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
徐家祯
(四)
(接上文)语言学校开学上课后,我每周生活真够忙碌的:周一到周三和周五, 我早上六、七点钟起床,上厕所、洗澡、吃早饭。八点多钟出门,从家里 走到罗斯福大街的 7 号线地铁车站,坐车坐到曼哈顿的 Grand Central 站 下车,随着上班以及上学的人流走出地铁站,往南走十多分钟路,到我上 课的语言学校,大约正好九点钟。中午一下课,就匆匆忙忙赶到 Grand Central 车站,乘同一号地铁回到 Elmhurst,再走二十分左右到饭店,换 了工作服,开始工作。每天放工回家,都已经半夜十一点了。洗个澡,就 做学校的作业。一般到十二点或者更晚才能睡觉。每天睡眠时间大约只有 五、六小时。幸亏那时还年轻,能扛得过来。
每周星期四,是我饭店的休息日,上午上课,下午不用赶着去上班, 于是常常与语言班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逛街,或者我独自一人去逛 Barnes
& Noble 大书店,看书,买古典音乐磁带。我发现他们书店有一个很大的、 卖古典音乐的 section,卖唱片和原声磁带。后来,我还发现纽约有一个自称是“世界最大”的音像商店,叫 Sam Goody,也卖唱片和磁带,有时,他 们店里大减价,我就去他们那里找我要的音乐磁带。
洗碗时,忙的时候手脚没有停的时候。前面一批盘碗还没有洗干净, 服务生已经又从饭厅收来一大堆盘碗,哗啦一声,倒在我的水池里。这是 我最恨之切骨的事,心里想:外国人就是花头多,有了筷子还要用刀叉; 前菜一定要用小碟子装,主菜一定要用大盘子装;吃饭有了碗,还要盘子 盛,一套又一套的,都要我来洗。真是中国成语故事说的:大狗钻大洞, 小狗钻小洞,一板一眼,一套又一套,一成不变!
有时,手脚稍慢一点,前面的服务生或者张老板就要到厨房来喊了: “盘碗不够了,快点洗。”那时,我只得加快手脚,赶快冲洗。
每天这种单调、无聊的工作,我做了几乎一年。这一年我之所以能 熬过来,全靠的倒是墙上那个大厨的、油腻腻的小收音机,说来,可能别 人不大会相信了。
“在纽约的头十个月,我除了上午在学校念书, 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一家餐馆洗碗。那个厨房里,除 了我之外还有两位广东厨师,餐厅里则有 一位干长工 的侍者。他们三位都是赛马赌博迷,大厨尤甚。他带 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挂在墙上,专听一个电台的赛 马消息,核对自己买的彩票中了没有。他不懂什么英 文,对收音机里报其它的东西不感兴趣,不报赛马消 息时,我就占用了那架有两个波段的小收音机。就是 从那架可怜的收音机中,我发现了纽约有几个廿四小 时的古典音乐电台; 也是从这架熏满油 腻的小收音机中, 我听熟了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机会听的不少曲子。记 得我第一次听到布鲁赫(Max Bruch)的《苏格兰幻想曲》 (Scottish Fantasia),就是在那个厨房里。虽然那架收 音机的音量是那样小,音质是那样差,但《苏格兰幻 想曲》开头几个深沉而动人的音符激起了我心弦的共鸣。我联想当时的处境、心境、以及未卜的前途,在 心灵的深处升起了一种悲凉感。
“我进那家饭店半年之后,有一次,那位大厨与 老板大吵起来,一气之下离开了饭店。那架已成蟑螂 窝的油腻小收音机,当然他不会带走。于是我就正式 成了它的主人。大厨走了,二厨与那位年轻的侍者对 赛马也不再热心了,我就从此可以安心听我的音乐而 不用担心被人打断。有时,我甚至得意忘形地将音乐 开得太响,弄得好心的老板从店堂里跑进来让我开轻 点儿。就这样,那家饭馆里的收音机陪伴我度过了我 在美国最苦闷的一段时期。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倒真 的感谢他创造了这种最奇妙的方法,在精神上支持我 度过这一时期。不然,我难以想象自己有这种毅力! ”
在这家饭店干了十个月,我要转学了。住在 Elmhurst,去新学校上 学不方便,所以我要搬家。搬了家,离北京饭店就远了,不方便再干下去, 于是就提出辞职。老板一再留我,说,只要我愿意,可以改做 waiter,每 天晚一点来上班,但我还是拒绝了。只答应他需要人手时候,我有空一定 会来帮忙。
我介绍去他们饭店打杂的北京学生小阎,后来就接替我做洗碗工, 做了一段时间。我则偶尔接到张老板的电话,去帮几天忙,一直到我 1981 年 8 月离开纽约去夏威夷上研究院为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