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搀慈父雪夜过断桥

                  母搀慈父雪夜过断桥

                            芮少麟

    1949年中国内战形势造成政局的急速变迁时，社会上许多选择南渡北归的高阶层知名人士，先后以不同方式，陆续饱尝到路径抉择的酸甜苦辣咸，并最终袒露出几代后人的方向性结局，但有更多人，陷入的则是未被当今文字载录下的时代磨难，我的父母为其中之一。

     先父芮麟，出身寒门，苦读成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以他自诩的“诗鸣大江南北”。1935年冬，他于国民政府第三届高等考试及格；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为稽阅历经民族劫难时的中华传统文化成就，考试院专门组织成立了抗战诗集著作评选审查委员会，倡令参加过全国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将中国抗战期间的个人诗作，送审参评。在此背景下，父亲当时的“敬以这本抗战诗集——《莽苍苍行》，献给在抗战中成长的中华儿女们”一书，获得国民政府考试院评颁优等奖殊荣，文坛驰誉；1946年行政院暨考试院联署举办的全国县长挑选试中，先父曾位居榜首；他还是考试院1946年报请国民政府被核准颁发抗战胜利勋章的获得者，荣誉载身，但整体而言，其人生价值，却首推对中国现代山水文学与抗战文学的写作奉献。

     1945年9月，36岁的父亲被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以简任官派赴青岛特别市市政府设立人事处，是青岛市政府头面人物之一。后因不屑与党棍党痞同流，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他未按国府规制重新登记，退出国民党，认为自己循规蹈矩，没有旧政府官员的劣行，以“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

     社会战乱，时代变迁之际，“寻得桃源好避秦”，是普遍萦绕心底的人之常情。从历史视角扫描社会，趋炎附势是社会常态，并不奇怪。父亲因抗战，陷入国民政府官场，在中国党争内战的南渡北归巨变中，他弃却南渡，即使欲学古人蠡湖归隐，急流勇退，但为家庭生计与囊中羞涩，却无湖可泛，无处可退。乾坤万里，沧海茫茫，一个平素清风两袖兼有家室之累的国府高级公务员，以“从未做过对不起他人之事”的旧时文化人心态，在疾风暴雨翻腾不息的时局风浪中，如何将满载家人的扁舟，平安驶进相对平静的港湾，力争一个志趣相投的温饱职业，对父母当时的殚精竭虑，我那时年幼，实难回首他们那种撕裂心扉、肝肠寸断的两难之痛，而认知决定命运，更是当事人的必然之途。

     1948年秋，解放军攻占济南，杨希文时任中共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他与父亲是1929年无锡教育学院同学挚友，彼此至交，谈吐相契；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时，他们又是山东省政府与中共山东分局联系抗日救国宣传的各方负责人，中共对父亲的政治倾向也较清楚。杨希文1948年入城后，按中共政策委托他俩在教育学院的老同学乔鸣九先生，从鼓角争鸣稍事停顿的济南，专程赴青岛，转达中共方面对父亲脱离国民党的赞许，并带去希望他能设法保护好国民政府青岛特别市人事档案留青不走的寄语。

      中国的积弱积贫和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上世纪早期许多文化人出于爱国，被无奈卷入与政治沾边的人生游戏，父亲属其一。1930年初，出身草根的他，靠努力奋进及卖文度日，已是国内著名社会教育活动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他秉性耿直，从不参与党派政治活动。1935年冬，他高等考试及格，由从事普通教育，转事教育行政，后投笔反日本侵略抗战八年。于岩墙下，他厌弃官场腐败和党争政治，民族内战危难中，袪却流亡，其诗文既有“还我江南老布衣”之意，并兼有忧郁、彷徨，和期待和平的心愿。

      1949年5月，父亲有着国民政府高级公务员和著名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经中共友人“做过细的工作”，又在自家信箱见有中共入城前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各界人士宣称除怙恶不悛的战犯外，全国各地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宣布“约法八章”，要他们一律留原地，原岗位，原工厂、商业机构，以及公私学校、文化机关、体育场所，解放军进驻后，将一律予以保留任用……”的宣讲，笃信不疑。他是一个不闻政治的文化人，毫不怀疑地相信了“约法八章”的承诺保证，对旧时的政治腐败，已丧失信任，成为士林文苑外的独行客。

     1949年5月，父亲多次弃却有楫南渡之缘，对嗣后的生活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6月2日青岛市易政，他以忠于友情、信守承诺，将完整保护好的青岛特别市市政府人事处的方型铜质印信及全部簿册、账目、报表与人事档案，向中共青岛市市军管会做详细清点，造册移交，兑现了完整无损保护青岛特别市人事档案的承诺，受到军管会的表彰，在学习中共政策后，回家待业。

     父亲是有自尊心的文化人，毫不怀疑相信约法八章宣讲的承诺保证。然，《布告》里大饼散发出的阵阵余香，尚未散尽，受众憧憬安定的祈望，却变换了模样，“约法八章”里诸多许诺幻灭，戛然而止，我家也随之陷入另番的磨难人生。

     49年9月20日，父亲将家中不需要的旧书清理后，卖给沿街收购旧物的小贩，傍晚，被新政公安警察顺藤摸瓜，由小贩抵门指认，以父亲“私卖转移机密敌伪人事档案”为由，在无任何书面指令下，抄家搜查了一整夜，缘由是卖出的旧书中有几本《青岛市市政府职员录》涉密，案发。

      父亲再三说明他的旧时职务身份，称“这是1947年他署名编辑出版的书，目的是为公务员们与社会交往实施替市民服务时使用，沿用多年，内容并无涉职员履历，只有现任职务、住址、电话等联系方式，不属于人事档案之列，是公务员人手一册的服务性书籍。人事档案是公家物品，盖有公章和档案专用章，在市政府人事处妥善保管，已按中共政策交由市军管会接收。你们可去了解……”。但公安警察根本不予置理。清晨，将父亲和他的八本抗战期间的日记及出版的数十本著作与往来书信等大宗历史文字资料，一起带往青岛市市南区公安局审查，作为一条“大鱼”，后转市公安局看守所羁押，再移案至市法院待判，成为1949年9月轰动青岛市的一起大案。这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不幸，使父亲莫名其妙地罹受厄运，成为一名政治嫌疑刑案人。

     历史上，许多事情在未曾切身经历前，其人生关键时刻的抉择，就是一场裹挟着个人家庭和子女后代命运的方向性赌博，它无法让被操弄者，看得更准，更透，更远，这抑或是南渡北归者人生路径选择时的宿命，抑或是当事人对政治手腕蒙蔽的无法认清。

     命运之神在任何历史关头，似乎都在残酷捉弄着每位过客，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是社会剧变时的真貌，只是经历者能否汲取史实教训，抑或后续的执政者，是否忌讳与允许刻留下这种时代印记而已。

     父亲时年四十岁，被旧时官场称谓书呆子，他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度，率真地听信了同学友好的嘱托，如许多读书人把对旧谊的执信，当作人生迷航时的灯塔，而陷入对政治许诺的痴信，对政治上的翻云覆雨，虚虚实实，变化万千，迷惑不解，更无须说对特定布局的辨识了。父亲1949年6月2日之前，为诚信兑现承诺，以敷衍方式，弃却过多次南渡机缘，留青未走。这种朴实意识下的抉择，只是不愿陷入国共两党的争斗漩涡，不愿重蹈抗战时的颠沛流离，和当年“入川衣饰典都尽”的苦难覆辙，他避离内战，期待能有一个自由写作或教书的生活空间，哪怕是继续他三十年代的爬格子生涯，也在所不惜，而带领全家，坚持留住下来。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在牢狱里的待决政治犯，命途不定，能否理清待判事实、竭力脱罪的心境，忐忑煎熬，举步维艰，可想而知。常言道“一入牢门深似海，进去容易出来难”，而在押政治犯们“坐牢诚受难，家属更堪怜”的凄悲处境，则有着诸多共同性。父母对当时这一“政治嫌疑”冤案显示出的错愕及他们各自的心碎刺痛，是难以启齿的回忆。

     我的母亲是有高等文化素养的职业女性，在父亲1949—1950年冤陷囹圄的待判期间，她除白天须承担抚养四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外，还要忍受社会不明真相者的非议冷眼，要挺着五个月的待产身孕，拖着我这不到九岁的长子，去看守所给父亲送牢饭，度日如年；夜深人静时，再以待判家属身份，要根据中共政策，将父亲完整保护青岛市人事档案的经过，乃至对中共政策的认识与请求，用执著毅力与诚挚态度，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和青岛市法院以万言陈述词，反复说明，力争能搀扶着父亲，雪夜渡断桥脱难。

     这繁重的劳心劳力事务，遥遥无期，周而复始，度日如年。母亲绞尽脑汁，身心疲惫，屈指以待，晚上每当她暗自潸然泪下时，我看在眼里，无法替代，只能摇扶着她的手臂，劝她尽量减轻伤悲。这种铭心记忆，我毕生难忘。

     经过五个多月的苦等煎熬，青岛市法院终于通知母亲要找两位社会贤达人士和两个著名店铺，签约作保， 1950年3月，终于将父亲释放归家。在当时送达的青岛市人民法院（50）刑字第1270号《刑事判决书》中，他被以令人诧异未明的政治嫌疑论罪科刑六个月，缓期执行一年。

     笔者成人工作后，母亲对我提及当年得知父亲“政治嫌疑”罪名时，坚信他遭此厄运实属无辜。对这“欲加之罪却无错放”的案例，以往只在历史戏剧或社会传言中见到、听到，但亲临其境时，除去无奈，她只能替蒙冤亲人吁请中共当局网开一面，以文化人特有方式，上书陈辩，谨慎诉冤。她说：“那时是家庭最困难的时期，我已做出最坏打算，将你们四个大一点的孩子分别托付给几位友好寄养照看。读书人若能靠文字陈情说理固然好，但易被有些人视为某种软弱而非难。然读书人并非刁民，被逼无奈时，也只能像古时杨三姐那般破釜沉舟，拦轿申冤，求取清白。你爸的案子冤情清楚，与中共公布的政策显著不符，为求得玉洁冰清，必要时我只能不顾个人尊严，抱着小五（指最小的妹妹）赴济南或北京请命……”。

     该案判决35年后，即先父去世20周年的1985年，笔者看到国家首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中，有不服一审判决可以上诉，却并未有时效限制规定，遂据此向山东省高院，书面提请对芮麟“政治嫌疑案”的二审请求。经最高法院对省高院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先父1950年的原判，经青岛市中院（85）刑二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作出了他“青岛解放前夕能将掌管的人事档案予以保护，解放后完整无损地移交政府，确有立功表现”的人民法院再审平反结论，这已是后话。

    父亲1950年初夏出狱，当时青岛市中学师资匮缺，人民政府教育局在《青岛日报》公布考试招聘公立中学教师。父亲刚被释放，但驻地公安派出所却拒绝给他出具政审证明，为家庭生计度日和报名应试，母亲让父亲拿着1949年8月盖有中共青岛市军管会签发的“经本政府教育后准予转业”红印章证明信，去市教育局协调。经有关方面从市法院确认他的政历已审查清楚后，获准报名参加青岛市公立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嗣后，父亲以第一名成绩分配在山东省青岛市第四中学任职语文教师。旧时的高官变身为公立中学教师，后被称为“混入革命干部队伍”，这种历史汇聚，不可思议。

 

    1950年与联合国军对持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红色风暴使从旧社会过来并与政治曾有过沾边者，个个自危，人人忐忑。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在教育系统全面开展。当时旧知识分子教师，对政治运动的概念，认识极其模糊，随着运动深入，才深刻领悟到中共政治运动将触及到每人灵魂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厉害。

     父亲缺少政治生存之道，对交代历史，1949年6月—1950年3月期间，他向市军管会、基层派出所、区、市公安局、市法院交代过多次，对向学校和教育局再次书写个人历史，只是重复，但将自己经历细节和内心隐私，向全体教师同仁当众面述，尤其要重点深刻认识与自我批判，这不仅伤及文化人的颜面尊严，且还要提升到政治高度加深认识，难度巨大。

    父亲被整肃改造时，思想难以理顺，对要求的立场转变，与帮助他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们的要求，差距甚极，人多口杂，颜面尽扫，度日如年，天天如此。当他运动中，讲真话、讲实话，交代历史上个人因参加抗战卫国，获得国民政府颁发抗战胜利勋章，及在1947年退出国民党，认为自己循规蹈矩，没有旧政府官员的贪腐劣行，“出淤泥而不染”时，思想认识当即触礁，在学校掀起轩然大波，他自然也成为旧政权在青岛市中学里的被批判代表，中共党组织针对他的批判，也随之进入高潮。

    学校里的一些力争政治进步者，争先恐后响应号召，群起批判父亲态度不端正，认识错误，称他没有看清国民党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使大片国土沦丧的罪行和反动本质，国民党的抗战胜利是“从峨嵋山上，下山摘桃子”……，又指责父亲所称“美国投原子弹后日本投降”，是在替美帝公开做宣传，应该是苏联老大哥出兵解放东北后，才……。父亲在高压态势下只得重新检查，深挖痛批“历史根源”和“思想政治根源”，与旧时代的反动历史划清界限，也不得不将投笔抗战八年获得国民政府颁发抗战胜利勋章的业绩，作为他效忠党国的污点，划清界限，自怨自艾，在运动中痛苦反复地煎熬着，自尊完全消失，无法过关。

     另一触及父亲灵魂的是，涉及青岛市政府人事档案保护问题。当时全国上下正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从公布的镇反案例看，被称为前政权潜伏留下的军警，特务、土匪、恶霸、反动道会门等人员，在农村、城市数量惊人，每批镇反布告上的被枪毙者，红勾连篇，少则数十人，多则近百名，每隔不久，公布一批，从旧社会过来沾点政治边缘者，难得讲清楚，个个自危。

     在战争阴影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环境下，父亲对他离心旧官场、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作为，可坦然地向军管会、公安局、法院如实陈述接受中共高级干部动员留青不走、保护青岛市政府人事档案的经过，但在局势混乱、“人心隔肚皮”的公开场合，却无法向全校员工启齿面述。人多口杂、直言贾祸、人心如面的古训，必须引以为戒。父亲在全校教师员工众目睽睽下交代政治历史时，那种委曲求全，压抑着避而不能谈接受中共上层影响他保护人事档案的历史事实，只得讲述担任市政府人事处长的相关经历，接受教职员工的批判。何况，当时也不允许那些亲历政治运动的被整肃者，利用中共政策，提出它类要求，在时代剧变潮流中，鼎革前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过来人，未被进一步追究，已属万幸。

    父亲那时每天深夜回家，心神不宁，愁容满面，懊丧备至，茶饭不思，昔日饭后在书房静心读书与高亢吟唱诗作的思绪氛围，一扫而光，再也不见。他那时对母亲多次欲言又止，摇头叹息不断，他曾自言“泪眼朦胧恨梦醒”的状态，和“枉在人间空自尊”的感慨，让母亲忧心忡忡，倍感揪心，她只能苦苦劝慰父亲一定要想得开，父亲的思想悲观痛苦，已处极限承受边缘。这些恍然如昨的往事，我都还有清晰记忆。

     母亲是中学教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同样承受着人人自危的煎熬，她担任过北平女青年会的教育干事，是虔诚基督徒，磨难之重，自不待言。出于对家庭的维护，她对素无政治生存之道的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时避离祸端，有过极大抚慰帮助。母亲回家后向父亲探询学校内的运动进展，及父亲当众讲述的为难和无奈，要他少解释，莫争辩，出于对家庭的保护，母亲反复提及宋苏轼“刺舌君今犹未戒”的典故与诗句，不断劝慰开导他要再想开一些。

     那强势下，齿亡舌存、适者生存的名典，使父亲与镇反运动中诸多现实境遇不如他的熟悉者相比，尤其与一些刚任职教师，又按中共政治运动规定被“组织清理”掉的人员相比，他才真正领悟到政治承诺转瞬巨变的大势所趋，在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渐过关口。

     1953年夏天，父亲在脑神经极度绷紧下，患脑血栓住院，经抢救已无法继续担任教职，在家休养，56---57年的肃反、反右运动，按中共政策规定，他没参加，1965年他第二次脑梗复发过世。许多不能被忘却的往事，是人生见证良心与责任的纪念碑。从前人走过的路途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子女后人尽力造福，是必须的人生经验，它们对增长见识，或有些许启迪。这篇先父母相濡以沫，雪夜搀扶过断桥的凄情经历，阅者若能从时代潮流激荡中，触类旁通，唱亮黑夜，拨动星辰，笔者将感激不尽。

     父母与我们子女，只是中国社会进程中微不足道的过客，难得掌握个人命运的走向，但可用这支秃笔，在获得做人的话语表述权后，记下并发表这些波涛汹涌、历尽苦难时掠过形形色色真实浪花的场景，还原时光真貌，将那些刻镌下来的史料性忆痕，在文学城海外博客里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