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反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是是非非（连载之2）》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李鑫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发到中宣口，耿飙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讨论，他认为：“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讯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使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邓小平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汪东兴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在谈到“四人帮”罪行时，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东兴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就打报告向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批评，二月四日，汪东兴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七七年五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自己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写的这份材料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刊出后，吴冷西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一九七八年初，人民日报等报导的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人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扬资本主义 ”，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有些人坚持这些案件是“某某批的，不能改”。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人认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就是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思想，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这种意见的人，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甚至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来的。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一九七六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 的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写这些信的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认识的条件、方法和检验真理的手段，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问题。（后来《哲学研究》作了答复）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刚调到《光明日报》工作，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 。后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人一起修改，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二月七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人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 的提法。（直到现在人民日报上也还没有正面批评“两个凡是”）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吴冷西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五月十二日晚上，吴冷西打电话给胡绩伟，批评这篇文章（见附件）。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吴冷西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就回答他： “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五月十三日，前任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被曾涛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第二天，五月十八日，张平化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希望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那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张平化最后还向到会的人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李曼村的讲话也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李曼村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
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还针对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在讲话中还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 “思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