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是一个11岁的四年级小学生。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这个年龄的孩
子大概只知道学习、运动和玩耍。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却经历了许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场荒唐无比的动乱不仅耽误了我们的学业，还让每一个中国人吃尽
了苦头，使整个国家沦为全世界最贫穷的所在。
我们家住无锡，我小学上的是新庙前小学，这是当时无锡唯一的五年制实验小
学，配备了较强的师资力量，因为入学要考试，所以学生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后
代。从1965年三年级开始，阶级斗争的观念日益强化，老师开始给我们灌输阶
级敌人搞破坏，要抓特务这类的观念。使我们这些孩子上下学时，走在路上总
是东张西望，恨不得能够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坏人。1966年四年级时，批判三
家村的运动之风也刮倒小学里，语文课人人得写作文批判三家村。十来岁的小
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三家村？要写这样的作文，只能一段段地抄录报刊上的官样
文章。原来作文时老师坚决反对的抄袭，在政治挂帅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们自然而然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爷爷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从出生之后，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爷爷家，冬天过年则去上海外公家。上学之后，都是在暑假期间去北京，
记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经过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历
练，大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嗅出山雨欲来的味道，他们觉得到7月份暑假期
间，上北京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母亲带着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赶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无锡。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大人们的预感是正确的，1966年7月底学生
大串联开始，全国大中学生挤爆了各条铁路干线，其中京沪线大概是最拥挤的
一条线路。
爷爷和大伯大婶一家住在北京菊儿胡同一个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树，东侧有棵葡萄树。夏天去的时候，海棠树上知了时断时继的高声鸣
叫，葡萄棚下的阴凉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70多岁的爷爷有一台
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大约比一本圣经略微小一些。爷爷每天都拿着这
台收音机在自己书房收听新闻，这是他最珍爱的宝贝，平时绝对不允许我触
碰。记得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时分由电台广播的，那天半导体收音
机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爷爷大伯大婶和母亲都围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们
一起收听广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收音机喇叭中传出高亢激昂的语
音，使大人们的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拘谨，让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只是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一个永生不会忘记的场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开了，人人动手将家里的藏书撕碎，装入一个个麻袋，拿去
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我自然也成为撕书的生力军，记得有些精装的书是用丝
织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贴在硬纸板表面做成书壳。我手劲不
够，根本撕不动这样的书，所以大伯让我负责撕一般的简装书。母亲在我5岁
时就教我认字，11岁时已经津津有味地读过水浒、三国和西游记，在撕书的过
程中，发现了一本名叫《四游记》的书，一翻目录里面有东游记、南游记、西
游记和北游记。当时的我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激动，立刻偷偷将这本书藏到了自
己床上，压在枕头之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被当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给没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脸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不知道是谁看
见我藏书，然后告诉了大伯，反正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着撕书，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大人们再次聚到了院子里，这次
他们围在海棠树脚下。爷爷拿出了七八个精美的勋章，多边形的金属勋章中央
有着五彩缤纷的珐琅质，每个勋章上还系着五彩的绶带，非常漂亮。大伯先将
绶带剪去，再用铁锤将勋章砸烂。在砸勋章的过程中，飞溅出来的珐琅质打在
身上很痛，我只能躲得远远的。但是内心觉得实在可惜，如此静美的物件就这
样毁了，真想藏几个下来把玩，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轻举妄动。砸完勋
章，大伯开始烧授勋证书，这是一张张犹如教科书大小的厚道林纸，上面印刷
着精美的文字和图案。这些纸张质地结实，不容易点燃，好不容易点上火，却
立刻冒出一股股呛鼻的黑烟，吓得爷爷和大婶压着喉咙低呼，就怕浓浓的黑烟
惊动了左邻右舍，于是急忙用水浇灭好不容易点起的火苗，一时间大人们手忙
脚乱狼狈不堪。最后还是从小喜欢玩火，挨过不少骂的我出主意解决问题。先
将白天已经撕碎的书纸拿来点起一个小火堆，再将厚厚的证书剪成窄窄的纸条
扔进火丛中，这样就能让其充分燃烧，而没有浓烟滚滚了。
事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被砸毁的绝大部分勋章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
后，为奖励爷爷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原来爷爷还是抗日
英雄，那为什么要将这样漂亮的物件毁去，大人们不再说下去，当时四周沉重
的气氛让一个孩子也能够清楚感受到，这是一件不该追问的事情。大概也是从
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朦朦胧胧地认识到命运的无情和人生的无奈。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无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终愁眉
不展，爷爷不带我们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讲故事了，甚至没有出门游玩一次。
6月中回到无锡家中，父亲立刻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 将家里所有的书撕了去
卖废纸。天啊，这得撕到猴年马月？父亲一辈子不嗜烟酒不搓麻将，除了工
作，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我家的藏书比北京爷爷家还要多。当时我已经
知道卖废纸3分钱一斤，旧书可以卖5分钱一斤，那为什么要多花气力少挣钱
呢，再说我一个孩子哪里撕得完那一排排靠墙的书柜？在我的据理力争和母亲
的支持下，父亲终于同意直接卖旧书算了。小时候的我可不是一个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亲为了提高我的积极性，承诺卖书所得全部归我。
于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挣钱的征程，将书装在网兜里，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将书背到离家约一里地外的废品收购站。无锡6月的天气已
经很热了，每次负重走到废品收购站，总是汗流浃背，但是从工作人员手里接
过纸钞和硬币，内心的满足感不可言喻。这就是金钱的魔力，资本主义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说一句催促的话，几张破烂纸币就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做
牛做马。
我每天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废品站之间来回奔波，星期天父亲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车载书，一次可以运上5-60斤，那是发财的日子，相对还省力一些。两
个星期下来我居然积攒了超过一百元钱。那时技术工人每月工资只有60元左
右，腰缠百元的我，一定是全无锡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风声
日紧，父亲觉得我卖书的速度还是不够快，让我找个小伙伴一起干。于是我叫
上同龄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们楼下，当他听说还有这样的美差，那一脸
的惊喜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我们两人一起将父亲一辈子的藏书扫荡一
空，左家老四挣了26元多，我一共挣了150元多。对1966年中国大陆一个11岁
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里有了钱，也没有什么用的地方。在那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商店里购买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凭粮票和布票，或者什么其它专用劵，光有钱还买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请大家吃3分钱的冰棍和5分钱的汽水；有旧货
换糖的挑担小贩来大院，买块5分钱的麦芽糖给妹妹。我和小伙伴们跑遍了整
个无锡市，发现只有火车站在京沪快车到站时，站台上有肉包子售卖，5分钱
一个有钱就行。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想方设法混进站台，买一个热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颐，是我和小伙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亲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无端隔离审查，工资立刻被减少到每个月只有区
区19元，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那时候，我家绝大部分
亲戚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倒是母亲家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两个表舅挺身而
出，远在上海的他们并不宽裕，却每家每月省出5元钱来接济我们。虽然一辈
子要强的母亲最后退回了他们的接济，但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母亲在我和
妹妹面前念叨了几十年，让我们不要因为世道的黑暗，而对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难使我这个富裕小孩的地位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母亲用借的名
义将我的钱全部收缴，用来补贴家用。三个人粗茶淡饭相依为命，熬过近两年
最困难的时光。1970年初，父亲被释放回家；同年只有15岁的我被分配进厂做
工人，作为事实上的童工，最小号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还是太大。不过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总算稳定下来。
文革记忆之一：撕书卖废纸
南半球 (2025-08-14 16:24:39) 评论 (1)
1966年，我是一个11岁的四年级小学生。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这个年龄的孩
子大概只知道学习、运动和玩耍。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却经历了许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场荒唐无比的动乱不仅耽误了我们的学业，还让每一个中国人吃尽
了苦头，使整个国家沦为全世界最贫穷的所在。
我们家住无锡，我小学上的是新庙前小学，这是当时无锡唯一的五年制实验小
学，配备了较强的师资力量，因为入学要考试，所以学生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后
代。从1965年三年级开始，阶级斗争的观念日益强化，老师开始给我们灌输阶
级敌人搞破坏，要抓特务这类的观念。使我们这些孩子上下学时，走在路上总
是东张西望，恨不得能够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坏人。1966年四年级时，批判三
家村的运动之风也刮倒小学里，语文课人人得写作文批判三家村。十来岁的小
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三家村？要写这样的作文，只能一段段地抄录报刊上的官样
文章。原来作文时老师坚决反对的抄袭，在政治挂帅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们自然而然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爷爷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从出生之后，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爷爷家，冬天过年则去上海外公家。上学之后，都是在暑假期间去北京，
记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经过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历
练，大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嗅出山雨欲来的味道，他们觉得到7月份暑假期
间，上北京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母亲带着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赶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无锡。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大人们的预感是正确的，1966年7月底学生
大串联开始，全国大中学生挤爆了各条铁路干线，其中京沪线大概是最拥挤的
一条线路。
爷爷和大伯大婶一家住在北京菊儿胡同一个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树，东侧有棵葡萄树。夏天去的时候，海棠树上知了时断时继的高声鸣
叫，葡萄棚下的阴凉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70多岁的爷爷有一台
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大约比一本圣经略微小一些。爷爷每天都拿着这
台收音机在自己书房收听新闻，这是他最珍爱的宝贝，平时绝对不允许我触
碰。记得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时分由电台广播的，那天半导体收音
机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爷爷大伯大婶和母亲都围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们
一起收听广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收音机喇叭中传出高亢激昂的语
音，使大人们的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拘谨，让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只是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一个永生不会忘记的场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开了，人人动手将家里的藏书撕碎，装入一个个麻袋，拿去
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我自然也成为撕书的生力军，记得有些精装的书是用丝
织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贴在硬纸板表面做成书壳。我手劲不
够，根本撕不动这样的书，所以大伯让我负责撕一般的简装书。母亲在我5岁
时就教我认字，11岁时已经津津有味地读过水浒、三国和西游记，在撕书的过
程中，发现了一本名叫《四游记》的书，一翻目录里面有东游记、南游记、西
游记和北游记。当时的我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激动，立刻偷偷将这本书藏到了自
己床上，压在枕头之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被当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给没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脸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不知道是谁看
见我藏书，然后告诉了大伯，反正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着撕书，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大人们再次聚到了院子里，这次
他们围在海棠树脚下。爷爷拿出了七八个精美的勋章，多边形的金属勋章中央
有着五彩缤纷的珐琅质，每个勋章上还系着五彩的绶带，非常漂亮。大伯先将
绶带剪去，再用铁锤将勋章砸烂。在砸勋章的过程中，飞溅出来的珐琅质打在
身上很痛，我只能躲得远远的。但是内心觉得实在可惜，如此静美的物件就这
样毁了，真想藏几个下来把玩，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轻举妄动。砸完勋
章，大伯开始烧授勋证书，这是一张张犹如教科书大小的厚道林纸，上面印刷
着精美的文字和图案。这些纸张质地结实，不容易点燃，好不容易点上火，却
立刻冒出一股股呛鼻的黑烟，吓得爷爷和大婶压着喉咙低呼，就怕浓浓的黑烟
惊动了左邻右舍，于是急忙用水浇灭好不容易点起的火苗，一时间大人们手忙
脚乱狼狈不堪。最后还是从小喜欢玩火，挨过不少骂的我出主意解决问题。先
将白天已经撕碎的书纸拿来点起一个小火堆，再将厚厚的证书剪成窄窄的纸条
扔进火丛中，这样就能让其充分燃烧，而没有浓烟滚滚了。
事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被砸毁的绝大部分勋章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
后，为奖励爷爷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原来爷爷还是抗日
英雄，那为什么要将这样漂亮的物件毁去，大人们不再说下去，当时四周沉重
的气氛让一个孩子也能够清楚感受到，这是一件不该追问的事情。大概也是从
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朦朦胧胧地认识到命运的无情和人生的无奈。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无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终愁眉
不展，爷爷不带我们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讲故事了，甚至没有出门游玩一次。
6月中回到无锡家中，父亲立刻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 将家里所有的书撕了去
卖废纸。天啊，这得撕到猴年马月？父亲一辈子不嗜烟酒不搓麻将，除了工
作，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我家的藏书比北京爷爷家还要多。当时我已经
知道卖废纸3分钱一斤，旧书可以卖5分钱一斤，那为什么要多花气力少挣钱
呢，再说我一个孩子哪里撕得完那一排排靠墙的书柜？在我的据理力争和母亲
的支持下，父亲终于同意直接卖旧书算了。小时候的我可不是一个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亲为了提高我的积极性，承诺卖书所得全部归我。
于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挣钱的征程，将书装在网兜里，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将书背到离家约一里地外的废品收购站。无锡6月的天气已
经很热了，每次负重走到废品收购站，总是汗流浃背，但是从工作人员手里接
过纸钞和硬币，内心的满足感不可言喻。这就是金钱的魔力，资本主义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说一句催促的话，几张破烂纸币就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做
牛做马。
我每天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废品站之间来回奔波，星期天父亲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车载书，一次可以运上5-60斤，那是发财的日子，相对还省力一些。两
个星期下来我居然积攒了超过一百元钱。那时技术工人每月工资只有60元左
右，腰缠百元的我，一定是全无锡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风声
日紧，父亲觉得我卖书的速度还是不够快，让我找个小伙伴一起干。于是我叫
上同龄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们楼下，当他听说还有这样的美差，那一脸
的惊喜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我们两人一起将父亲一辈子的藏书扫荡一
空，左家老四挣了26元多，我一共挣了150元多。对1966年中国大陆一个11岁
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里有了钱，也没有什么用的地方。在那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商店里购买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凭粮票和布票，或者什么其它专用劵，光有钱还买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请大家吃3分钱的冰棍和5分钱的汽水；有旧货
换糖的挑担小贩来大院，买块5分钱的麦芽糖给妹妹。我和小伙伴们跑遍了整
个无锡市，发现只有火车站在京沪快车到站时，站台上有肉包子售卖，5分钱
一个有钱就行。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想方设法混进站台，买一个热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颐，是我和小伙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亲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无端隔离审查，工资立刻被减少到每个月只有区
区19元，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那时候，我家绝大部分
亲戚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倒是母亲家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两个表舅挺身而
出，远在上海的他们并不宽裕，却每家每月省出5元钱来接济我们。虽然一辈
子要强的母亲最后退回了他们的接济，但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母亲在我和
妹妹面前念叨了几十年，让我们不要因为世道的黑暗，而对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难使我这个富裕小孩的地位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母亲用借的名
义将我的钱全部收缴，用来补贴家用。三个人粗茶淡饭相依为命，熬过近两年
最困难的时光。1970年初，父亲被释放回家；同年只有15岁的我被分配进厂做
工人，作为事实上的童工，最小号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还是太大。不过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总算稳定下来。
子大概只知道学习、运动和玩耍。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却经历了许多匪夷所思
的怪事，那场荒唐无比的动乱不仅耽误了我们的学业，还让每一个中国人吃尽
了苦头，使整个国家沦为全世界最贫穷的所在。
我们家住无锡，我小学上的是新庙前小学，这是当时无锡唯一的五年制实验小
学，配备了较强的师资力量，因为入学要考试，所以学生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后
代。从1965年三年级开始，阶级斗争的观念日益强化，老师开始给我们灌输阶
级敌人搞破坏，要抓特务这类的观念。使我们这些孩子上下学时，走在路上总
是东张西望，恨不得能够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坏人。1966年四年级时，批判三
家村的运动之风也刮倒小学里，语文课人人得写作文批判三家村。十来岁的小
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三家村？要写这样的作文，只能一段段地抄录报刊上的官样
文章。原来作文时老师坚决反对的抄袭，在政治挂帅的大前提下偃旗息鼓了，
孩子们自然而然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爷爷奶奶家在北京，外公外婆家在上海。我自从出生之后，基本上每年夏天在
北京爷爷家，冬天过年则去上海外公家。上学之后，都是在暑假期间去北京，
记得1966年初起，父母的神色就有些凝重。经过十多年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历
练，大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嗅出山雨欲来的味道，他们觉得到7月份暑假期
间，上北京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母亲带着我提前在5月份赴京，赶在暑假前的6
月中回无锡。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大人们的预感是正确的，1966年7月底学生
大串联开始，全国大中学生挤爆了各条铁路干线，其中京沪线大概是最拥挤的
一条线路。
爷爷和大伯大婶一家住在北京菊儿胡同一个四合院中，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
海棠树，东侧有棵葡萄树。夏天去的时候，海棠树上知了时断时继的高声鸣
叫，葡萄棚下的阴凉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70多岁的爷爷有一台
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大约比一本圣经略微小一些。爷爷每天都拿着这
台收音机在自己书房收听新闻，这是他最珍爱的宝贝，平时绝对不允许我触
碰。记得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傍晚时分由电台广播的，那天半导体收音
机放在葡萄棚下的小桌上，爷爷大伯大婶和母亲都围站在一旁，所有的大人们
一起收听广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收音机喇叭中传出高亢激昂的语
音，使大人们的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拘谨，让在一旁玩耍的我不知所
措，只是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一个永生不会忘记的场景。
第二天全家就忙碌开了，人人动手将家里的藏书撕碎，装入一个个麻袋，拿去
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我自然也成为撕书的生力军，记得有些精装的书是用丝
织品、漆布、人造革、皮革等材料，粘贴在硬纸板表面做成书壳。我手劲不
够，根本撕不动这样的书，所以大伯让我负责撕一般的简装书。母亲在我5岁
时就教我认字，11岁时已经津津有味地读过水浒、三国和西游记，在撕书的过
程中，发现了一本名叫《四游记》的书，一翻目录里面有东游记、南游记、西
游记和北游记。当时的我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激动，立刻偷偷将这本书藏到了自
己床上，压在枕头之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被当天下班回家的大伯给没
收了。大伯那笑嘻嘻，但是不容商量的脸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不知道是谁看
见我藏书，然后告诉了大伯，反正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好多天。
每天大家忙着撕书，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大人们再次聚到了院子里，这次
他们围在海棠树脚下。爷爷拿出了七八个精美的勋章，多边形的金属勋章中央
有着五彩缤纷的珐琅质，每个勋章上还系着五彩的绶带，非常漂亮。大伯先将
绶带剪去，再用铁锤将勋章砸烂。在砸勋章的过程中，飞溅出来的珐琅质打在
身上很痛，我只能躲得远远的。但是内心觉得实在可惜，如此静美的物件就这
样毁了，真想藏几个下来把玩，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轻举妄动。砸完勋
章，大伯开始烧授勋证书，这是一张张犹如教科书大小的厚道林纸，上面印刷
着精美的文字和图案。这些纸张质地结实，不容易点燃，好不容易点上火，却
立刻冒出一股股呛鼻的黑烟，吓得爷爷和大婶压着喉咙低呼，就怕浓浓的黑烟
惊动了左邻右舍，于是急忙用水浇灭好不容易点起的火苗，一时间大人们手忙
脚乱狼狈不堪。最后还是从小喜欢玩火，挨过不少骂的我出主意解决问题。先
将白天已经撕碎的书纸拿来点起一个小火堆，再将厚厚的证书剪成窄窄的纸条
扔进火丛中，这样就能让其充分燃烧，而没有浓烟滚滚了。
事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被砸毁的绝大部分勋章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
后，为奖励爷爷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原来爷爷还是抗日
英雄，那为什么要将这样漂亮的物件毁去，大人们不再说下去，当时四周沉重
的气氛让一个孩子也能够清楚感受到，这是一件不该追问的事情。大概也是从
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朦朦胧胧地认识到命运的无情和人生的无奈。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1966年的北京之行是最无聊的一次，所有的大人始终愁眉
不展，爷爷不带我们去吃西餐了，大伯不讲故事了，甚至没有出门游玩一次。
6月中回到无锡家中，父亲立刻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 将家里所有的书撕了去
卖废纸。天啊，这得撕到猴年马月？父亲一辈子不嗜烟酒不搓麻将，除了工
作，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我家的藏书比北京爷爷家还要多。当时我已经
知道卖废纸3分钱一斤，旧书可以卖5分钱一斤，那为什么要多花气力少挣钱
呢，再说我一个孩子哪里撕得完那一排排靠墙的书柜？在我的据理力争和母亲
的支持下，父亲终于同意直接卖旧书算了。小时候的我可不是一个勤勉的孩
子，知子莫若父，父亲为了提高我的积极性，承诺卖书所得全部归我。
于是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挣钱的征程，将书装在网兜里，一次可以背上17-8
斤，一趟接一趟地将书背到离家约一里地外的废品收购站。无锡6月的天气已
经很热了，每次负重走到废品收购站，总是汗流浃背，但是从工作人员手里接
过纸钞和硬币，内心的满足感不可言喻。这就是金钱的魔力，资本主义的精髓
之所在，你不需要多说一句催促的话，几张破烂纸币就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做
牛做马。
我每天马不停蹄地在自家和废品站之间来回奔波，星期天父亲休息在家，推他
的自行车载书，一次可以运上5-60斤，那是发财的日子，相对还省力一些。两
个星期下来我居然积攒了超过一百元钱。那时技术工人每月工资只有60元左
右，腰缠百元的我，一定是全无锡最富有的小孩。6月底北京上海抄家的风声
日紧，父亲觉得我卖书的速度还是不够快，让我找个小伙伴一起干。于是我叫
上同龄的左家老四，他家就住在我们楼下，当他听说还有这样的美差，那一脸
的惊喜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我们两人一起将父亲一辈子的藏书扫荡一
空，左家老四挣了26元多，我一共挣了150元多。对1966年中国大陆一个11岁
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这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口袋里有了钱，也没有什么用的地方。在那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商店里购买
任何食品和衣物都得凭粮票和布票，或者什么其它专用劵，光有钱还买不了。
最多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请大家吃3分钱的冰棍和5分钱的汽水；有旧货
换糖的挑担小贩来大院，买块5分钱的麦芽糖给妹妹。我和小伙伴们跑遍了整
个无锡市，发现只有火车站在京沪快车到站时，站台上有肉包子售卖，5分钱
一个有钱就行。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想方设法混进站台，买一个热乎乎的肉包
子大快朵颐，是我和小伙伴最大的享受。
1968年父亲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无端隔离审查，工资立刻被减少到每个月只有区
区19元，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那时候，我家绝大部分
亲戚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倒是母亲家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两个表舅挺身而
出，远在上海的他们并不宽裕，却每家每月省出5元钱来接济我们。虽然一辈
子要强的母亲最后退回了他们的接济，但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母亲在我和
妹妹面前念叨了几十年，让我们不要因为世道的黑暗，而对人性的美好失去信
心。家庭的落难使我这个富裕小孩的地位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母亲用借的名
义将我的钱全部收缴，用来补贴家用。三个人粗茶淡饭相依为命，熬过近两年
最困难的时光。1970年初，父亲被释放回家；同年只有15岁的我被分配进厂做
工人，作为事实上的童工，最小号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还是太大。不过至少也有
了一份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总算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