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晚年风光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的换来换去的过去了， 到邓小平的一代才算是定了下来， 他提出要拨乱反正， 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于是， 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局面大有改变， 大家都可以安照自己的心愿， 发挥出自己对社会应有的贡献来。
我在这样的形势下， 完成了如下的几项主要工作：
个人的平反问题： 大约在1980年的一天， 组织科的王本才叫我去谈话，内容是： “家庭成分按现行规定应该是根据父亲一代为准， 故在文革中定为地主是要进行纠正的， 根据你过去写的自传中， 对父亲的问题， 已有明确的交代，故不存在什么隐瞒问题， 但因为他不是职员， 是个伪法官； 故家庭成分应该是：伪官吏吧！ 文革中那些定论和批判的语言都是属于不适之词等；” 他代表组织向我赔礼道歉， 并要我在平反小结上签名， 表示结束了文革中被审查的任务； 又把在文革中我写的检查报告退还给我， 还说：“在你的档案材料中， 已将文革中的内容全部清除出去了， 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痕迹”。
培训统计专业人员： 由于国家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故在企业内就要加强各项管理工作， 才能提高生产能力； 要搞好企业管理工作， 统计就是必需具备的工具； 但是在长久一段时间内， 对统计工作不但不够重视， 而且在某些领导人的眼里， 还认为：“统计不如计划， 计划不如变化”； 就把这项工作淡化到接近于零了。 针对这种统计人员非常短缺的情况下， 于1980年，矿内决定要办一个统计培训班， 将各车间的统计人员集中起来，学习统计业务， 叫我承担教学任务； 我想： 人员来自各个车间， 有各种不同的业务核算， 如何能把它统一起来？ 又那里去找这本合适的教材呢？ 想来想去， 还是根据一切从“结合实际”这条原则为出发点， 就用一般的统计学原理， 从如何收集原始资料、整理统计台帐、结合业务核算的需要而确定各项统计指标， 再汇编成车间的二级统计报表等一系列程序为起点， 还进一步讲解了有关统计指标的涵义和其计算方法， 更强调了统计工作的“正确、及时和全面”的重要性； 将这些内容汇编成《化学矿山基本统计学讲义》一份资料作为讲课教材， 进行了约三个月的半脱产的讲课。 这样一来， 在矿内的全面统计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企业管理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一情况被化工部矿山局得知后， 于1981年的春天， 派来了一个工作组， 在我矿招待所四楼会议室招开一次全国重点化学矿山的统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 矿山局的领导人， 曾当场点名要我上台讲解统计工作的要点； 我当时因毫无准备， 故有些紧张， 但在会场上， 大家都盯着我看， 我就不得不走上台去， 硬着头皮， 把原在本矿统计训练班上的主要讲课内容简单的叙说一遍， 从这以后， 化学矿山局就确定要很快的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化学矿山统计人员培训班， 指明要我承担讲课任务； 但在教材方面需要进行修改， 因为不仅是像菇山矿仅有井下开采的业务， 而且还要加上露天开采方面的业务要求等； 于是就定在湖南省浏阳磷矿（是露天开采的矿山企业）编制教材， 指派了好几位专业干部（采矿、选矿和地质专业的技术人员）参加， 和我一起共同编制一本《化学矿山专业统计讲义》； 于1981年11月份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化工设计研究院内举办了全国的化学矿山统计人员培训班， 由我执教， 参加学习人数约有六十多人， 为时两个半月， 完成教学任务； 致使全国的化学矿山在统计数据上，做到统一和全面的要求， 而满足各级领导和制订规划的需要。
又自从马鞍山市统计局组织成立了“马鞍山市统计评审委员会”以后， 我曾经常去市统计局开会， 于1982年上半年， 有一次会上研究要提高全市各单位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 需要办一个统计培训班， 以大学教材《统计学原理》为讲课内容， 该教材共有十章， 统计局熊局长讲，“正好在全市有十名统计人员申请统计师职称的， 就让这十人每人讲一章，看一看他们中间，那一个是够统计师水平”。 于是在会上就定好各人要讲课的章节； 我分到的是《综合指标》一章， 这章节的内容需要讲授八课时分两天讲解，讲课地点设在市科委四楼会议室， 我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见到参加学习的人数约有一百多人， 会议室的座位还未坐满， 但到第二天去科委时， 见到有不少人从市政府机关内出来， 纷纷前来听课， 把科委四楼会议室的座位坐得满满的， 就连走廊上都加座而坐满了人； 下课后， 还听到有人说：“这些指标的涵义很深， 用法很广”。 在1983年马鞍山市电视大学举办了经济专业（会计、统计）的学习班， 菇山地区有三十余人参加学习， 为了方便学员， 就在菇山磷铁矿职工学校内设立一个教学点， 曾聘请我为辅导老师， 为时三年， 直到1986年这批学员毕业后才结束。
建立制度、发挥综合统计的作用： 在1980年菇山矿举办统计培训班时， 我就注意到在全矿要加强综合统计的作用， 于是在讲课时就布置了各车间的统计报表必需定期及时的报送计划科一份， 又取得矿领导的同意后， 要求各业务科室的业务报表（如财务报表、电力报表、和供销报表等）在上报各自主管部门的同时， 要抄送计划科一份； 在矿计划科内， 有三名青年统计员（全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 给她们分好工， 教她们进行分类登记台帐； 为了保证这些报表都能定期及时的报送到计划科来， 又与矿工会取得联系， 将统计报表的报送情况列为矿劳动竞赛中的一项， 以便能及时收集到全面的资料： 当取得大量的资料后， 再经过整理， 汇编成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制定成不同形式的报表； 在矿内制订了“综合统计管理制度”； 具体是：
日报表： 每天早晨九点钟前， 要向矿领导、调度室报送前一天的矿产量。
周检查： 每周二开调度会前， 主动提出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 便于在调度会上解决问题。
旬小结： 每旬将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报送给矿领导及调度室， 便于他们掌握进度， 避免在完成月度计划中有前松后紧现象。
月考核： 每月将各车间的计划完成情况提供给矿工会和劳资科， 给他们作为发放奖金和评比竞赛的标准。
季分析： 会同财务科， 共同招开全矿的经济活动分析会， 有矿领导和各科室及各车间的负责人参加， 会上我先将全矿的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主要产品质量、劳动生产力及主要原材料消耗等五项指标逐项的进行分析后， 再由财务科张洪杰科长对产品成本、利润和流动资金的周转情况进行分析； 使大家不仅对这八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能有所了解， 而且还知其中存在的问题， 方可求得解决。
由于那时电脑的运用尚未在企业中得到普及， 我们都还是用手工操作来进行管理的， 当时菇山磷铁矿的这项综合统计的管理方法， 在全国五百强企业中（那时的菇山磷铁矿曾被国家列为五百个重点企业之一）， 还算得上是先进的管理方法， 曾得到化工部矿山局、和省、市各级领导的表扬， 多次得到书面奖状。
在1981年七月份， 化工部矿山局招开一次各重点化学矿山的领导人会议， 内容是汇报上半年的生产情况和下半年的计划安排；当时， 不知什么原因矿领导没有去北京， 而叫生产科唐明灿科长同我两人一起前往去参加这次会议； 在会上， 唐科长要我发言， 我就把菇山磷铁矿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了如实的汇报， 而且还说明有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已超过了本矿的历史最好水平等； 当我在汇报到“坑木消耗”时， 矿山局的邸局长马上叫我停下来， 他指着贵州省开阳磷矿的矿长说：“你看看， 你们矿的坑木消耗是多少？ 同样是井下开采的矿山， 为什么要消耗那么多的坑木呢？ 你必需回去把问题弄清楚， 再用书面报上来”。 等我汇报完毕后， 邸局长又说：“大家都听到菇山矿的汇报了， 可以评论一下， 看他们的管理工作做得那么全面， 情况掌握得那么详细， 你们都应派人到菇山矿去学习一下他们的管理经验-----”。 会议结束回矿后， 见到张矿长， 未等我开口， 他就笑眯眯地说：“我已经接到电话了， 情况知道了一些， 你这一汇报，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接待工作， 我们的招待所又要忙碌了”。
从事企业整顿工作： 在邓小平提出： 要拨乱反正， 企业要进行整顿的情况下， 于1982年上半年， 马鞍山市调来史德银同志（原黄梅山铁矿的党委书记）来菇山矿进行全市的企业整顿试点工作， 在矿内成立了企业整顿办公室， 由史德银书记领导， 进行菇山磷铁矿的全面整顿工作； 我因此被抽出去搞这项从未有过的工作；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摸索经验、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努力想办法， 终于大家共同想出在企业中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应从基层做起； 于是我们就分工面向基层， 到各车间去， 协助他们订立应有的规章制度， 又深入到各班组， 摸清了各项原始记录的情况； 于1983年我就挺身而出， 发挥了我的专业特长； 对采矿、选矿、机修、动力、汽车队和基建工程队等六个车间的原始记录、统计台帐进行了全面修订； 又协助各专业统计开展工作， 制订27种内部报表， 建立统计网络制度等（这项成果已记载在《马鞍山市高级知识分子名录》中）。 在1984年此项工作结束前， 我又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 配合美工姚文俊， 绘画出大量的统计图表， 在招待所四楼会议室布置了菇山磷铁矿企业整顿展览会， 迎接化工部矿山局、安徽省化工厅、马鞍山市的各级领导前来检查验收， 还有不少的兄弟单位前来参观； 当时在马鞍山市多数人的心目中， 都认为菇山磷铁矿在管理工作上，算是国有的一流企业， 这是有目共睹的。
技术职称的评定： 自我参加工作以后， 一直都是学理工科的人才能评定技术职称， 而对学文科、财经等社会科学类的人， 从未有过什么职称评定问题； 但自1981年开起， 国家规定各行各业如：统计、会计、经济、档案----等专业都要由各省、市成立评比委员会来进行考核从事本专业的人员的成果， 划定应该有的职称； 这一规定， 我就被马鞍山市统计局选定为市统计评委会的成员了，当时只定初级（助理和员两级）和中级（师）两项标准， 要求各单位凡是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 都要填报自己的专业经历和工作成果， 提出自己要求的职称并附有单位的评语等； 在全市共有近两百人申报了统计职称， 其中有十人申报中级职称的， 当然我也申报了中级职称， 但统计局熊局长讲：“中级职称的审批权在省里， 我们马鞍山市对推荐到省去的人一定要具有相当的标准才行----”。因此， 就在那年办统计培训班上来当面考核决定了， 最后决定马鞍山只报我一人的材料到省统计局去。 于1982年下半年我被批准为“统计师”了， 那时因为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如会计、经济等）都还未动起来， 所以在马鞍山社会科学专业中我是第一名获得中级技术职称的。 几年后，我获得了高级统计师的任职资格， 这也就确定了我的终身职务。
关于“理想”的追求： 我是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男女不平等的歧视，对它很有意见；后在上海英租界避难时，见到中国人要受外国人的欺负，我也是很有意见，特别是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吃尽了日本鬼子的苦，恨透了帝国主义，因此我具备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是，自己年幼无力去反对它。解放后，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知道了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我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既无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而又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多好呀！所以经常和李杰谈论此事，李的意见是要参加共产党，才能实现这一理想；但我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实是太左了，而且他们还用人压迫人的方法来办事，不是执行人人平等的政策，不仅不取消阶级，而是永恒不变的用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来执政的，这就使阶级仇恨反而变得更加深了；这些与我的理想不吻合；同时他们还要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打击，因此我就不去靠近它。
根据规定女干部是在55岁就要退休的， 但当时因工作需要， 我被单位破格留用了几年； 特别是当郑翔当上了矿长后，他经常和我一起讨论矿山的发展。当前的问题是，矿石品位低，经大量采掘后，现存的仅是“鸡窝矿” ，面对这么一个枯竭的矿山，结论就是转产。
夕阳无限好， 可惜近黄昏； 在1986年10月份办理了退休手续， 离开了工作岗位， 回家以养晚年。
李杰同样得到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后来根据国家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据李的老乡张唐（矿党委书记）说，张唐从部队转业来菇山矿时，希望找一个山西老乡交往，在他翻阅干部档案时，找到了李杰的档案，认定李是山西老乡，经过多年交往，我们两家是好朋友。张唐在档案里发现，有一张“此人不得重用”的纸在档案里（在上海工作期间）；
“原来如此”！ 这样的档案跟着李杰走了大半辈子（此事在李杰的自述里有叙述）。
（七） 结论
回想我自幼在家就看到母亲和婶母们只能服侍公婆和丈夫， 做婆家的生儿育女工具， 别无其他出路， 在家中谈不上有什么地位， 甚至于连发言权都没有， 男女之分， 有天地之别， 正如祖母所讲：“媳妇算什么？ 就是一盆洗脚水， 倒了一盆又来一盆”。 我虽不服气， 但因年幼无法抵抗； 父亲虽然受过北京大学的教育， 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仍很严重； 他认为女孩子只要有一点文化达到初中水平就可以了， 因为最终是要操持家务的； 所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每逢开学要交学费时， 都要付出一翻口舌； 因此， 更加深我一定要独立谋生的期求。 参加工作以后， 由于组织严密， 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服从组织分配； 整个工作时间， 大约可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北京一机部工作的时候（1953年至1958年）， 那是我长知识、见世面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调到安徽后直到文革前的时候， 那是我服从长官意志，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文革阶段， 那是我遭劫受难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阶段， 这是我可用自己所学的专业， 为国家做一点贡献的阶段； 但为时太短， 仅昙花一现而且。 最后， 用三十二个字组成的八句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乱世当头， 顺从水流； 遇礁靠岸， 任命而安。
人生几何？ 去日苦多； 留住回忆， 付诸东流。
二零零七年一月完稿
2010年9月修改稿
我的一生与家庭（第六，七部分）
天上人间游一游 (2025-12-07 11:22:12) 评论 (0)（六）晚年风光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的换来换去的过去了， 到邓小平的一代才算是定了下来， 他提出要拨乱反正， 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于是， 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局面大有改变， 大家都可以安照自己的心愿， 发挥出自己对社会应有的贡献来。
我在这样的形势下， 完成了如下的几项主要工作：
个人的平反问题： 大约在1980年的一天， 组织科的王本才叫我去谈话，内容是： “家庭成分按现行规定应该是根据父亲一代为准， 故在文革中定为地主是要进行纠正的， 根据你过去写的自传中， 对父亲的问题， 已有明确的交代，故不存在什么隐瞒问题， 但因为他不是职员， 是个伪法官； 故家庭成分应该是：伪官吏吧！ 文革中那些定论和批判的语言都是属于不适之词等；” 他代表组织向我赔礼道歉， 并要我在平反小结上签名， 表示结束了文革中被审查的任务； 又把在文革中我写的检查报告退还给我， 还说：“在你的档案材料中， 已将文革中的内容全部清除出去了， 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痕迹”。
培训统计专业人员： 由于国家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故在企业内就要加强各项管理工作， 才能提高生产能力； 要搞好企业管理工作， 统计就是必需具备的工具； 但是在长久一段时间内， 对统计工作不但不够重视， 而且在某些领导人的眼里， 还认为：“统计不如计划， 计划不如变化”； 就把这项工作淡化到接近于零了。 针对这种统计人员非常短缺的情况下， 于1980年，矿内决定要办一个统计培训班， 将各车间的统计人员集中起来，学习统计业务， 叫我承担教学任务； 我想： 人员来自各个车间， 有各种不同的业务核算， 如何能把它统一起来？ 又那里去找这本合适的教材呢？ 想来想去， 还是根据一切从“结合实际”这条原则为出发点， 就用一般的统计学原理， 从如何收集原始资料、整理统计台帐、结合业务核算的需要而确定各项统计指标， 再汇编成车间的二级统计报表等一系列程序为起点， 还进一步讲解了有关统计指标的涵义和其计算方法， 更强调了统计工作的“正确、及时和全面”的重要性； 将这些内容汇编成《化学矿山基本统计学讲义》一份资料作为讲课教材， 进行了约三个月的半脱产的讲课。 这样一来， 在矿内的全面统计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企业管理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一情况被化工部矿山局得知后， 于1981年的春天， 派来了一个工作组， 在我矿招待所四楼会议室招开一次全国重点化学矿山的统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 矿山局的领导人， 曾当场点名要我上台讲解统计工作的要点； 我当时因毫无准备， 故有些紧张， 但在会场上， 大家都盯着我看， 我就不得不走上台去， 硬着头皮， 把原在本矿统计训练班上的主要讲课内容简单的叙说一遍， 从这以后， 化学矿山局就确定要很快的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化学矿山统计人员培训班， 指明要我承担讲课任务； 但在教材方面需要进行修改， 因为不仅是像菇山矿仅有井下开采的业务， 而且还要加上露天开采方面的业务要求等； 于是就定在湖南省浏阳磷矿（是露天开采的矿山企业）编制教材， 指派了好几位专业干部（采矿、选矿和地质专业的技术人员）参加， 和我一起共同编制一本《化学矿山专业统计讲义》； 于1981年11月份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化工设计研究院内举办了全国的化学矿山统计人员培训班， 由我执教， 参加学习人数约有六十多人， 为时两个半月， 完成教学任务； 致使全国的化学矿山在统计数据上，做到统一和全面的要求， 而满足各级领导和制订规划的需要。
又自从马鞍山市统计局组织成立了“马鞍山市统计评审委员会”以后， 我曾经常去市统计局开会， 于1982年上半年， 有一次会上研究要提高全市各单位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 需要办一个统计培训班， 以大学教材《统计学原理》为讲课内容， 该教材共有十章， 统计局熊局长讲，“正好在全市有十名统计人员申请统计师职称的， 就让这十人每人讲一章，看一看他们中间，那一个是够统计师水平”。 于是在会上就定好各人要讲课的章节； 我分到的是《综合指标》一章， 这章节的内容需要讲授八课时分两天讲解，讲课地点设在市科委四楼会议室， 我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见到参加学习的人数约有一百多人， 会议室的座位还未坐满， 但到第二天去科委时， 见到有不少人从市政府机关内出来， 纷纷前来听课， 把科委四楼会议室的座位坐得满满的， 就连走廊上都加座而坐满了人； 下课后， 还听到有人说：“这些指标的涵义很深， 用法很广”。 在1983年马鞍山市电视大学举办了经济专业（会计、统计）的学习班， 菇山地区有三十余人参加学习， 为了方便学员， 就在菇山磷铁矿职工学校内设立一个教学点， 曾聘请我为辅导老师， 为时三年， 直到1986年这批学员毕业后才结束。
建立制度、发挥综合统计的作用： 在1980年菇山矿举办统计培训班时， 我就注意到在全矿要加强综合统计的作用， 于是在讲课时就布置了各车间的统计报表必需定期及时的报送计划科一份， 又取得矿领导的同意后， 要求各业务科室的业务报表（如财务报表、电力报表、和供销报表等）在上报各自主管部门的同时， 要抄送计划科一份； 在矿计划科内， 有三名青年统计员（全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 给她们分好工， 教她们进行分类登记台帐； 为了保证这些报表都能定期及时的报送到计划科来， 又与矿工会取得联系， 将统计报表的报送情况列为矿劳动竞赛中的一项， 以便能及时收集到全面的资料： 当取得大量的资料后， 再经过整理， 汇编成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制定成不同形式的报表； 在矿内制订了“综合统计管理制度”； 具体是：
日报表： 每天早晨九点钟前， 要向矿领导、调度室报送前一天的矿产量。
周检查： 每周二开调度会前， 主动提出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 便于在调度会上解决问题。
旬小结： 每旬将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报送给矿领导及调度室， 便于他们掌握进度， 避免在完成月度计划中有前松后紧现象。
月考核： 每月将各车间的计划完成情况提供给矿工会和劳资科， 给他们作为发放奖金和评比竞赛的标准。
季分析： 会同财务科， 共同招开全矿的经济活动分析会， 有矿领导和各科室及各车间的负责人参加， 会上我先将全矿的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主要产品质量、劳动生产力及主要原材料消耗等五项指标逐项的进行分析后， 再由财务科张洪杰科长对产品成本、利润和流动资金的周转情况进行分析； 使大家不仅对这八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能有所了解， 而且还知其中存在的问题， 方可求得解决。
由于那时电脑的运用尚未在企业中得到普及， 我们都还是用手工操作来进行管理的， 当时菇山磷铁矿的这项综合统计的管理方法， 在全国五百强企业中（那时的菇山磷铁矿曾被国家列为五百个重点企业之一）， 还算得上是先进的管理方法， 曾得到化工部矿山局、和省、市各级领导的表扬， 多次得到书面奖状。
在1981年七月份， 化工部矿山局招开一次各重点化学矿山的领导人会议， 内容是汇报上半年的生产情况和下半年的计划安排；当时， 不知什么原因矿领导没有去北京， 而叫生产科唐明灿科长同我两人一起前往去参加这次会议； 在会上， 唐科长要我发言， 我就把菇山磷铁矿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了如实的汇报， 而且还说明有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已超过了本矿的历史最好水平等； 当我在汇报到“坑木消耗”时， 矿山局的邸局长马上叫我停下来， 他指着贵州省开阳磷矿的矿长说：“你看看， 你们矿的坑木消耗是多少？ 同样是井下开采的矿山， 为什么要消耗那么多的坑木呢？ 你必需回去把问题弄清楚， 再用书面报上来”。 等我汇报完毕后， 邸局长又说：“大家都听到菇山矿的汇报了， 可以评论一下， 看他们的管理工作做得那么全面， 情况掌握得那么详细， 你们都应派人到菇山矿去学习一下他们的管理经验-----”。 会议结束回矿后， 见到张矿长， 未等我开口， 他就笑眯眯地说：“我已经接到电话了， 情况知道了一些， 你这一汇报，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接待工作， 我们的招待所又要忙碌了”。
从事企业整顿工作： 在邓小平提出： 要拨乱反正， 企业要进行整顿的情况下， 于1982年上半年， 马鞍山市调来史德银同志（原黄梅山铁矿的党委书记）来菇山矿进行全市的企业整顿试点工作， 在矿内成立了企业整顿办公室， 由史德银书记领导， 进行菇山磷铁矿的全面整顿工作； 我因此被抽出去搞这项从未有过的工作；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摸索经验、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努力想办法， 终于大家共同想出在企业中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应从基层做起； 于是我们就分工面向基层， 到各车间去， 协助他们订立应有的规章制度， 又深入到各班组， 摸清了各项原始记录的情况； 于1983年我就挺身而出， 发挥了我的专业特长； 对采矿、选矿、机修、动力、汽车队和基建工程队等六个车间的原始记录、统计台帐进行了全面修订； 又协助各专业统计开展工作， 制订27种内部报表， 建立统计网络制度等（这项成果已记载在《马鞍山市高级知识分子名录》中）。 在1984年此项工作结束前， 我又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 配合美工姚文俊， 绘画出大量的统计图表， 在招待所四楼会议室布置了菇山磷铁矿企业整顿展览会， 迎接化工部矿山局、安徽省化工厅、马鞍山市的各级领导前来检查验收， 还有不少的兄弟单位前来参观； 当时在马鞍山市多数人的心目中， 都认为菇山磷铁矿在管理工作上，算是国有的一流企业， 这是有目共睹的。
技术职称的评定： 自我参加工作以后， 一直都是学理工科的人才能评定技术职称， 而对学文科、财经等社会科学类的人， 从未有过什么职称评定问题； 但自1981年开起， 国家规定各行各业如：统计、会计、经济、档案----等专业都要由各省、市成立评比委员会来进行考核从事本专业的人员的成果， 划定应该有的职称； 这一规定， 我就被马鞍山市统计局选定为市统计评委会的成员了，当时只定初级（助理和员两级）和中级（师）两项标准， 要求各单位凡是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 都要填报自己的专业经历和工作成果， 提出自己要求的职称并附有单位的评语等； 在全市共有近两百人申报了统计职称， 其中有十人申报中级职称的， 当然我也申报了中级职称， 但统计局熊局长讲：“中级职称的审批权在省里， 我们马鞍山市对推荐到省去的人一定要具有相当的标准才行----”。因此， 就在那年办统计培训班上来当面考核决定了， 最后决定马鞍山只报我一人的材料到省统计局去。 于1982年下半年我被批准为“统计师”了， 那时因为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如会计、经济等）都还未动起来， 所以在马鞍山社会科学专业中我是第一名获得中级技术职称的。 几年后，我获得了高级统计师的任职资格， 这也就确定了我的终身职务。
关于“理想”的追求： 我是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男女不平等的歧视，对它很有意见；后在上海英租界避难时，见到中国人要受外国人的欺负，我也是很有意见，特别是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吃尽了日本鬼子的苦，恨透了帝国主义，因此我具备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是，自己年幼无力去反对它。解放后，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知道了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我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既无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而又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多好呀！所以经常和李杰谈论此事，李的意见是要参加共产党，才能实现这一理想；但我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实是太左了，而且他们还用人压迫人的方法来办事，不是执行人人平等的政策，不仅不取消阶级，而是永恒不变的用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来执政的，这就使阶级仇恨反而变得更加深了；这些与我的理想不吻合；同时他们还要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打击，因此我就不去靠近它。
根据规定女干部是在55岁就要退休的， 但当时因工作需要， 我被单位破格留用了几年； 特别是当郑翔当上了矿长后，他经常和我一起讨论矿山的发展。当前的问题是，矿石品位低，经大量采掘后，现存的仅是“鸡窝矿” ，面对这么一个枯竭的矿山，结论就是转产。
夕阳无限好， 可惜近黄昏； 在1986年10月份办理了退休手续， 离开了工作岗位， 回家以养晚年。
李杰同样得到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后来根据国家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据李的老乡张唐（矿党委书记）说，张唐从部队转业来菇山矿时，希望找一个山西老乡交往，在他翻阅干部档案时，找到了李杰的档案，认定李是山西老乡，经过多年交往，我们两家是好朋友。张唐在档案里发现，有一张“此人不得重用”的纸在档案里（在上海工作期间）；
“原来如此”！ 这样的档案跟着李杰走了大半辈子（此事在李杰的自述里有叙述）。
（七） 结论
回想我自幼在家就看到母亲和婶母们只能服侍公婆和丈夫， 做婆家的生儿育女工具， 别无其他出路， 在家中谈不上有什么地位， 甚至于连发言权都没有， 男女之分， 有天地之别， 正如祖母所讲：“媳妇算什么？ 就是一盆洗脚水， 倒了一盆又来一盆”。 我虽不服气， 但因年幼无法抵抗； 父亲虽然受过北京大学的教育， 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仍很严重； 他认为女孩子只要有一点文化达到初中水平就可以了， 因为最终是要操持家务的； 所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每逢开学要交学费时， 都要付出一翻口舌； 因此， 更加深我一定要独立谋生的期求。 参加工作以后， 由于组织严密， 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服从组织分配； 整个工作时间， 大约可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北京一机部工作的时候（1953年至1958年）， 那是我长知识、见世面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调到安徽后直到文革前的时候， 那是我服从长官意志，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文革阶段， 那是我遭劫受难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阶段， 这是我可用自己所学的专业， 为国家做一点贡献的阶段； 但为时太短， 仅昙花一现而且。 最后， 用三十二个字组成的八句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乱世当头， 顺从水流； 遇礁靠岸， 任命而安。
人生几何？ 去日苦多； 留住回忆， 付诸东流。
二零零七年一月完稿
2010年9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