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下)

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祯

(下)

 

          我是一九八 0 年二月初离开上海去的美国。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 我离开美国直接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来走马上任，期间，已经整整 三年没有回过中国了。那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 父母。但是，那时，我在美国是学生签证，要是离开，就又要重办签证了， 于是，不敢回国。到了澳洲，虽然我那时拿的还是中国护照，仍是中国公 民，而且我当时也还没有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大学也还没有得到永久 教职，但是，我至少与大学有六年的工作合同，也有澳大利亚进出自由的 四年签证，所以，我就打算等八三年年底大学放暑假时回国一次。那时， 我离开中国就已经快整整四年了呢!当时，我真是归心似箭呀!

          大学十一月底结束大考，到十二月中，考卷改完，分数结算好，一 年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我打算那时回国，住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才回澳做 开学的准备工作。于是，就在那年的九、十月订好了十二月中回沪的飞机 票。谁知，那年十月，国内就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什么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呢?那可得从更早几年说起。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就提倡要“拨乱反正”，在 一九七八年开展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后，就开启了一九八 0 年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正式宣布了“改革开 放”政策。由于政治思想上的松动，就在全国带来了文艺界、思想界和理 论界的相对自由。

           在文艺界，作家白桦写了小说《苦恋》，并拍成电影，提出了“你爱 祖国，可祖国爱你吗”这个大问号。在新闻界，《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带 头开展了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他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 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等主张。在理论界，周扬提出了 “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上，开始流行邓丽君的歌曲，也出现 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风气。针对这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各种现象，党内的 保守派就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批判。其实，早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就发表 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于是，不久，就先后开始了对小说 《苦恋》的批判，对胡绩伟“人民性”的批判和对周扬“异化”和“人道主义” 的批判。社会上也开始批判邓丽君的歌曲，说是“靡靡之音”。一九八三年 十月，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与会者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 定》，会上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于是，所谓的“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就正式开展起来了。除了对理论上的批判之外，连留长发、穿 牛仔裤、跳迪斯科舞、听邓丽君歌曲，都被当作“精神污染”来批判。再加 上，结合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严重治安问题，公安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始 了“严打”运动，于是社会上风声鹤唳，大家一时紧张起来，甚至产生了“改 革开放是否还会坚持下去”、“第二次‘文革’会不会重来”的疑问。不过，到 了十一月，赵紫阳和胡耀邦就发表讲话，提出要限制“精神污染”的范围， 于是，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前后据说只延续了二 十七天而已。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已成惊弓之鸟的人民 大众来说，这场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订好了机票，就马上写信通知我父母我要年底回国探亲的决定。 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既开心又担心:开心的当然是因为很快就要看 到四年不见的我了，而担心的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势下，我回国后 再出国是不是会有问题?于是，他们在回信中暗示:要我再三考虑，这个 时候回国妥当不妥当?安全不安全?不过，对于当时已经归心似箭的我来 说，我觉得事态不会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于是就还是照既定计划做: 十二月中回国去探亲。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到中国还没有直达航班。我从阿德莱德回上海， 要先飞墨尔本，再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飞上海。在香港，我住在 我上海时就认识的朱姓朋友家。而那位朱姓朋友，因为生意上的来往，认 识了当时已经在香港定居的严庆祥先生的儿子严达，于是我就有了邂逅严 庆祥老先生的机会。

          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的朋友说有事要去见严达，问我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见见，大家认识认识。我在香港反正没有正经事要办， 只是想回上海前休息几天而已，就答应同朋友一起去见严达。

           严达的住处离我朋友家不近，要坐车才能到。那是一栋香港比比皆 是的高层公寓房子里的一套公寓。到了严达家才知道，原来他父亲严庆祥 老先生也正在香港，就住在严达家，于是，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严老先生。

          那天，我们四人是在严达家的客厅里谈话的。客厅不大，灯光也不 明亮，只记得厅里放着很多东西，不很整齐。墙上有没有挂什么字画也已 经毫无印象了。客厅中间有一张小圆桌，我们四人就围坐着这张圆桌谈话。

            我见到严老先生时，他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只见他个子不高， 很清癯瘦削，但精神还是十分矍铄，留着几根长须，看上去更加清朗儒雅。 介绍以后，我就称严老先生为“严老伯”，这是上海人对老者的一般称呼。 那天，我朋友主要跟严达谈生意上的事，我就跟严老先生聊聊家常。

          我就从我上海住在哪里聊起，说我与严老先生本来就是几十年的“老 邻居”了，我经常走过他家门口，也知道他就住在那里。严老先生就问我 家庭情况，他好像说知道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和我的八姑夫沈祖棫先生， 至于熟不熟，我现在已经忘记。谈话中，他当然也问我在澳洲做什么，这 次为什么回上海去，于是，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亲对我这次回国探亲的担 忧。严老先生马上用上海话回答我:

          “唔没关系格。回上海去，勿会出不来的。”(意思是“没有关系的。 回上海去，不会出不来的。”)说完，再思考了一会，他就说:

          “我拨侬一样物事，假使海关真格勿尼昂侬出来，侬乃拨伊看，保侬 唔没事体!”(意思是:“我给你一样东西，要是海关真的不让你出来，你 拿给他看，担保你没事!”)

           说着，老先生从怀里拿出一张名片。我看见名片上除了正中一行竖 写的三个大字“严庆祥”之外，什么头衔和职称都没有印。

          严老先生在把这张名片递给我之前，用圆珠笔在名片的空白处写了 几行字:

          “国家是均富为目的，1976 年 10 月后大革新，经建等 等一天快一天，国家欢喜同胞回国看看。一定会让我 弟惊奇进步的快。来日还要快呢!安心回家可也。此 致

            徐家祯契弟(注 2)                                 祥

                                                                                        上海愚园路六九九号

                                                                                         电话五二二六三七号”

          写完这些字，严老先生就把名片递给我。我再三向他道谢，就随手 把这张名片放进口袋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天我与严庆祥老先生的谈话，大概不过半小时至一小时之久，以 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当然，那次我回国，出国时也没有遇到任 何麻烦，所以，那张名片就没有正式派过用场。我之所以把这张名片保留 了四十多年之久，也只是为了将它作为这次邂逅的一个纪念品而已。

          我想，那时，大概也可算是严庆祥老先生一辈子政治地位最高的时 候，老先生天真烂漫地相信，当时他的一张名片居然有吓退海关阻拦我出 国的威力。不过，后来，连荣毅仁都可以当国家(副)主席，那么，与荣 主席经济实力相当的大资本家严庆祥的名片，说不定在那时也确实会有这 么大的威力吧!

可惜我没有机会实地试验过!

                                                                                   二 0 二五年八月十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2:“契弟”，广东话中有“结拜弟兄”之意。那时，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我却 刚刚四十出头:他长我两辈，而称我为“契弟”，当然是既脱俗又抬举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