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近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抑郁症并非某些人矫情的代名词，而是导致全球健康损失的主要疾病之一。根据 2017 年的估算，全球超过3 亿人罹患抑郁症。若看更近期的推算（2022–2023 年），大约2.8 亿至 3.8 亿人正处在抑郁的泥沼之中，约占全球人口的3.8%—5%。也就是说，在20 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
新冠疫情的突发冲击，使全球抑郁与焦虑病例在短时间内显著上升。长时间的隔离、经济的不确定性、亲友的病逝，使得原本潜伏的心理问题被迅速放大。这使得抑郁症的全球流行曲线，不再是缓慢爬升，而更像是一场加速的雪崩。
抑郁症之所以被 WHO 定义为“头号致残元凶”，并非危言耸听。世界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数据显示，抑郁症是导致全球残疾生活年（YLDs,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的首位原因。换句话说，它并不主要杀人，却能让人在很长一段人生中失去生产力、失去社会功能，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与抑郁症相关的损失，不仅体现在病人无法工作，还包括他们在学习、婚姻、家庭中的全面受损。对社会而言，这是一种长期的“隐形成本”。全球每年因为抑郁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万亿美元级别。抑郁症，事实上已经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
把镜头拉向中国，问题更为突出。中国有 14 亿人口，即便抑郁症的流行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患者绝对数也将极为庞大。而最新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结果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6.8%，其中重性抑郁障碍的比例为 3.4%。粗略估算，这意味着超过 9500 万中国人在人生某个阶段会与抑郁症正面遭遇。
谈到抑郁症，不得不提到自杀。全球每年约有 70 万人死于自杀，而抑郁症是其中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多年来，中国的自杀死亡人数维持在每年 25 万至 28 万之间。在这些自杀者当中，研究显示约有 40%—50%的人存在抑郁症或相关情绪障碍。换句话说，每年都有超过 10 万中国人，因抑郁症而自杀。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的自杀在群体分布上有着独特的特点。相比许多西方国家集中于青壮年男性，中国的女性与老年群体在自杀统计中比例偏高。这背后既有传统文化的压力，也有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因素。抑郁症在这些群体中缺乏被识别与治疗的机会，最终演变为无法逆转的悲剧。
如果说患病人数与自杀风险让人震惊，那么治疗率之低更是令人无奈。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的数据，在过去一年中，仅有 9.5% 的抑郁障碍患者，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治疗。换句话说，10个抑郁患者里，有9个没有获得任何医学上的干预。而即便在少数获得治疗的人群中，能够达到“足够疗程与剂量”的比例更是低得可怜，有些研究显示不足 1%。
这意味着大量患者要么在家庭与社会中独自承受，要么依赖不规范的途径（自行服药、民间疗法、盲目寻求宗教慰藉），结果适得其反。这种情况在国际比较中显得尤为刺眼。在一些高收入国家，抑郁症的治疗率虽然也并不理想，但至少能达到 40% 左右。中国不到 10% 的治疗覆盖，凸显了医疗体系在精神卫生领域的短板，也折射出文化与社会层面的阻力。
为什么中国的抑郁症问题格外突出？首先，中国的庞大人口，决定了任何疾病在这里都会呈现惊人的绝对数。更何况，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阶段：城镇化、经济转型、社会竞争与代际冲突，使得个体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前所未有。
“心病”被视为“丢人”的事，很多家庭宁愿讳莫如深。尤其在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精神科与心理学依然被贴上“疯子”“不正常”的标签。这种污名让患者和家庭更倾向于隐匿，而不是寻求帮助；即便在大城市，精神科门诊也常常人满为患；而在广大的县乡，精神卫生资源几乎空白。医生数量严重不足，药物供应不均衡，使得即使有人愿意就诊，也常常求医无门。相比一些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心理疾病在医保体系与工伤、病假政策中的覆盖有限。患者常常因为治疗成本高昂而放弃，进一步加剧了“未治疗”的比例。
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显得格外严重。换句话说，中国不只是“抑郁症患者多”，而是“患者多、风险高、治疗少”三重困境叠加。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更重视“看得见”的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癌症，而对抑郁这样的心理疾病关注不足。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被低估的“隐形病群”正在积累，成为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这不仅关乎公共卫生，也关乎社会稳定。一个社会若有大规模的心理健康困境而得不到回应，迟早会在劳动效率下降、医疗负担增加、家庭结构动荡、人口风险升高等方面显现出连锁反应。
中国的抑郁症问题，远比很多国家更为严峻。中国的抑郁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现象，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议题。这些数字本身已经足够冷酷，不需要任何渲染。它们告诉我们：抑郁症不是少数人的软弱，而是多数人的困境；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公共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