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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回国 纪念抗战,两个人的悲剧。。。(图)

菲儿天地 (2025-08-14 08:38:17) 评论 (25)
八十年前的 1945 年 7–8 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与抗日战争和世界格局变化密切相关:

  •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布:美、英、中共同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 8月6日 —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Little Boy”),人类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 8月9日 — 长崎原子弹轰炸(“Fat Man”),造成巨大平民伤亡;同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

  • 8月15日 — 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 8月15日 — V-J Day(对日胜利日),标志着二战亚洲战场的结束。

原来看过一部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制作的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之战》(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作为战争时期的官方影片,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但影片对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呼吁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支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而电影的片头和片尾曲,正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那首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义勇军进行曲》。百万庄大侠让人热血沸腾《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纪念文中也提到了它。这首歌最初诞生于1935年抗日题材电影《风云儿女》,作为其主题曲传唱开来。

今年春天回国,我们在上海杨浦区办事,偶然经过长阳路与大连路交汇处,意外发现一片宽阔的公共绿地。这片占地2.7万平方米的地方,竟是“国歌纪念广场”——一个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地标。王人美、谈瑛、顾梦鹤领衔主演的《风云儿女》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从这里传遍中华大地,成为民族觉醒的号角。





在纪念广场北侧的下沉式广场内,坐落着国歌展示馆。与大多数“红色旅游景点”类似,这里除偶有团体参观外,几乎没有散客。展馆不需预约,免费开放,甚至连常见的身份证查验程序也省去。



广场与纪念馆本身显然是上海市及杨浦区政府的大手笔之作,投资之巨可见一斑,俨然又是一个“不计成本”的政绩工程。



在那里我们重新回顾了这首歌曲的诞生与流传。徜徉在陈列室中,仿佛穿越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撇开它作为政治象征的身份,这首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集体记忆,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图腾与文化印记。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敬意与感慨。

提到《义勇军进行曲》,自然绕不开它的两位主要创作者:田汉与聂耳。尽管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人生结局却鲜有人深究,实在令人唏嘘。



田汉,生于1898年,湖南长沙县一个农民家中。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南国社拍摄电影、南国艺术学院,从事戏剧和电影创作。在1932年成为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党员。



聂耳,生于1912年,云南玉溪人。他自幼爱好音乐,演奏多种乐器。1931年,到上海入明月歌舞团,后任首席小提琴手,并从事音乐创作。1933年,经田汉介绍秘密加入中共。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众的抗日呼声愈发高涨。具有左翼背景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由田汉担任剧本和主题曲歌词的创作。彼时,国民政府对戏剧和电影的审查制度相对宽松,官方干预不多,与今日中宣部对影视作品的严格审查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就在田汉写完歌词后不久,由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民国政府侦破,他随即被捕。聂耳尚未来得及为歌词谱曲,便离沪赴日。1935年4月下旬,这首歌曲在东京完成定稿,聂耳将乐谱寄回电通影片公司。

聂耳最初为这首歌曲取名《进行曲》,而电通影片公司的投资人之一、民国将军朱庆澜则将其更名为《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初,电通公司首次将该曲灌制成唱片并对外发行,自此传唱全国,激励无数民众的抗战意志。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隆重上映。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便借助广播、电台和唱片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最为广泛传唱的激昂战歌。在国民政府军中,这首歌亦广为流行,曾被誉为国军第五军200师的军歌。







令人唏嘘的是,作曲者聂耳终其一生却从未亲眼见到《义勇军进行曲》被演奏或传唱的盛况。1935年7月17日,他出国不足半年,便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短暂生命中最后的作品。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位以音乐为利剑、激励同胞奋起抗日的青年,最终竟客死在侵略国的国土之上,命运的讽刺令人深思,也让人倍添哀痛。

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协筹备会发出征集新国歌的启事。马叙伦提议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这一决定,不仅凸显了该曲广泛的民族认同感,也体现出中共将其纳入“抗日中流砥柱”叙事体系的政治考量。

作为词作者的田汉,来京后曾出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要职,仕途似乎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然而,命运却向他亮出了残酷的另一面。1966年“文革”爆发,田汉被打成“叛徒”、“反党分子”,在群众大会上遭受批斗与毒打,后被关押于秦城监狱。1968年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及冠心病得不到治疗,含冤去世,孤独长眠,无亲属相伴,其子甚至不敢认领骨灰。他的一生,最终满是沉痛与悲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义勇军进行曲》在外交场合只能奏曲而不得唱词,成为世界国歌史上的一大“奇迹”。直到1982年12月,田汉获得平反,全国人大才正式确认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本质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激励全民抗战的歌曲。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对二战的贡献被系统性低估。然而,无论从战略意义、资源投入,还是持久抗战的角度看,中国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柱。



尽管当时中国国力孱弱,军力远逊于已迈入机械化时代的日本,但中华民国政府和全国民众始终坚守抗战立场,忍辱负重,誓不妥协。凭借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民族长城,使日本深陷战争泥沼,并最终保障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

但小时候我们学历史时,教科书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角色评价普遍是贬低乃至否定的。书中称蒋介石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抗战态度消极,军队腐败无能,战斗力薄弱,往往不战而溃;甚至指责他暗中投敌卖国,借抗战之名中饱私囊,袖手旁观,直到胜利在望才“下山摘桃子”,其根本目的只是保存实力,为战后内战做准备。这种叙述,更多地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非基于客观、全面的历史事实与理性分析。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虽有战果,但整体战力及战区影响有限。然而《中国共产党简史》仍宣称“中共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却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巨大投入与牺牲轻描淡写,甚至扭曲史实,试图抹除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言,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确有贡献,但国军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



《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其他抗战歌曲极大鼓舞了民族精神,唤醒了民族自信,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二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作品之一,其历史地位,注定铭刻于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另外,大家听过这首庆祝中国抗战胜利的歌曲《恭喜恭喜》吗? 也很有纪念意义。



最近看见文学城不少朋友都在撰文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年前,战火停息,硝烟散尽,和平的曙光再次照亮大地。这不仅是对战争的告别,更是正义、良知、团结与人性携手赢得的胜利。那一刻的荣光,已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长卷中。值此二战胜利八十周年,让我们肃然回望,铭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让和平之花永远盛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