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嘘何以为父母

那天凡儿又拿到一笔奖学金，我抓住机会鼓励他，“宝贝你看你多棒啊，这奖学金是专门奖励优异生的。”

我总是需要给凡儿鼓劲儿。凡儿是那种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小孩儿，他总是不够自信，觉得自己不够好。对这样自知的小孩，只能不停地鼓励，让他看见自己已经非常优秀。凡儿对我的话似信非信，迟疑地摇头，即使他也很开心拿到这笔钱，但是……他还是能找出一大堆自己不够优秀的方面。

尘儿则完全不同，我刚夸完凡儿，一旁的尘儿立即眉头一扬，把话接过去：“那我呢妈妈，我上大学都不用你和爸爸花钱。”

我赶紧点头如啄米，心里暗叫，呀，忽略了，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表扬的小孩儿。嘴里忙不迭地补上真心夸赞，“你当然很棒啊宝贝，还有妹妹，你们三个都很棒！”

对的，我就是传说中那种“孩子是自己的好”的父母。

每次跟朋友说起来尘儿他们三个从小到大没有上过任何课业辅导班，都是我辅导或者他们自己上网搜索，学习成绩都还非常不错，朋友都直呼不相信，怎么可能没上过辅导班？在确认了回答之后，他们又问，你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

我还真的很认真地想了想，我是怎么教育他们三个的？大约就是——身体力行，勇于向孩子们吹嘘自己骄傲的那些事儿。：）

我吹嘘自己的地方很多，我是文科生，写文字的，夸夸其谈最拿手了。比方我学习很糟糕的地方可以吹，比如我高中数学考过21分，但我会接着吹自己后来把这个分数提升到107分；他们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吹，妈妈第一年没考上大学，但是第二年就考了区文科状元了；他们上了大学，我接着吹，妈妈上了大学也是第一名，每学期都是一等奖学金，奖学金的金额基本等于当时每年的学费，我上大学可以说没有用家里花钱（其实这样说不准确，吃穿用度还是花了父母的钱的）……

但是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不买这个账了，总是我刚落下话音，另一个就会立即跟上，笑嘻嘻地提醒我，“法律啊妈妈，你学的那是法律。”法律整个儿在他们这些理工科孩子的眼里不值一提。我就泄气，好像没什么资本可吹了呀。~

于是那天想起大学里干的一件勇敢的事，我就向他们吹嘘——

“我读书的时候可不是仅仅学习成绩好啊，我还是班级干部，还是校学生会干部，还是文学专栏主编，还是市级优秀毕业生，最关键的，我还干过一件别的同学压根儿不敢干的事儿……”

他们三个一齐瞪大眼睛听我说，估计心里想，眼前这个笑眯眯脾气温顺柔和的妈妈还能干出什么胆子大出格的事儿呢，且听她怎么吹——

那是大四下半年，九十年代中期刚刚开始自主择业，我因为是班级第一名，所以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并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这个资格可不能小觑，有了这个资格证，只要有接收的政府机关单位，我作为外地生留在北京不但可以顺利拿到人人向往的北京市户口，还可以不用花一分钱，那时候这个“不用花一分钱”对我来说比“北京市户口”更有吸引力：懂事的小孩儿不希望再让父母为自己花额外的钱了。

然而即使我的成绩在班级里遥遥领先，四年综合成绩总排名，我跟第二名的总分数差距超过了第二名跟最后一名的分数差，按理说足够优秀，团支书，主编，校学生会部长，主席团执委，我还握有各项校级北京市级的奖励……即使如此，那个四处寻找工作的春天给我的印象一点不愉快。

我记得我跟一位好友找了学校的一位老师帮我们打印出简历，我跟她一起走了大半个北京，我找机关单位，她找国营企事业单位，那时基本只有这两类单位有北京市户口指标。那些年北京春天的沙尘暴很厉害，风沙起来的时候真是能吃一嘴沙子。然而我们那样辛辛苦苦用脚丈量北京城靠着自己的力气寻找工作却并不理想。那位好朋友最终决定放弃，回南方去。

那时候的自主就业已经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我那时心高气傲，只想凭着自己的努力而不想托任何关系，我父亲有两个当时在中央某部和部级企业里任正厅局级的表弟，他们年少时应当也得过我父亲家族的帮助和接济……可是求人帮助这件事，我从来都不会。我父亲也不擅长。所以我跟我父亲说，你让我自己来闯，我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

可是快两个月的撞南墙，让我迷茫了，眼看着一些家庭关系过硬、但成绩并不怎么样的同学老早就找定了工作单位，气定神闲地看我们四处奔波无果，我就有点心灰意冷沉不住气了，越沉不住气越心灰意冷，越心灰意冷越沉不住气，渐渐地这种气就发酵成怨气和怒气……找工作啊，不看优秀看老子！再说了，外地生怎么了？外地生高考分数吃亏，找工作还吃亏，凭什么？郁闷，我不服气！

不服气的我血往上冲，某一天提起一口气，凭着一腔看不惯世俗的澎湃热血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抨击眼下所谓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中各种不正之风的檄文，满满两页纸，贴上邮票，马不停蹄就投进邮箱，寄向我自认为管理就业市场的北京市人事局。

信寄出去了，其实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激起任何水花。毕竟我是一个学生，谁会在意一个学生说什么。（其实那时我已经世俗地知道了结果是什么，但是仍忍不住拿起鸡蛋砸那堵高墙。）而一个大四学生的本分就是，兢兢业业地去找工作。也是我幸运，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整个过程却特别顺利。我很欣慰，我终于完完全全靠着自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北京市人事局某处长的电话，他邀请我到北京市人事局去跟他们的副局长谈谈，他说他们局长对我的信非常感兴趣，认为我很有想法，所以专门责成一位副局长处理我的投诉。我记得我冷冰冰地回复他说，我没什么好谈的了，都在信里。（典型的小孩儿不大，架子不小。）

在那位处长一再坚持下，我才勉强答应去面见一下副局长。后来我真的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去见那位副局长了，连个正式衣服都没换，穿着大汗衫大短裤就去机关大院见他了。现在想，我真是初生牛犊，完全不通世事，觉得他力邀我去面谈一下，我去了倒是给他面子……哈哈。~

我跟那个副局长聊天竟然一点也不怯场。他把我的那封信大夸特夸了一通，说我有思想。又问我找到工作没有，如果没有，他会介绍我一个机关单位。我那时合同已经签订了，但是他这样说倒是让我小小地感动了一下。现在都忘记具体怎么谈的，无非就是我作为新鲜出笼的就业生谈谈自己找工作的各种体会。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想，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拿回我的那封信。（大概那封信言辞过于激愤，自己想想觉得还是保护一下自己先。）这个要求让副局长愣了一下，貌似有点为难，后来他复印了一份我的信，把原件还给我了。那封澎湃激昂的信原件应当还在我的旧箱子里保存着。

那封信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学校那一级的毕业生一些委培生的毕业证和就业单位被压制了一段时间，那时同学里人心惶惶，有人说，是这届毕业生里有人有通天的关系，才导致出现了这种问题……我一直吓得不敢出声，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不是要为难自己亲爱的同学呀。

再后来，所有被压下来的毕业证和就业合同都得到了落实。幸好都没什么问题，不然我会后悔死。但是也说明，那时的机关单位还真的有一些人在干实事儿，哪怕只是一个黄口小儿的投诉，他们也会认真对待和处理，绝非今日之机关面对滔滔民怨无动于衷可比。

尘儿他们懵懵懂懂地听着，懵懵懂懂地理解，就像我听父亲说起他的那些陈年旧事一样。他们不能理解，那时作为学生的我直接给北京市人事局局长写信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也不能理解我们那时候有同学为了出系统留北京要额外付出将近两万块钱意味着什么，他们同样也不能理解北京市户口对外地大学生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吧。

只是吹嘘当年的好汉之勇好像也有负面作用，我吹得自己伤感了——忽然意识到，一转眼快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我们那时身处的算是中国最好的时代。然而那个时代现在已经一去不返了，一同不复返的，还有我那叛逆飞扬的青春……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