排了受邀嘉宾与听众见面的绝好机会, 这样我可以频繁提问，当时面对的是大量的欧洲学生与博后。开始谈到，华大在几年前允许他完全不上临床，全心在实验室里。麦可教授说，从大学本科的政治科学转向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并不难，因为医预科就那么几门课，这与前华大教授Andrey Shaw的说法是一样的，Andrey读医学院前的本科在哥大好像是学的音乐。美国教育的特点就是相当地灵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美国的英才辈出。
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海归的同济医院朱珉教授，战斗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的一线。朱教授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位教授牺牲了 还有一位危在旦夕[流泪] ”，“武汉全是一代 二代感染者 ，毒力强，重症多。我们医院是重中之重，ICU死亡率极高。”。他是胸外科教授，这是对前线最真实的描述，他做研究的华大胸外科以参与开创人类肺移植而享誉世界学术界。写于2020年02月22日。
武汉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武汉的医疗资源其实是相当丰富的。武汉拥有两所知名的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医学院，同济医院和武汉协和医院是全国一流和中南地区最好的两所医院。同济群里校友告诉过我，协和医院的宿舍区只离华南海鲜市场步行距离，可能只有百米或几百米远。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中，它们的贡献都显得苍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济还拥有全国排名第一的公共卫生学院，理应在公共卫生应对上经验丰富，但他们的表现也不突出。
当时社会上出现不少抱怨，认为中国的专家只会发表论文，却对实际防疫工作帮助不大。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对流行性病毒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基础与应用必须并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对疫情资源的管控是北京方面主导的。据武汉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许多事务并非他们地方所能决定，必须听从北京的指令。北京和上海掌握了关键的决策权，武汉方面主要是负责配合，将样本送往北京和上海。
这也导致了最早的重要科研成果出现在北京和上海，例如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最早是由上海复旦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张永振团队完成的。据说他们是与武汉的医院签订了协议，标品送上海后张永振在几十小时就通过高通测序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他们非常大胆地将测序结果分享给了澳大利亚的病毒学家，从而使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得以在美国NIH的NCBI数据库上公开。
这是全球防疫中的一个关键事件，与2003年SARS初期中国科学家误认为病原体是支原体的混乱不同。这次中国的科学家迅速确认了病原体的基因序列，这对全球的疫苗研发和诊断试剂制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与此同时，乔治高团队在北京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开展了流行病学研究，确认病毒不仅存在于华南海鲜市场，也可在其他地区发现。若没有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的那篇Nature论文，武汉的科研贡献将显得更加有限。石正丽的研究工作扎实，涵盖病原、测序、免疫反应等多个方面，是当时极为重要的科学成果。
从这一系列表现也能看出，所谓海归科学家内部也存在层次之分。以乔治高为例，他在包括英国和美国的求学以及随后的学术人生并不顺利，未能获得Assistant Professor岗位，他是被迫回国后才成为大牌的。这样的经历反映出中国与国际学术体系之间的落差，也奠定了中国疾控中心在这场疫情中的部分决策失误，他们的学术水准确实欠佳。
这一切共同造成了人们常提的那句讽刺语句：“中国官员腐败，中国科学家没有担当，中国老百姓怕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折射出文化的深层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冠防疫最终只能是任由某人的折腾。
《京城专家为何掌控武汉冠状病毒的防治？》
武汉疫情缓解后，现在开始问责，矛头直指访汉的京城专家组，对此我一点都不反对。中疾控主任乔治高和他的幕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掌控国家疾控中心，武汉几千条生命的失去多少与他们的职业操守相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全国甩锅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最后只能拿些湖北的诸侯当替罪羊。
这帖反映的事实是，湖北官员也就是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准，很多人在聚光灯下都会如此：“最近很多领导及朋友问我: 印象中你们湖北人都很聪明，怎么当地全是些傻逼官员？在此我郑重声明:答非所问的蒋超良书记，是湖南人，反复更正口罩产量的王晓东省长，是江西人，假话连篇的马国强书记，是河北人，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是重庆人，罢免的F4没有一个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背这个锅！[Grin]”
我在武汉读医学院时，我们同济是不会把北京的什么朝阳医院的专家当回事的，因为我们肯定比他们强很多。即使现在，我的消息源也告诉我：当武汉同济的医学教授与京城专家讨论新冠的临床诊疗时，也不觉得他们的水准更高。武汉的同济与协和医院是中南地区最好的三甲医院，也是在全国拥有声誉的临床医学中心。你说疾控方面听京城专家的统筹可以理解，具体治病也听他们的，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但是京城专家们现在为什么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呢？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变了，那些大佬们给了这些专家指点江山的权力。
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武汉协和医院在2020年1月18日的正式公告中，还在说“尚无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可防可控可治”。医院的技术官僚有错，但是他们不是最大的责任方，最大的责任方是让武汉的医护人员和他们的管理者不能说真话的京城人或机构，大家别捡软柿子捏。他们的影响与条规让武汉医院的前线医生必须签保密协定，也执行训诫八名医生，或置天朝CDC的可能汇报于不顾。武汉协和医院在1月11日就有医护人员感染，他们难道不知道人传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需要学医都知道人传人，他们心里明白，但是院方让他们不能说。这样便开始了层层撒谎的程序，因为院领导要保乌纱帽，医院领导不是为自己的职工负责，而是向他们的领导示好。
情况有多么严重呢？钟南山在1月20日称可以人传人，我的1月18日的文章传递了武汉感染人数可能达1723人的信息后，我那善良的母亲不以为然，感叹自己养了一个不爱国的儿子。
Two points contributed to this tragedy: 1. Highly concentrated power; 2. Suppress free speech。（当时不便使用中文说出的话：“导致这场悲剧的两个原因是：1. 权力过于集中；2. 言论自由受到压制”）。这才是从这次疫情中需要反思的东西，现在即使不到四十岁的朋友都对我说，他们年轻时的说话环境是相当开放的。
最近有篇文章报道，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希望这次疫情能给我们带来些文化层面的启蒙，我还以为刘道玉要谈法国启蒙运动那般的启蒙，看完才知道是“共用公筷”之类的启蒙。不是他水准比较低，而是他只能点到为止。好在他当校长时的武大留美学子这样告诉我：“他私下在我班的聚会时可讲的不是“公筷”启蒙这种低级的东西。前几天“人日”向他约稿，也不知道老先生写的东西被接受了没有？是否改得面目全非了”
让我用我以前文章中的句子来结束此文：“如果这次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从此有所长劲，那就是需要营造让人们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只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与实话的环境”。
武汉协和医院发生医护人员感染的时间是2020年1月11日。六家武汉的医院发生医务感染的时间比协和医院早，武汉第一医院更是早在2019年的12月27日。写于2020年02月27日
这篇文章主要记录了我与阿肯森教授关于新冠治疗与处理原则的讨论，重点围绕病理机制展开。
虽然当时很多现象还不够明朗，但我们已经推测，后来也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实，新冠真正导致死亡的原因并不是病毒本身的直接破坏，也不是病毒像细菌那样释放什么毒素，而是由于患者体内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这样导致了严重的组织损伤。
因此我们当时就重点讨论了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问题，包括何时使用以及使用哪些药物。因为在病毒感染的早期阶段，免疫系统正是抵御病毒的关键力量，此时不应使用免疫抑制剂。但在随后感染持续后，通常在一个月以后，当病情由病毒繁殖转向过度的免疫反应时，激素等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阿肯森教授是一位风湿病学家，对激素的使用相当熟悉，毕竟激素是最常见的免疫抑制剂，他一辈子都在使用糖皮质激素。我们围绕激素与其他免疫抑制剂的区别、适用时机、剂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阿肯森有个很值得尊敬的品质，我也从他身上学到这些：当他遇到自己不确定或懂的问题时，他总会去主动请教别人，他从来不会不懂装懂。这些是阿肯森的口头语：“我不懂“，“我从没听说过”，“我不熟这方面”。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型免疫抑制剂，例如细胞因子抑制剂和信号传导阻滞剂等，他并不完全熟悉，所以请我去咨询华大在肺移植与抗排斥治疗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我把他们的意见整理后，也写入到文章中。
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十万火急，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类观点，只希望能对中国的临床治疗有所帮助。在临床一线，同济医院的赵建平主任的水准很高，我与阿肯森讨论时也传达了赵主任的观点，当时令我们都印象非常深刻。
《与美国院士讨论冠状病毒的发病机理与治疗》
前言：这是我和John Atkinson讨论武汉冠状病毒防控的第二篇文章，他知道武汉是我的故乡，家中五口正隔离在武汉家中。感谢他抽时间出来咨询中国的医学界，希望此文可供国内医生同行参考，John所拥有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永远是我为人处事的榜样。透露点底料，他在公司咨询委员会的价码是相当可观的，感谢John的付出，虽然他不懂中文。
我今天又与阿肯森教授坐下来谈了好长时间，关于武汉肺炎的机制与处理原则。他是风湿免疫领域的专家，也曾担任过在美国长期名列前茅的华大内科学系的主任，所以用激素或NSAIDS是他的专长。但是他这次远没有上次关于输血浆治疗那么肯定，因为大家都面临挑战。
关于免疫抑制与潜在性病毒增殖这对矛盾体的挑战，我首先向阿肯森介绍了武汉同济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建平的观点，那就是应用激素的窗口十分重要，当病毒仍然活跃时激素应该慎用，当病毒清除后应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此阿肯森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加了些意见，具体临床医生应该考虑选择除激素之外的其他免疫抑制剂，向你们发誓我沒提会让他晕过去的中医。因为激素对有些炎症没有疗效，他随口说出了好多的疾病选择，哪些有效，哪些效果不佳，比方说激素对间质性肺炎无效，对与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的肺部炎症有效。可能是存在共同的抗原族，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会得间质性肺炎，这时激素治疗的效果有限。他把激素在肺炎中的应用，类比于肺移植后将病人转给呼吸内科与ICU的临床处理，呼吸内科医生会常规处理排斥反应与机体修复的关系，他们使用激素等免疫抑制剂时考虑保护器官修复功能的经验可以借用。
我遵照阿肯森的建议去找华大呼吸内科专攻肺移植的专家谈，他们面临的挑战是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该主治医生随手写出他们的三联用药：激素Prednisone、Calcineurin抑制剂Cyclosporine or Tacrolimus 和抗细胞增殖的药物Mycophenolate。他始终不明白阿肯森所说的修复（repair) 在移植中指的什么，后来我们才明白是指排斥反应得到控制后器官功能的恢复。这位肺科主治医师也强调在移植病人合并淋巴瘤或感染的情况下，他们会慎用免疫抑制剂，这或许是为什么急性感染是肺移植的绝对禁忌症的原因。我们知道武汉冠状病毒感染患者面对CD4+淋巴细胞很低的挑战，有项疗效指标就是淋巴细胞的回升。冠状病毒攻击T细胞的程度几乎让人想到了艾滋病毒，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使用免疫抑制剂会使病人面对继发感染时雪上加霜。这正是我在国内担任感染科主任的同班同学的担忧，可惜我认识的华大杰出感染病学家已经好多年不做临床了，不然可以咨询他。
谈及同济法医教授刘良团队在尸检中发现的大量粘液，阿肯森教授和我都知道炎性细胞因子能促进粘液的产生，具体与粘液形成相关的重要细胞因子是IL-13。其实粘液是具有免疫功能的, 机械性阻止病原的扩散是可以想象的，它们应该能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就像补体裂解产物吸附在病菌后能通过opsonization (中文翻译为调理功能), 以加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一样。适当粘液产生能加强免疫，太多则堵气道，严重影响肺泡末端的血氧交换，这里同济刘良教授担心给氧气可能推粘液到肺泡末端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肺里粘液的形成，可看我朋友（Yong Zhang and DailingMao)的Journal of Immunology 文章的一张图，那红的染色就是病毒感染后肺里产生粘液的Goblet cell metaplasia（杯状细胞化生），标志物为粘液蛋白Muc5ac。在重要免疫信号传导分子缺陷（Stat1-/-)的晚期病毒哮喘模型中，Muc5ac特异性染色的杯状细胞大量增加，成排地代替了正常肺的上皮细胞！
与做肺免疫学的教授讨论时，令我印象最深的结论是他说的这句话：没有粘液，病毒感染更疯狂，这是粘液的保护作用，但是粘液多了则会堵气道。这个结论是可以指导现在冠状病毒的治疗的，对这个度的掌握具有哲学意义，也说明临床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超过科学。杯状细胞是从哪里分化来的，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它们可能来自肺上皮层底部的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基底细胞（Basal cells)。估计是肺源性的，虽然肠道里也有，是否有干细胞参与也不清楚。什么环境使杯状细胞化生而填充在上皮层，这些都不明了，因为正常情况Muc5ac阳性的杯状细胞很少。刘良团队的人告诉我，他们在尸检中没有发现杯状细胞化生，这个结果令我们惊奇，因为杯状细胞似乎是粘液的主要来源，虽然也有腺体也能分泌。
当然动物的疾病模型与病人是不同的，我们对冠状病毒患者肺中大量粘液的来源和实质现在不清楚，需要进行生化研究去检测粘液的成分，包括到底是粘液还是其他的细胞渗出物，粘液也可在肺实质的腔中检测到，短时间内找到融化粘液的途经恐怕比较难。
另外我和阿肯森教授讨论了病毒诱发持续免疫攻击的可能机制。在病毒入侵后，免疫系统是全力以赴的，十分有效，免疫细胞特别是中性、巨噬和淋巴细胞直接参与，补体会在瞬间活化，几分钟内百万的补体拷贝会沉淀在感染病毒的细胞膜上。在病毒与免疫系统的互战中，会有对正常组织的误伤。病毒的直接攻击和病毒本身在繁殖过程中都会损伤正常组织，这时候就会使大量的组织结构曝露给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以前对这些抗原是耐受而无反应的，这样就使免疫系统将自身机体作为异物而打击，虽是误伤，但是也致命。当免疫系统自身的刹车系统对强烈的免疫反应已经怀水车薪的时候，就需要医生实施各类的免疫抑制治疗。
像阿肯森这样在临床和基础都做到杰出程度的医生科学家，在美国也只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MGH、Hopkins、UCSF或杜克等医学中心才会有，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能出现如此优秀的临床科学家。以阿肯森的例子，近20年的HHMI研究员，几十年前就是美国院士，他在基础免疫领域做出根本性发现的同时每年进入美国最佳医生的榜单。阿肯森拥有一本类似红宝书的砖厚的复印材料，天天放在他那表面已经很旧的皮夹子里，那就是他的几十页的履历表。实质上就是他发表的五百篇左右的原始论文、评论与书的章节和会议摘要。他在谈话时不时引经据点，少不了去找那些文章里记录的自己曾经做过的实验，那里不乏Nature、Cell、PNAS和JCI。很久以前，当我们讨论文章投稿杂志的选择时，谈到由纽约Old-boys控制的J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他随口说出“我在那里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当时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我经常说他是可以玩蛋白质结构域的杰出医生，他的关于CR1结构的文章确实发表在Cell上。
我得知的武汉冠状病毒的尸检结果，武汉肺炎病人的晚期，侵入炎症细胞不是以淋巴细胞为主体的，也不是中性颗，具体是什么你们猜吧，我不能透露。我做过仙台病毒诱导的肺炎症，在补体缺陷老鼠中，存在大量这种以B淋巴细胞为主体的淋巴滤泡。有位临床Fellow应用各种标志抗体帮我做过系列染色，结果他去密苏里乡下做专科医生赚大钱去了，留下这些让我头疼的Data。我们没有发表，我只是在会上做过口头报告，因为意义不明，也找不出解释的原因。但是华大的另外一组，在TB感染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大量类似生发中心的滤泡结构形成。这些在学术上称为TLF (Tertiary lymphoid follicles）中的淋巴细胞去那里干什么的？分泌抗体的能力有多强？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
这是我回答资深校友要求评价这则新闻的文字，具体告示可见此段落之后。补体C3a和C5a的结构同源，功能也类似。为酶从补体C3和C5分子上切割下来的小多肽，只有10-15 kDa。C5a是比C3a更强的趋化因子，也就是吸引免疫细胞到炎症部位参加战斗的功能。C5被酶切割成C5a和C5b, C5b沉淀在细胞膜上形成补体攻膜单位，可将细胞迅速裂解，而C5a则拥有生物活性，size doesn’t matter here[呲牙]。C5a和C3a还是重要的过敏毒素，anaphylatoxin, 会使血管通透性增加, 导致类似休克的症状。因为它的属于GCPR的C5a受体分布非常广泛，它与其受体结合后的生物效应也广谱，总体功能是加强不需要抗原诱导的innate immunity反应。C5a抑制剂适用于病毒清除后的中晚期，需要免疫系统抗病毒时千万不要用。
我对国内抗体制备工艺一直存疑，这么快就上临床尤其值得我担心，除非他们的这抗体是从外面“弄”来的。果然国内朋友告诉我：“刚好了解一点，这个C5a是引进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德国公司的技术，国外在2b临床过程中，为其他适应症做的。此国内公司拥有德国公司在中国的全部代理权”。我猜得蛮准的。写于2020年02月29 日。
这两篇文章写的是我在同济的同班同学和室友江学庆主任去世的消息。因为内容相关，所以我将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江学庆是疫情期间我们所认识的或者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人中，第一个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当时是2020年2月中旬，消息传来令人震惊。如今五年已经过去，我们衷心希望江学庆的家人都平安。
关于江学庆的感染与去世，我写过不止这两篇文章，还有一篇后来被迫下架。因为当时迫于国内的压力，现在也有好多背景故事不便多说。
当时在同学群里流传着一段记录他感染状况的CT动态视频，我没有转发。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学过医学的人都能看出病情的严重性，他的双侧肺都被渗出物覆盖，甚至连心脏的轮廓都几乎看不清楚了。那就是所谓的“白肺”，意味着极为严重的炎症反应和广泛的组织浸润。
因为他是国家劳动模范，国家对他的病情非常重视，当时的舆论压力也大。他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所有治疗手段都用上了，医生们一直希望看到肺部炎症能够吸收，但是最终未能如愿。
我们也给阿肯森和华大感染科的医生朋友看过那段CT影像，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直接。有人说：“He has inhaled a heck of virus.”（他吸入了大量病毒），接着他们说的第二或第三句话几乎一致：“He cannot survive.” 或 “He will die.” ，当时我们就感到江学庆是凶多吉少。
可以这样说，江学庆是中国在封锁疫情信息过程中最具悲剧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只是江学庆沒有李文亮那样被训戒而带有英雄色彩，他的感染发生在钟南山在央视节目上承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前。
江学庆曾经在美国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进修三年。我们班当时有一位同学在贝勒担任Assistant Professor，通过导师的经费支持，江学庆拥有机会来美国进修。江学庆也曾与我电话讨论过是否留在美国的问题, 作为临床医生, 他觉得在美国的发展空间有限，最终还是选择回国行医。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灾难，如果当时我能劝他留在美国，肯定能保住一条命，女儿也能在美国平安成长。
回国后，江学庆在我们曾经实习过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起初是从事的普通外科，后来转入甲状腺与乳腺外科并且担任主任。在我们读医学院的裘法祖外科体系中，甲乳外科属于普外范畴，江学庆拥有扎实的基础，因此工作出色。他很快在武汉声名渐起，病人众多。
根据随后的媒体报道，就是在汉口地区病毒广泛传播之时，中心医院的领导仍然规定医生不能戴口罩。江学庆的门诊常常人满为患，他又喜欢与病人交流，不知不觉中吸入了大量病毒。
江学庆感染的是毒性最强的野生型毒株，病死率高达18%。从CT影像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其顽强的人，免疫反应非常强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太强，反而加剧了自身的炎症损伤。如果他有某种轻微免疫缺陷，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
江学庆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国内很有知名度。我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宿舍的合影照片也随之流传。一些国内记者希望转载那张照片或采访我，但是我都一概婉拒，没有授权任何媒体使用那张合影。
《我的同济室友江学庆主任因冠状病毒殉职》
我的同班同学，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和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冠状病毒感染刚刚去世。他十分顽强地与病毒搏斗，专家全力以赴抢救了超过40天，仍然回天无力，R. I. P. [流泪]。
他在工作岗位上感染的武汉冠状病毒，病情的初始阶段就发展迅猛，几天就是俗称的“白肺”，他是于1月17日住院治疗的。经各方专家的抢救，该使用的手段都用上了，ECMO使用了超过30天，仍然未见肺部炎症吸收，美国普林斯顿毕业生发明的ECMO也救不回我的老同学。昨天江学庆的血压突然下降，可能系继发感染难以控制，血液在机器和管道中太久了，造成败血症休克，也可能DIC，虽然试过不少抗生素。大家知道新冠感染呈现严重的免疫缺陷状态，尤其是CD4+淋巴细胞奇低，其分子机理不明，这样使我同学很难抵抗各类机会性感染。
在最后的日子里经其他老同学建议，我们邀请江学庆的女儿入我们的大班群，让各位同学专家们讨论她父亲的病情，所以我们知道病情发展，也有思想准备。我在一个月前在第一时间得知他感染冠状病毒的震惊消息后，曾经写过文章。江学庆的女儿这样通知我们噩耗：“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给予我爸爸和我这么多的关心和帮助，我爸爸刚刚还是没能挺过来，感染太严重，每十分钟一只肾上腺素才勉强维持血压，他走了也是解脱，再次谢谢大家”
江学庆是美国海归，在著名的贝勒医学院进修后，返武汉行医的。他在休斯顿时我们还通过电话，他喜欢做手术，我则对临床行医敬而远之。我们不仅是室友，在二医院实习也在一起。他曾经因精湛的医术而赢得过国家级别的嘉奖，他是病人心中的“暖男医生”。愿老同学一路走好，八位当年的同济室友中少了一位，他离开的太早，以足球运动员之体魄[流泪][流泪][流泪]。
因为他长期脱不了ECMO机器，前段时间甚至还传他可能成为植物人的悲观预测。现在愿他在天堂安息，天堂没有病毒、没有感染、更没有谎言。这是我写给江学庆女儿的留言：“刚睡觉醒，痛失室友[流泪][流泪][流泪][流泪]。音容笑貌，还有那红钢城普通话，再也回不来了[流泪][流泪][流泪]。你和妈妈尽了力，节哀和保重”
同班同学写的江学庆简介：“江学庆校友，祖籍湖北洪湖，在武汉市一冶长大，家住红钢城八大家，81级同济2大班，毕业后进入武汉市二医院外科，2005-2008在贝勒医学院博后。身前担任甲乳外科主任，大概1月17号出现症状当天住院。”
江学庆主任于2018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好医生的奖励。
当年是情同手足的室友合影。江学庆前排左一，老许是后排右一，我是后排右二。[流泪][流泪][流泪]。2020年02月29日
《解读方方关于江学庆殉职冠状病毒的悲哀故事》
几位读了我的题为《我的同济室友江学庆主任因冠状病毒殉职》新博文的读者，都有关于江学庆是怎么感染冠状病毒的疑问，他只是个甲乳外科主任，应该不怎么接触病毒。读者还摘录了附在后面的作家方方的难言文字，似乎里面有很多故事，读者请求我回答。我虽人在美国，但是密切关注此疫情之发展，写出了超过20篇的文章报道武汉疫情，也请美国院士为国内献策。没有什么大道理讲，只希望家里人能够尽早出门享受阳光。我现给出些对方方所言悲哀故事的分析，让大家自己去得结论。
江学庆的感染发生在钟南山在央视明确说可以人传人之前，确切信息为江学庆是1月17日住院的，感染会更早，而钟南山说人传人是1月20日。这里的悲剧是武汉的医生早知道人传人，但是不允许说，钟南山访问武汉时大家希望通过他的口说出来。他确实说了很多人都知道的大实话，本来是很普通的行为，但是这次是功德无量。这说明了二个方面的问题，涉及上面的规则和当地医生的胆量。
这里一个重要的责任方是所在地武汉的医院领导，并不仅仅是江学庆的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是仅次于金银潭医院感染患者最多的医院，但是他们可能是医务人员感染最惨的医院，他们的院领导在保护医护人员时欠周到。写到这里想到我们以前回国，专门偷偷跑回二医院看过，那些我们实习的楼几乎全推倒重建了，非常壮观。我们都知道，因为职业素养传染科、呼吸内科和ICU的自我保护意识要强很多，这次也证实他们的感染率远低于其他科室。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的高感染率的出现应该主要是院方的责任，你们害怕对公众说人传人，那是你们的辩词，但是从12月8日至1月20日你们沒有在院内保护好自己的员工，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去世的江学庆和同济器官移植教授林正斌都是外科医生，李文亮为眼科医生，他们都沒有保护好，因为沒有预料到会感染。我太太也说，像我这种大大咧咧不在乎的人很容易得冠状病毒。至于是他们自己没有保护好，还是院方希望他们不要戴口罩以免造成恐慌，这个只有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小心下结论了。
全国大概有3000多医护感染，23位去世，不是简单说说就完了的。下面转李文亮和江学庆所在医院之惨烈的描述，这些文字为他们医院的人写的，必须声明我没有核实：“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之一。目前超过200名职工感染，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不胜枚举。一次又一次惊恐，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我们心里清楚他们每一个中招的人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
资深文学城网友在我博文后的留言：“我刚刚在读方方3月1日日记看到她在日记中提到江学庆医生的死。方方称江医生是一位温暖的医生，是甲乳领域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医生奖获得者。不过，方方记录的一点令我感到有些蹊跷，她说，她听说，“江医生的死背后有令人无法言说的故事，是悲哀的故事，不止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也不说”。无论如何，江医生的逝世已经进入方方日记，不会随着岁月的逝去而消失。方方和大家都不说的悲哀的故事最后也会有人说的。”
我在昨天因为江学庆的去世而难过，深夜里我在小区里走遍，两个街区走完需要半小时，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我始终不明白，这家刚开放卖的古董房为什么设计出这灯光？ GCI私人保安公司的员工，在我脚下停车询问平安过一次，然后很善良地跟我慢慢走，这时我必须报我家的门号，不然担心他拨枪，我也不能拥有把手放口袋等任何可能被怀疑有威胁行为的动作。这新的GCI保安不认识我，我看表才知道已经是深夜12:30 AM，应该回家了。夜色很美，冷中更适合思考，脑海里尽是我们的同济时光，悲催得很。
我在文学城发文时对这张照片的题录是：“当年是情同手足的室友合影。江学庆前排左一，老许是后排右一，我是后排右二。[流泪][流泪][流泪]”。先引用我的朋友斯坦福本科和圣路易斯华大MD的老爸的留言，以免忘了对不起他：“一看就知道是八十年代的好青年。老兄当你年那一头好头发哟[强]”。
让我作点小说明，国内媒体要求转载此照片，我沒有同意，你们如果看见了，别怪我啊。我也有相当的约束力，一般情况下不接受采访，虽然不断有记者找上门来。我信奉的是以我的科学论文和其他文学说话，特别欣赏钱钟书说的，你吃了鸡蛋后别对下蛋的母鸡感兴趣。为了争取我的同意，有位记者对我说：“我会把其他人处理处理”，没有想到这反而使我更加反感。我们这些配角为什么要被处理呢？美国从来没这种说法，视频镜头和照片全都是保持原样的，况且我们其他室友也可借江学庆这时髦帅哥露点脸嘛。还是文学城网友公平，她鉴定我们都不错：“喜欢那张青年男孩的照片，每一个都是酷酷的，每一个都充满阳光，可爱！ ”。都说耶鲁以前招生看长相，莫非同济的高考分数也能识别颜值？
这里讲个同济的故事，同济在招德语班时，俊男美女的比例要高些。有人因为长相被裘法祖夫人刷了下来，现在成为发展得很好的教授，她想到当年因长相被刷，现在仍然耿耿于怀。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大家别进一步猜测，那不是我太太，她凭容貌进德语班是绰绰有余的。同济的兴和衰都与德国有关，风水轮流转，现在是美国人的天下，听说过一等美女嫁美军吗？[偷笑]。写于2020年0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