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美国牛人这样提醒我：“今天应该写点什么东西吧？[微笑]”。
这家伙是个毛粉，似乎当年在美国也参加了，像热血青年和耶鲁前教授与海归大佬傅新元在哥大广场发表演讲，与他发现的STAT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回复：“写过很多，为终身难忘的事件，可以看博文。现转MIT老爸郑先生的纪念诗：
“老郑短评 流逝的星
每年到了这个夜晚，
总要抬头仰望天空。
那是天安母亲洒落的泪珠，
化作一串流逝的星。
岁月终将掩盖坦克的隆隆，
时间也会消融子弹的声声。
唯有那漫漫流逝的星，
永远闪亮在我心头。”
摘自我的文章：“最为神奇的是，六四发生多少年后，从学运中心的北大来华大读博士的学生，她与华大教授谈论六四时说自己只是听说，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兴趣。这令华大教授生气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们都深感共产党的洗脑技术举世无双。我对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与晚些出国的年轻朋友争论，因为他在看了海外视频后仍然认为是学生们杀士兵在先。他还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随即放弃了去说服他的念头””。
傅新元教授在哥大广场。
国内朋友：“读来令人泪目，这个日子现在都是禁区，以至于70后期的人都可能完全不知道。我们在2019年旅游布拉格时，在一个公园看到大量的图片，在国内都没有看到过，我激动极了，马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但是没人能看到。在静谧的华伦斯坦宫，邂逅1989学潮回展，开篇词大概说，这是和布拉格之春一样可敬的运动”。
同济美国牛人：“应该说8平方断了我尽快学成回国的梦。原来是准备拿了PHD就回国、争取三十岁前就当同济卫生系的正教授，让同济公卫更加伟大的”。
我的回复：“你说这些伟光正的话谁相信啊？当时回国确实是直接正教授，我们在90年代初送被迫回国的很少华大博士后都这样”。
同济美国牛人：“我已经把回国留学人员可以买的一些“大件“都买好了，心想先在美国用上。很多吧？”
我的回复：“在90年代初，回国的人奇少，有位老兄回湘雅我们去他公寓送行，也有朋友送到机场。现在很多人回去，绝大多数与不同层次的人，从学生到教授都是看到美国路尽后回国的，别听他们瞎吹。颜宁在普林斯顿都有生存危机，回去当院长，这就是中美的区别！”
同济美国牛人：“我现在美国的职业科学之路也走到尽头了啊！可是美国政府现在的办事效率真低！我的退休申请交上去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下文！今天有去信催问，还没有回复”。
如果巫宁坤的一滴泪只是他个人的泪，那是他的运气不好，但是50年代的新政权是成批地将自己的科学精英整死，这已经创造了世界记录。纳粹德国对自己的人才都很好，他们善待非犹太的德国白人科学巨人海森伯格就是例子。
如果六四的血案可以随时间淡忘，拥有没有六四镇压就沒有现在的繁荣的自我安慰，未来这类政治动荡还会发生，中国至今还没有找到最高权力平稳过渡的机制。学运领袖李录回国配合巴菲特投资，据说现在国内的他都可能改名了，彻底重新做人。
如果在疫情里被关几个月都能接受，以及上海人的跳楼，这么近的灾难，大家都可以轻松地说，我们已经翻篇了，那么中华民族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这也是一种心理治疗，远离那些曾经的痛苦，但是却很难应对未来的风暴。
中国政府里还是有清醒头脑的人，温家宝在2012年就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难以维持，甚至可能会失去”，他还说过类似的话：“改革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北京的枪声和上海人的跳楼，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没有言论自由、权力没有制约或政治独裁的结果。如果六四和疫情跳楼都不能唤醒你，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我们拥有太多的如果，中国人如果还是这般的奴性，这个民族的前途真是令人堪忧。
六四的附加效应-将我们推向美国
雅美之途写于2022-06-05 20:16:51
三十三年前，那个难忘的春夏之交，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死难的学生如果活到现在，他们己经是当祖父母的年龄。
对中共的恐惧始终伴随着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但是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可以趟开说话的年纪，像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说的：“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
我们真能无所谓吗？中国在言论等各方面的管制比以前更严了。国家呈现严重倒退的趋势，中国对人控制的程度己经超过了文革。我们刚开了古董社区的年度聚餐，我告诉邻居们，中国的精准控制可以知道我现在与那位聚过餐，美国人听后甚为恐惧。中国的普通盲众仍然是麻木不仁，即使在海外都有大量的五毛或五百毛为独裁体制洗地，他们派专人在我博文后跟帖。上海人被关监狱70多天，出来还要庆祝，经典的Stockholm Syndrome。
最为神奇的是，六四发生多少年后，从学运中心的北大来华大读博士的学生，她与华大教授谈论六四时说自己只是听说，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兴趣。这令华大教授生气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们都深感共产党的洗脑技术举世无双。我对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与晚些出国的年轻朋友争论，因为他在看了海外视频后仍然认为是学生们杀士兵在先。他还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随即放弃了去说服他的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胡耀邦去世诱发学生抗议活动时，我正好在北京。我陪岳母去北京就医，但是我们去乘返武汉的火车时，岳母专门叮嘱司机绕过天安门广场。她患晚期癌症但是脑袋仍然清醒，还在担心旁边的热血女婿。
我并不知道北京发生的细节，华大曾有位朋友经历子弹从脑袋边穿过，他几乎是捡了一条命。记得帝都学生逃难到同济时的惨状，以及太太从同事处听到的误传我发表演讲的消息后的恐惧。我是经历者，没有参加游行或示威，读研究生时逃课在家带孩子。同济热闹时我很多时间都不在，他们都说我如果在宿舍就好玩了，我回研究所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游行。
但是当武昌桥头的火车停运后，我去那里看过那些令我终生难忘的景象。我己经不记得是怎么去的，太太说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时经过武汉的大动脉京广线停了几天，当时是大新闻，李鹏与吾尔开希他们对话时提到过。当时经常没有公交，我们有时需要步行几小时才能抵达自己或父母的家。
当美国的出国机会到来时，我在家里当奶爸。师兄让我回研究所看一封来自华大教授的有希望的所谓“阳性”信函，以及完成每人都需要做的，在单位走过场的程序，以交待六四期间的行踪。
那个夏天令我们彻底绝望，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压抑的心情中度过的。我们经常告诉儿女，六四是我们到美国来的直接推动力。当然依我当时的条件，到美国来是迟早的事，当时他们在宿舍里笑话我喜欢谈一个叫California的地方。
在美国的这几十年也出现过海归潮，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去工作，总认为当年那个跨越太平洋的旅行是对我和我们全家最重要的飞行。
最近在东南大学纪念吴健雄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被邀发表祝词。我简直听不下去，他的讲话迅速中国化，口号呼得让我的耳朵都快聋了。施校长满口什么要做伟大的中国人，可惜人家吴健雄是在纽约去世的美国人。吴健雄的唯一孙女更是混血的耶鲁校友，不怎么会中文，可惜她也不传基因。
施校长似乎是将科学当成了追名求利的工具，这国回成这样，真是太没有意思了。朋友们这样评论施校长：“老毛对中国知识分子太了解了 - 这些人不被整死天理难容……[呲牙][呲牙][呲牙]”，“吴先生如果回去，其结局可能不比一功的爹好多少[撇嘴]”。这里的吴先生指吴健雄。
六四始终影响着我的出国路，政治局014号文件规定拥有海外亲属才能出国几乎葬送我的机会，而我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时正好是中国放方励之的日子。
逃出中国是十分幸运的事，现在看来弥足珍贵，这几乎是我和太太的共识。她来美国后才告诉我，她送我到北京机场出国时是做好了国门关闭的准备的。她说当时想至少孩子的爸爸在海外，总会有一份希望。
中国人世代如此，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上海和全国人民为什么选择润（Run)。因为失去自由的人生太可怕了，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尽力逃亡。人们通过虹桥逃离上海，机会更好的则像张爱玲和我们逃到了美国。
六四的另一个附加效应是让福山一举成名，他在自己岳父母家度假时，在拉斯维加斯的咖啡屋写就他的文明终结论的雄文，成功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巨变。现在疫情和俄乌战争又将世界推到一个转折时期，西方世界空前团结反对俄罗斯的暴行，似乎让福山又看到了自己的终结论的生命。
让我以同济美国校友的这个留言结尾，我们仍然在黑夜里对中国抱有希望：“每年这天这个结，我很难度过去。我总是会思念他们，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气候下。我并不认识这些英烈，但是他们曾经给了我惊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