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这个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履约义务宽松： 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执行关税削减、服务贸易开放等承诺时，可以享受更长的过渡期。例如，发达国家可能需要立即降低关税，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分阶段逐步降低。
2. 市场准入要求较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通常不被要求完全对等开放市场。比如在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能够保留更多的政策空间。
3.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照顾：WTO规则允许对发展中国家在争端处理上给予一定灵活性，包括执行裁决的期限更长，谈判过程中更多的技术援助。
4. 援助与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还能从WTO与相关机构获得资金、技术培训等支持，以增强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竞争力。
可以说，这些“特殊待遇”在中国加入世贸初期具有巨大意义。彼时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大规模开放意味着产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没有过渡期和优惠安排，中国制造业和农业可能无法承受冲击。然而，2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外贸额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再继续要求“照顾”，在国际舆论场上就显得越来越难以服众。
官方表述是“主动担当”，但背后原因远不止于“道义感”。WTO近年来陷入严重功能危机，尤其在争端解决机制和谈判进程方面停滞不前。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强烈批评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取不对称利益”，并要求对中国施加更多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预先宣布“不再谋求新的特殊待遇”，其实是“先发制人”。与其等到被动地在WTO改革中被贴上“拒绝承担责任”的标签，不如主动声明，至少可以掌握舆论上的主动权。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屡次点名批评中国“滥用发展中国家待遇”。欧盟则在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议题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中国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向美欧释放善意：我并非拒绝承担责任，而是愿意在规则制定中展现灵活性。这有助于缓和中西方在贸易谈判中的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方宣传中，反复强调“不等于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同时高调渲染“大国担当”的形象。这一话术既可以安抚国内舆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能享受一些政策空间”；又能制造一种“我们主动站出来引领全球秩序”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增速放缓、内外挑战叠加的当下，这种形象塑造对于国内政治稳定也有现实意义。
《金融时报》评论称，中国此举更多是战术性的，而非真正的身份转变。因为中国没有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只是说在未来谈判中不主动要求新的特权。这意味着在已有的利益上，中国依然会坚守。
《纽约时报》则指出，中国的表态看似大方，但实际上模糊性很强。中国保留了“根据行业情况争取合理权益”的余地，这为未来留下了很大的回旋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在某些领域，继续要求差别化待遇，只是换了一个说辞。
BBC评论称，这更像是一种“公关策略”，既回应了西方批评，又避免了彻底撕掉“发展中国家”标签的政治风险。它既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承担起发达国家义务，也不代表发展中国家群体会对中国失望。
中国外交话术中常见的一个特点，就是巧妙维持“双重身份”。时而自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贫困人口、东西部差距明显、需要时间追赶；时而又宣称中国是“全球大国”，肩负责任、愿意引领世界，还要“为宇宙指明方向”。这种两面性，让中国能够在不同场合灵活切换角色，既获取利益，又保持政治资本。此次“不寻求新特权”的表态，正是这种外交逻辑的体现。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真的失去了“特殊待遇”？答案并不简单。首先，中国强调“只涉及谈判层面，不涉及身份问题”。这意味着在现有的WTO框架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在争端解决、技术援助等方面获得一些好处。
其次，所谓“不再谋求新的特殊待遇”，其实留有很大空间。比如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人工智能等新兴议题的谈判中，中国仍可能根据自身国情提出“灵活性诉求”，只是不会明目张胆地打“发展中国家牌”。最后，即便在没有特殊待遇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一带一路合作）获得话语权。换句话说，WTO只是舞台之一，中国还有其他渠道。
表面上看，中国是在放弃“发展中国家”的特权；实际上，中国只是放弃了“进一步索要新特权”的姿态。它保留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保留了在既得利益上的坚守，也保留了未来灵活调整的空间。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次“身份转型”，不如说是一场高明的平衡术：既回应了外部的批评压力，又维持了内部的政治叙事；既展示了“大国担当”的姿态，又没有真正牺牲太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这既是一种外交妥协，也是一种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