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之后

我们所知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然消亡。随着华盛顿威胁或达成对数十个国家征收10%至50%以上的关税，诸如“最惠国”待遇（MFN）等基本原则正在被抛弃。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已停止运作，因为MFN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平等对待彼此。“美国优先”的贸易战略以及中国大陆的“双循环”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反映出，明显倾向于基于权力的体系取代了任何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体系（下图 X/Linkedin）。

美国总统川普强硬地使用关税并无视过去的协议，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在庆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消亡之前，人们应该考虑现存贸易体系瓦解所带来的成本和替代，并认真思考哪些要素应该重建，以避免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更糟糕的后果。如果华盛顿继续其当前的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和重商主义路线，后果会非常严峻，尤其在北京继续其补贴过剩产能、掠夺性出口政策和经济胁迫路线的当下。美中各自为政，实力是唯一真正的制约因素。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基于规则的体系之外运作，其他国家也会越来越多地仿而效之。结果就是不确定性上升，生产力受到拖累，整体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因循守旧且冥顽不灵是既愚蠢，也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并无任何裨益。挑战在于，如何在基于规则的旧体系之外，构建一个新的规则体系。向前迈进的最佳方案是构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体系，该联盟将构成一个比多边贸易体系规模更小、更灵活的开放性诸边关系网络。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个体系并非最优，效率也低于全球贸易体系。但它很可能是政治上最具可持续性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是，它能够防止单边主义失控。简而言之，即使没有一个基于全球规则的体系，它也能让全球经济由规则塑造。

技术、贸易与就业

全球贸易体系是美国主导构建的多边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始于二战时期，并持续到本世纪初。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此前几十年在大部分非共产主义国家形成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扩展至涵盖俄罗斯等美国昔日的对手以及中国大陆等新兴市场。这些规则将增强稳定，促进开放与融合，并促进经济争端的和平解决，从而造福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然而，即使在该体系全面建立之前，反对的声音也已出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激烈辩论。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首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遭到了大规模、引人注目的抗议（下图 Facebook）。

在近几十年的经济辩论中，贸易政策既得到了过多的赞誉，也得到了过多的指责。批评该体系的人往往将全球化的影响与贸易政策的影响混为一谈。全球化本身与贸易协定的关系不如与技术的关系密切，尤其是集装箱的发明和宽带的普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集装箱化大幅降低了海陆空货物运输的成本，空运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到2014年，货物重量运输成本下降了33%至39%，货物价值运输成本下降了48%至62%。所有这些都使得全球商品供应链的发展越来越有吸引力。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服务贸易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无缝连接意味着从客户和后台处理到编码和数据分析的所有事情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完成。

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降，也主要源于技术变革。鲍尔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计算得出，“（2000年至2010年间）制造业近88%的失业可归因于生产率的增长，而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变化主要与美国工厂的生产率有关。” 他们发现，贸易仅占失业人数的13.4%。事实上，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降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早在华盛顿签署任何重大贸易协定之前就已开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占比每十年下降约2至5个百分点。被广泛认为是制造业强国的德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衰退。中国大陆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制造业中心加速了这一趋势，但并非完全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制造业强劲的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长期下降早于全球化的顶峰时期。

中国因素

然而，当今贸易谨慎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中国大陆崛起为出口驱动型经济强国，导致了所谓的“中国冲击” - 美国特定社区的工厂迅速关闭（下图 amazon/coconut MAMA）。诚然，多边贸易体系存在一些设计缺陷，这些缺陷在中国大陆崛起后尤为突出，并最终埋下了该体系走向衰亡的种子。这些缺陷包括：对国家补贴、国有企业非市场行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某些限制措施薄弱；成员国难以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而无法享受更为宽松的待遇；以及协商一致、一国否决的决策程序，这使得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北京正走在一条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改革和自由化道路上。这种希望不仅寄托于当时大陆领导人的言论，也寄托于他们为重组经济重要领域而采取的痛苦行动。然而，随着改革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陷入停滞，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出现某种程度的逆转，这些希望最终破灭。

面对中国大陆崛起和融入世界、且其经济改革力度远不及预期的局面，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补贴和国有企业的规则显得力不从心。挑战不仅在于北京必须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还在于规模问题。中国大陆的制成品顺差 - 去年接近1万亿美元 - 远远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等早期制造业巨头。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大陆有望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45%。

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战略日益挑战旨在促进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华盛顿对该体系本身也产生了怀疑。2015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退出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担心最终协议将以牺牲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锁定对中国大陆的优惠待遇。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多边体系表现出漠视，倾向于回到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单边行使权力的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的时期。而拜登政府对世贸组织改革并未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如今，世贸组织的三大职能已陷入停滞。作为谈判平台，近年来，世贸组织仅达成了一些边缘多边协定，例如一项旨在加快货物通关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作为监督成员国贸易行为的机构，当大型经济体完全无视其需报告实行的政策的义务时，世贸组织束手无策。作为争端解决机构，世贸组织因其上诉机构的职责和运作方式存在分歧而举步维艰。为了应对此类分歧，华盛顿历届政府都先是反对重新任命该机构某些成员，最终更否决了对任何新成员的任命，这实际上阻碍了任何有意义的争端解决努力。

客观评价世贸体系

世界贸易体系失灵了。然而，世贸体系并非一无是处 - 全球贸易体系在帮助多达十亿人脱贫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因如此，世界银行总结指出：“贸易一直是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强大驱动力。”1990年至2017年间，全球GDP增长了近两倍，贸易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从16%上升到30%，全球贫困率从36%骤降至9%。当今贸易辩论中另一个常见的谬论是，贸易只惠及其他国家，而非美国。其实美国消费者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匪浅，因为他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使美国进口成本降低10%，从而让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都从中获益。尤其最贫困家庭，作为贸易的最大的受益者，她/他们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是最富裕家庭的4.5倍（下图 FRBM）。

贸易协议还降低了将生产线转移至消费市场所在地的动力，使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更容易。这些提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员工的平均薪酬要高于美国非出口相关工作岗位的工资。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经通胀调整后，商品出口增长了150%以上。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根据1992年至2019年的数据发现，从事贸易的公司“在控制公司规模、年龄和行业的情况下，净就业创造率高于非贸易公司”。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分析中，加里·赫夫鲍尔和梅根·霍根计算出，如果没有二战后贸易带来的收益，2022年美国GDP将减少2.6万亿美元 - 平均下来每个美国家庭要减少19,500美元的收入。

贸易政策也促使其他国家采取更好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监管和反腐败措施，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仅会开放日本等长期对美国产品关闭的市场，还会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马来西亚和越南等新兴市场的国有企业补贴方面引入可执行的标准。实际上，TPP以降低美国的关税为诱饵，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同时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可以取代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替代模式。然而，这样的论点在政治上一直不为人接受，因为大多人选择忽视贸易自由化的好处。没有人会走出沃尔玛，惊呼“感谢世贸组织！”与此同时，贸易的成本却被特定行业的少数工人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或许应该被归咎于引入来自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给美国制造业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并刺激人们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中国冲击尤为戏剧性地展现了这种动态。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得出结论，1999年至2011年间，中国进口导致美国约20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其中包括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但是，每年约有5000万美国工人因为辞职和裁员而离开工作。然而，中国冲击带来的行业岗位流失在地理上集中，导致个别社区遭受重创，而企业关闭的影响则蔓延至当地经济的其他领域。尽管“创造性破坏”在总体上可能迫使相关企业转向新兴产业，但对于无法在相应时间内适应的特定城镇而言，它意义不大。

贸易战无赢家

川普1.0政府对中国大陆征收了广泛的关税，并针对其盟友和伙伴征收了有针对性的关税。此外，它与北京达成了一份购销协议，而非贸易协议，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和其他产品（中国大陆最终因新冠疫情而未完全履行）。

拜登政府保留了川普的大部分关税，并增加了一些。它还出台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外国投资限制和产业政策。这些措施侧重于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等战略性产业，但拜登政府官员并未完全制定一个明确的框架，以防止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技术清单无限增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简单的保护主义政策。而诸如“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旨在拉近各国及其供应链与美国距离的倡议，则由于缺乏市场准入，其影响微乎其微。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主要还是基于规则体系的原则行事

川普2.0政府似乎有一个不同的目标：那就是瓦解全球贸易体系，其根源在于总统的强烈单边行动倾向，并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一种生存威胁（下图 The Nation）。4月2日“解放日”，川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对数十个国家征收高达50%的“互惠”关税。此后，他一再改变协议的目标，同时还威胁要用关税来对付非贸易问题，例如移民、芬太尼、乌克兰战争，甚至巴西的司法系统。当谈判搁浅时，他又试图单方面强加“协议”。

无论关税水平最终落到何种程度，当前的贸易战几乎肯定会以贸易壁垒大幅提升而告终。这将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成本，也给美国企业带来挑战。目前，美国超过一半的进口产品是中间产品，即美企赖以制造最终商品前的半成品。因此，成本更高或更难获得的投入将降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2018年，川普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10%的关税。经济学家拉斯（Kadee Russ）和考克斯（Lydia Cox）后来总结道：“钢铁关税可能使钢铁生产领域增加了约1000个就业岗位。然而，由于第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美国企业相对于外国竞争对手面临的投入成本增加，可能导致在钢铁或铝作为生产投入的企业中，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7.5万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泰尔（Benn Steil）和哈丁（Elisabeth Harding）计算得出，美国钢铁行业的生产率自2017年以来下降了32%。如果川普政府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那么其做法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使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对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和并实施限制措施。这将损害美国的出口，包括农业。此外，外国政府还可能像美国那样，扩大使用紧急状态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将贸易武器化。长期以来，美国的立场一直是，没有人可以告诉美国什么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川普扩大了国家安全的使用范围，对钢铁、铝和汽车实施限制，包括来自亲密盟友的限制（下图 facebook）。此后，其他国家也纷纷仿而效之。显然，川普的做法加剧了贸易的不确定性。

当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对总体经济前景以及可能面临的具体关税或其他贸易措施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往往会消极被动地观望等待。关税对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发衰退的潜在影响，由此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川普政府实际上彻底颠覆了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其政策的成本显而易见，大多数美国人会立即感受到，而承诺的利益，即便有，也很可能在几年后才会被相对较少的工人享受到。公众是否愿意为了川普重塑美国经济的愿景买单而接受短期牺牲，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但无论最终的政治反应多么激烈，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的贸易体系。

多边与单边

20世纪上半叶贸易及其他领域的经验表明，国际合作比赤裸裸地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更能取得更好的成果。然而，当下的贸易政策却代表着一种强权政治的回归，即强权即公理。美国之所以采取单边行动，是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它可以这样做（下图 voronoi/facebook）。而中国大陆尽管口头上支持多边主义，但实际上也正日益采取同样的行动。任由单边单边主义和交易主义蔓延，最终很可能失控。一些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明确拒绝基于规则的体系。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效仿中国大陆，口头上推崇该体系，实际上却在另起炉灶。无论哪种情况，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都会抑制经济增长，损害生产力。被破坏的规则将带来不确定性和摩擦，最终可能导致不稳定和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经济可能会回归二战前的体系，其特点是频繁使用贸易作为武器。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言，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滥用和对限制的漠视所带来的短期利益或许能够抵消其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是祸是福未可预料。与此同时，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将发现自己只是菜单中任大国选点的下饭菜。

其他国家政府最初可能会努力维持旧秩序，无论华盛顿和北京如何行动，他们深知彻底放弃该体系将意味着重返以邻为壑的世界。对一些国家而言，这种努力体现了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的意识形态承诺。例如，整个欧洲计划植根于规则和监管为基础的一体化理念，这使得欧盟难以推行完全单边主义的战略。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缺乏影响主要贸易伙伴的实力和筹码，因此依赖世贸组织和争端解决机制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因此，可能会有一群国家继续宣扬多边规则体系的优点，希望美国最终回归该体系，中国大陆也调整其经济战略以适应该体系。这种努力的结果将与气候变化机制大致相同：一些国家围绕一套规则走到一起，而许多最重要的参与者则选择各自的道路。而正如气候变化的情况一样，这群国家最终可能会受挫。

开放诸边网络

在全球经济逐渐脱离完全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之际，制定新的规则体系便是最可行的选择（下图 amazon）。这个新体系由在特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组成，共同在某些问题上采取高标准，并向拥有相似利益并愿意执行这些标准的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对一些国家而言，这些联盟可以专注于贸易自由化，基于共同意愿，彼此提供全部或部分市场准入，以促进一体化和经济效率。对其他国家，联盟可以成为追求监管协调或处理新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途径，即使以非正式和非约束性的方式，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协调金融监管建议）的作用。对于任何此类联盟，如果单个政府认为在相关问题上妥协的成本大于收益，它完全可以选择不加入。

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相似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可以就技术转让和产业政策进行协调，即围绕限制贸易而非促进贸易的共同方针进行协调。例如，联盟可以阻止其成员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进口某些产品和服务（例如电信基础设施），同时鼓励其成员之间建立安全的供应链。或者，它可以协调出口管制，并制定国家补贴使用的共同规则。正如前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西（Rush Doshi）最近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可以组建一个旨在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集体工业基础的联盟，以应对中国规模带来的挑战。

美国应该如何激励各国加入这样的联盟？要想持久，联盟的其他成员必须认识到与美国结盟符合自身利益，而不是押宝中国大陆或保持中立对美中竞争作壁上观。美国可利用其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研发投入、法治、深厚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渠道以及创业文化的独特组合，来吸引各国加入己方联盟。联盟各国可优先获得美国提供的这些机会，以及联盟其他成员国提供的机遇，这样所有成员国就会形成一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这些联盟将是开放的，这意味着有能力且愿意遵守标准的国家都有资格加入。有些联盟规模可能很小，例如包括日本、荷兰、韩国和台湾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联盟（下图 ITIF）。其他联盟可能代表更大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愿意同意一套更广泛的规则来规范贸易和投资关系，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最终达成的。联盟的成员数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并且不同联盟之间可能会出现成员资格重叠的情况。

在北京的经济战略及其他方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在短期内成为此类涉及美国的联盟的候选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根据自身判断，在人口、财政和其他压力的驱动下改变战略。与盟友和伙伴建立的开放多边主义架构或许可以加快北京做出这样的改变，华盛顿因而更应专注于利用联盟塑造中国外部环境。因为多年的实践证明，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无直接说服北京改变其做法的能力。在这样的世界里，世贸组织或许会彻底衰落，或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供那些没加入联盟的国家使用。它也可能成为一些国家解决争端的场所。自贸协定联盟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成为更广泛联盟的基础，例如（自贸协定联盟）欧盟可能效仿英国加入（更广泛联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开放诸边网络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单个国家不拥有否决权，这就为拥有共同观点、有能力应对新问题并接纳符合标准的新成员的国家创造了推进问题的机会。就经济效率而言，这只是次优方案。顾名思义，利益将仅在成员国之间共享。诸如最惠国待遇之类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量身定制的诸边协议的变幻结构，有可能混乱低效。尽管这样的开放诸边网络比多边贸易体系更为复杂，但它在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这是对当前挑战的务实回应：在没有基于多边规则的体系的情况下，至少维持一些规则。

不仅是贸易

贸易战最终都有输家和赢家（下图 BUSINESS INSIDER）。当前政策的成本 - 增长、通胀和生产力 - 很可能主要落在川普声称支持的那些人身上。低收入美国人将不成比例的收入用于进口商品。而农民和牧场主的收入对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高度敏感。美国政府必须配套一套国内政策，以确保美国工人和社区能够在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蓬勃发展。在川普贸易战之后，此类政策或许更加迫切。

与此同时，在美国努力应对这些后果之际，人工智能即将对劳动者产生的影响很可能远超全球化的影响。1999年至2011年间，中国冲击导致约2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则可能在同期内导致数千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因此，在关注关税的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投入至少同等的精力，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美国劳动力结构调整做好准备。与贸易一样，人工智能的益处或许会被广泛分享。同理，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的冲击也多半会影响广泛。

* 本文作者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B.G. Froman）现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他曾于2013年至2017年在奥巴马2.0政府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于2009年至2013年在奥巴马1.0政府内担任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Froman, M.B.G.(2025). After the trade war.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fter-trade-war-michael-f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