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味（7）流浪 流浪 到处流浪

曾在美国大学任教40年左右，其间有过不少同事，但因所教学科不一，虽身处同一校园，却非大一统帝国，而是一个个独立王国，谁也不用听谁的。加上没有坐班制，我喜欢把课都排在上午，下午基本不在学校；而有些老师喜欢下午上课；若非系里一个月开次会（还有不少人缺席），有些同事难得见面，交往有限。 

但是，跟系主任却走得较近，并非要巴结她，而是她善于申请到政府的研究资金。钱来了，需要人干活，在她的眼里，我挺能干活的，于是有了项目就招呼我参与。一来二去的，不但在工作上彼此信任，私交也多了起来。 

系主任有过三段失败的婚姻，曾忙于独自拉扯儿女长大成人。女儿懂事，品学兼优，大学一毕业便找到了理想工作，让妈松了口气。而那个有多动症的儿子比较麻烦，系主任忙完了学校的千头万绪，回家还要督促儿子学习。在她的辛勤监督下，儿子总算从高中顺利毕业，并去英国上了大学。之所以去英国，是因为儿子的生父，系主任的第二前夫，是英国公民，其后代能成为英国公民，并同时保留美国公民的身份。在英国，公民上大学的费用比在美国低。 

成了空巢后，系主任解放了。她是那种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远足潜水；时而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或去餐馆喝酒吃饭聊天；遇到系里来了新同事，老同事退休了，年轻同事新添了孩子，常敞开家门，邀请大家去她家里开派对。她家非常宽敞，带着大花园，适合开几十人参加的派对。系主任本人很帅气，谈吐有内涵，穿着有品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过着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 

但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周五下午，跟她谈完项目进展，分别时随口问了一句周末打算去哪儿玩。她说要去看望住在旧金山东湾的母亲，母亲80多岁，失明了，生活自理有困难，系主任正在考虑送母亲去养老院。 

过了一阵，又问起她母亲，已经送去了养老院。为了支付养老院费用，母亲的房子也卖了。我想当然地以为，系主任了却了后顾之忧，不料她忧心忡忡地提到了妹妹。她妹妹患有精神病，丧失了工作能力，靠领取联邦政府发放的残疾人津贴生活（目前每月900多美元）。 

妹妹曾跟母亲同住，可是犯病时脾气暴躁，乱砸东西，母亲去干预一下，她打了母亲一顿。为了保证母亲的安全，系主任劝告母亲别跟妹妹同住，80多岁的老人是没有能力照顾一个“武疯子”的。 

当出现打人之类的情况时，精神病院会收妹妹进去住一阵。遗憾的是，加州过去几十年对精神疾病的公共支持系统逐渐削弱，现在粥少僧多。因此，只要妹妹病状稍有改善，医院就叫她出院，为更需要医治的病人腾出床位。 

 

在加州，精神病人出院后，病情较重者往往被安置去短期康复中心 (Transitional Residential Facilities）；病情相对稳定、能独立生活的病人可以进支持性住房（Supportive Housing）或临时庇护所；无法独立生活的则被安排去寄宿家庭或团体之家（Board-and-Care Homes）。 

听上去安排得非常合理，可实际上，康复中心床位严重不足，等待时间长，而且有些康复中心不接受高风险病人；支持性住房和临时庇护所人满为患，供不应求；寄宿家庭和团体之家的数量逐年减少，因资金短缺而关闭。 

这就造成许多精神病人出院后无稳定住所，直接流落街头或去普通游民的庇护所。可是，精神病人常因行为不当而被庇护所拒收，陷入了无处可去的困境。 

系主任的妹妹有时能被安置，但这类住房安置往往是短期的，致使她不时流落街头。开始，母亲出于对女儿的疼惜，会让她回家暂住一阵。只是妹妹发病时太恐怖了，导致老母亲不得不硬硬心肠，不再插手妹妹的安置问题。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假如家里有精神病人，怎可让他流落街头？但是，从法律角度看，母亲没有收容妹妹的责任，母亲和妹妹是独立的两个成年人，年迈的母亲没有义务养活成年的妹妹。 

系主任提到，出于怜悯，她也曾向妹妹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她正好去出差，便让在等待安置的妹妹去她家住上几天。等她回到家，吓了一跳，妹妹流落街头时结识的男朋友和他的狗也搬进了系主任家。这还了得？赶紧把他们请出了家门。 

对于妹妹的境况，系主任哀伤而无奈。好在她非常理性，如果解决不了一个问题，要承认自己能力不够，接受并与千疮百孔的现状共存。至今我还记得她说的：我不会因为妹妹而牺牲我的生活，因为这种牺牲是无用的。 

听罢感叹，虽然对妹妹不够仁至义尽，但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与其让一家人围着妹妹转，由她控制他们的生活，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不如放手，至少一家人能正常生活了。 

基于洛杉矶地区游民的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游民患有精神疾病，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精神分裂症、严重抑郁症等；近一半有药物滥用问题；还有不少人同时患有两三种残疾。 

有朋友从国内来美国访问，问我美国为什么精神病这么多？ 

这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也触及了伦理、社会结构、政治的深层问题。太沉重了，沉重到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