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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细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儿了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731细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儿了转载《揭秘美军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历史 竟接手731部队成果》作者：渣渣刀&锹铁刀时间：2020年5月21日网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5月2日，中国媒体向美国政客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关闭后不久便出现了一连串肺炎或类似肺炎病例。几乎同一时间，美国H1N1流感爆发；2019年10月，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代号为‘Event201’的流行病演习；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这些事件是否有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已经够某些口无遮拦的美国政客回答一阵子，但关于德特里克堡，他们需要解释的可能远不止这些。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战争胜利时，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却在暗中谋划着什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只科研队伍前去日本执行秘密任务，带队者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而他要去见的人正是前731部队的创始人、头目，“恶魔医生”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是旧日本帝国陆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称号，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了包括细菌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等一系列毫无人道突破底线的人体实验，据731部队要员供认，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残害。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受害者至少达上万名。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十几名731部队主要成员却无一受到起诉，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二战一结束便千里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记载，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军便已获悉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前后五次派遣科研队伍调查并尝试用各种渠道得知相关实验“成果”。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细菌专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审讯了“731部队”的主要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和增田知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报告（《桑德斯报告》）。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390/18/24/02）。1945年10月3日，由杜鲁门总统亲自指派的卡尔·康普顿回到美国并向其汇报和提交了一份六页的情况汇总。该份报告现存于杜鲁门博物馆。1946年5月31日阿尔沃·汤普森赴东京对石井四郎及25名亲信进行询问，并完成了《关于日本生物战研究的报告》，提交了对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及10张细菌炸弹图纸。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70/09/07/04）。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调查，并在6月29日发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汇总》里称“目前在德特里克堡研究的实验日本人已经做过，并且还有许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细菌、线虫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谷物和蔬菜的影响。”“报告还没有在德特里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浏览后可以确信里面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据称此份报道长达60页，包括对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弹实验、喷洒实验、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90/03/19/02）。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里克堡的埃德温·希尔博士开始了对于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的面谈共76次，内容包括植物、动物、人体实验、各类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温·希尔报告》并在报告中极力为石井请愿免罪。面谈实录和材料全部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日本庆应义塾经济学会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到了桑德斯、汤姆森、费尔以及希尔四人前往日本调研的经历，以及他们在面谈后留下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队主要成员把研究成果拱手让人，是科学家的无私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石井四郎怎么忍心就这么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给美国？这不禁让人联想，莫非美国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么交易？这个怀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献中得到了验证。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1980年发表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东京的美国生物武器专家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战争罪被起诉，那么他愿意详细描述实验内容。”同年7月1日，爱德华·韦特尔博士写给美国国务·陆军·海军调整委员会（SWNCC）的备忘录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愿意提供从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解剖获得的8000张玻片…任何’战争罪’审判都将向所有国家完全披露此些数据，因此，为了维护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应避免（审判）发生。” 韦特尔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数据对美国的重要性远远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诉更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中提到的石井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秘密的口头协议。青木富贵子写道自己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看到了“镰仓协议”，其中包括 “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希尔博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中的美国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约20名研究人员范围之内” 和“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于追究战争罪责” 在内的等九条协议。然而美国不止帮石井及其同事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不少史学家怀疑德特里克堡雇佣了石井为美国研究生物武器。1995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名为《731部队的罪行》的文章中写道 “美国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数据以供其用于军事。（这些数据） 不仅让731部队的负责人免于战争罪的审判，并且给他们发起了美国的工资。”英国卫报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剑桥大学讲师理查德·德雷顿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写道“曾在满洲进行人体实验的日本石井四郎后被美国雇为生物武器顾问。”如果说这些指控仅仅是史学家的猜测，那么1947年7月22日由时任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威洛比将军秘密发送到华盛顿的电报就是实锤。威洛比在电报中写道 “我必须要指出这是明智地使用MID机密资金的途径 （也是此资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们不能留住这些人，丢失脸面或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破坏迄今为止已成功发展的关系。”于是在仔细考量了731部队的实验成果数据对“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后，SWNCC的赫伯特将军在8月27日的备忘录里写道对最终立场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议， 包括以下内容：“目前的数据…看来不足以构成维持针对石井和其同事的战争罪行指控。” 该份备忘录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250/68/05/03）。最终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由于某大国的操控、掩护，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队参与者因“证据不足”无一被提起诉讼。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官方名称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德特里克堡却因其他原因频频登上头条。根据1989年美国雷斯顿埃博拉事件纪实作品《血疫》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里克堡的存在。而这本书在2019年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改编成为了影视作品。2001年的炭疽热袭击，德特里克微生物学家布鲁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并用信寄出，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当联邦调查局发现他的可疑之处并将逮捕埃文斯时，这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却选择自杀。2011年到2016年，周边的居民请愿关闭德特里克堡，请愿人写道“德特里克堡的武器渗入地下，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影响了成千上万人，让我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得了罕见的癌症。它已夺走了2500多个生命。”研究人员在德特里克堡附近发现的泄漏的橙剂、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有趣的是，上述这些大多数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队研究过。上文提到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对此也有详细叙述：“显然，在德特里克堡的研究者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研究者称 （得到的报告） 是’无价之宝’。美国后来研发的生物武器与日本已开发的武器极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后来，羽毛炸弹成为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基本配置。”而在越南战争中投入实战的橙剂，根据曾帮助美国农业部整理橙剂相关文献的学者阿尔文·杨（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剂的历史、用途、特性及环境归宿》一书记载，研发、测试所谓“战术除草剂”（包括橙剂在内）的牵头机构即德特里克堡的化学武器研究实验室。而这本书当中，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德特里克堡在“战术除草剂”研究中的图片和文献资料。的确，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数据库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间，近60份731部队相关采访和研究都是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这些美国从“恶魔医生”石井手里获取的研究成果，辗转来到德特里克堡并再次“大放异彩”。2019年7月到8月，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现场检查和评估之后，停止了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少数政客不断地指控这个来源还没有调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尽管他们言之凿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后不一。但证据就像他们口中的象牙一样虚无缥缈。相反，德特里克堡给了我们太多未知和不确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坐落于“空气香甜”马里兰州的基地，接手了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伤害的731部队的“研究成果”，用来做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经泄漏的“实战经验”，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这里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让人担忧的，危险性更强的其他病毒。写在最后：美国掩盖石井等人的战争罪，德特里克堡接手731部队，在这个国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无根据的随意造谣的时代，即使真相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许就如英国病毒学家阿拉斯泰尔·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杂志里写道的一样：“遗憾的是，很少有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有权限浏览相关的档案。”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扔掉了革命造反迎来了和平演变
走资派邓小平们大力吹响“阶级斗争媳灭论“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后，从胡跃邦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引进了西方的绝对的自由主义。从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来了被和平演变的开始。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宣传机构抹黑否定文革之后，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
但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来是批判走资派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即中国共产党应继续革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但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继续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即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关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设计。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
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走资派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资派邓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坚持假借“四个现代化”来推行唯生产力的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继续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就开始转换成了私有化话语，就是走资派特色党政府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走资派邓小平又被赶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但又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年后，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走资派特色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大家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人们所面对的这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造反”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常说的“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但还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对《革命造反》的妖魔化还远远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后，又对《革命造反》反复一万次的妖魔化的一种体现。
还有就是各种教科书，如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革命造反》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渗透到了各层次的所有主流媒体，渗透到了各级各类各种各样的电视中和教科书，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反省的。
今天中国大陆人民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对《革命造反》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对于工人农民一切底层人民，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讲，淡忘，摒弃《革命造反》将意味着什么？
再一个特点就是迎来了《和平演变》。
改开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上世纪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变》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种是《和平演变》的理想。刚才说了中国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经被走资派们解体了，《和平演变》不久也进来了。《和平演变》理想的进来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虽然被碰得头破血流而被走资派邓小平开抢镇压，但《和平演变》也是走资派邓小平做的。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和平演变》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让少数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资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和平演变》理想是有帮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和平演变》理想的成败问题，就是《和平演变》理想的如何进行的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是中美的桥梁。其实，中国人中很多人对这两个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么？
所以当中国人对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所有每个中国人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废墟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各种商品广告宣传都是这样的混沌。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群。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继续革命》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造反对领袖英雄等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当时在小学不少同学就是这样的，而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有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后，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的空虚。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与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今天特色中国的现实，也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人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
另外，人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个世纪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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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蒋在屠杀
在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汪精卫发出《汪精卫 陈独秀联合宣言》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史称《四一二大屠杀》。
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 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 陈独秀
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发出联合宣言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白崇禧才率军进入上海并占领有利地区进行戒备，蒋介石随后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共产国际对蒋、汪抱有幻想，陈独秀和汪精卫5日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使中共和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准备。11日晚，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多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下不断吸取教训的。如今的美国像过去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必须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必须吸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害惨的教训。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邓力群谈胡耀邦搞乱西藏新疆的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