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87年底的一天在教工宿舍传达室里我终于收到了一封期待着的信：美国俄亥俄一所州立大学工学院提供我四年全额奖学金的读博录取通知书。那个年代年轻的高校老师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努力使自己学业的发展能更上一层楼：出国留学。当时国内的读博还十分有限。
这本是半年前我就获得的许诺。我的大学毕业实习在导师的指导下汇总成我人生第一篇、并参加了82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一工程学术会的论文。然后又有了研究生论文。我汇总两篇的概述放入申请材料，获得该工学院一位教授的认可。只是当时我的托福分数离他们入校的规定差10分，他保留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我达规。那天从传达室的老李太太手中接过该校厚厚的邮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兴奋地对着周边的人说出。谁知道意想不到的贵人就在这传达室里。
在角落处一书桌旁一直默默地坐着的一位着装灰黑衣服的老者，静静地看着我分享给在场的另两位同龄人的喜悦过后，慢慢地站起来，向我招招手，让我跟着去他的寝室。
我们这座单身教工宿舍楼里，除了绝大多数的年轻单身教工外也住有几名上了年纪的。其中一位外语教学骨干，人人都知道他宁愿隔一段乘两小时的火车回家探亲也不情愿学校帮他解决家庭团聚，可他又嫌乎这里年轻人晚上闹影响到他。而这位长辈，我只是偶尔在宿舍里见过他。人几乎没有存在感。他白白的脸上密布着皱纹，平时轻松平淡的表情遮掩不住他饱经风霜的面孔。
他领我走进一楼拐角几乎尽头的一间寝室，屋内还有一位我几乎没见过、稍微年小一些的长者。这间寝室只住着他俩，年轻教工的是四个人一间。屋子里光线暗弱，墙面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横条，正面一副斗大的横条写着个大大的“忍”字，侧面另一大幅写着“难得糊涂”；每个字得都很有书法的张力。这番景象让我进屋后心头就沉了下来，先前的喜悦也静了下来，进屋后仅就和屋里那位长者微微点了个头。这位贵人问过我的姓名后让我坐下等一会儿。他很快写了一封信，放入一张牛皮纸信封里，写上一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你如果在部里办手续遇到麻烦，就到部党组找这个人，把信交给他。”当时在大学任教的留学除了要有院校的批准，还要到其院校所属的部委去获得最终的批准。他的信就是要帮助我过这一关。我双手接过信，深深地谢过了他便离去了。之后忙碌的我出国前再也没有碰到过这位贵人。
当时我的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自费公派，或者辞职自费留学。在校工作五年期间我只在后期见过一位完全由海外亲戚支助留学选择了后者；一般的，大家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公派的流程。那时候这边的氛围还比较左，上上下下都不太接受后者的选择。
学校内的手续很快就办妥。动身进京时，又收到家书，之中也夹有一封信。“一辈子”搞科研的老爸年轻时竟曾在东北局和国家计委做过行政工作。老爸的第一个顶头上司就在我们所属的这个部里高任司座，只是前不久在干部年轻化的风潮中刚刚退了下来。老爸书信一封，请老领导在需要时帮个忙。当年老爸的那批同事分布各部委，其中后来仕途走得最高的就是贵为总理的那位；不过那时的他，经当年老爸离开计委时职位的继任者、也是老爸的好友不计麻烦地坚持和努力，先获得右派平反后才被调回机关还没几年。
时间紧迫，离美国学校的开学已迫在眉睫，我希望部里的审批越快越好。到京后我首先找到那位老爸的老领导，一位个头高大面目和蔼的抗日老干部，住在一环内的一栋（副）部长楼里的，请他帮忙加快进度。看过老爸的信后他让我放心。来到部里的教育处，我一眼就看到我的函件正在一张办公桌后的架子上。教育处有我们七七届一位李姓校友，还是我的一位教工室友的同班同学；另还有一位后面七九届来的蒋姓校友；所以一般留校的到部里办事在基层并不缺人脉。
两天后李校友就通知我留学批文下来了，同时告诉我没有批得外汇指标。当时赴美的机票都需要用外汇支付。必须有部里批下的外汇指标，学校才能用学校的人民币经费购得赴美机票。没有外汇指标，赴美的费用只能由个人去解决。
我返身找回我爸的老领导，他也尽力了，电话中被告知，年底外汇指标很紧张，确实困难。
有些不甘的我，马上去找一位也是在部里工作、因大学足球课和外教英语课同外系混班时而成了好朋友的王姓同学了解情况。他说部里最牛的就是财务司：他们的一个科长到外地出差，只需提上公文包坐上飞机，早上去晚上归就如同在家门口上班那样：要知道那个年代没几个人有资格坐飞机的。王同学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分配到财务司的回母校出差被搞得很不好意思，导师来接他硬是一路为他提着行李。管钱的就是牛，财务司一般不买别人的帐。
这时我想起了那位贵人留给我的信。我不知道写的什么？信封没有封口，但我也绝不会打开拿出来看。我要求自己只能按照他的嘱咐，有困难时才带上这封信去找那个人。这时我走上机关大楼的最高层楼找部党组办公室，明白这是一处不可随意的地方，一路上就反复地提炼着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去表述自己的来意。找到办公室敲门后走出一个人，我讲明自己的来意，请他转交那封信。他说那个人正在开会，让我在走廊等一下。
一段不是太长的时间后，门开了，走出一位身穿灰黑色干部服、着装有些随意、中等个头且肩宽胸厚、双眼有着极强压迫力量的中年人。他手里拿着那封信，随手关上门，走廊里锐利地看着我。在他问明我和信之后，我用极短的语言向他讲明，我所有的留学手续都已获得批准，就差赴美路程所需用的外汇指标一项，请他帮忙。他又看了一眼信，说：“你等一下吧。”就让我离开了。
真的是还没有一代烟的功夫，我就在李校友和蒋校友那儿得到通知：财务司批下了我的外汇指标。 我以前没有一点“部党组”的认识，还是这次王同学告诉我，这个组的组长可比部长还大。
当年留学发放的置装费是我月工资的八到九倍，我使用了外汇指标的飞美机票费是置装费的七到八倍。我在国内如此这般地紧赶慢赶，还是开学晚了两天才赶到美国学校。来后第一天就领到我的bi-week生活奖学金（奖学金学费部分不发到个人手里），大概是我的机票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候国内还穷，我来美随身仅带有爸妈给的已不算少的$127。部里批给我路上消费的$40指标让我送给了那位王同学。那时的汇率是3.72。
我心中十分感谢这位贵人，素不相识却不期而重助。从今天的钱财分量上看所帮也许不算太稀罕，但它贵在我获得难得的一种纯粹的关怀和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人生鼓舞面对全新的征程；且这份意义不只在于昨天也同样还在于今天，是我人生这类系列传承中不可分离的一个。从传达室老李太太那打听了他的姓名和得知他在哲学系工作；那时也没想到时代变化得太快，再回母校时已是一切都面目皆非了。
我人生的道路中有过众多贵人的相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美国的头一份职业工作，我的头头给了我不少机会并提拔我……等等。这让我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第一次听到那首歌“You Raise Me Up”时，便被那句“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所打动。长久以来深深地喜爱这首歌。 当我的女儿在纽约本科实习后原地便获得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时，我送她这首歌。隔代的代沟使和子女的思想交流不会轻而易举，不同的“native language” 更不能让细致的思想交流如是轻松自如。但愿借助这首本身就是英文的歌，虽不是她心中的流行歌曲，听下来能理解上一辈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一份认识：都说自强得天助，就是完善好自身，相信真诚且努力定会有贵人RAISE ME UP，站在巨人的肩上攀向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