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无信仰国家”。这句话乍听刺耳，却难以反驳。我们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把“信仰”简化成了“信念”，再削成了“需求”，最后蒸馏出了“欲望”——而金钱恰好成了最合乎逻辑的图腾。
在现代中国的祭坛上，供奉的不是菩萨、不是耶稣，也不是孔子，而是一串带有人民币符号的数字。它有时藏在PPT里，有时镶在GDP的年度增长率里，有时化作“上市”“上车”“上岸”的全民奋斗口号。
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革命”并非从灵魂出发，而是从口袋开始。钱能买车、买房、买医疗、买教育，更可以买安全、买体面、买未来。在金钱的引力面前，信仰这类“抽象资产”毫无抵抗力。于是，整个社会成了一台为“更好生活”狂奔的功利机器。
现代中国最常见的一种人生哲学是：“别跟我谈主义，主义不能当饭吃。”这句话表面是现实，其实是绝望。在这个语境下，信仰金钱是一种极为聪明的选择：不需要仪式、不用苦修、不讲戒律，还能即时反馈。信佛得靠来世，信钱只需今晚。就像买一张彩票，中奖几率不高，但人人都有幻想的权利。
然而，金钱不能指引人如何做人，只能指引人如何得利。它不能解释苦难的意义，也无法赐予灵魂安宁。没有信仰的社会，人就像水泥中的沙砾，彼此摩擦但无法凝结。权力腐败、商业欺诈、教育浮躁、家庭冷漠，无一不是精神断层的后果。最危险的并非人性之恶，而是整个社会默认“人之初，利本善”。
试想，一个人若没有内在的道德标准，没有高于法律的精神尺度，只信他自己、只服他钱包，那这个人还是“人”吗？他或许活得光鲜，却绝不会活得高贵。更可怕的是，这种“信仰真空”并非个体偶发，而是制度性蔓延。一群没有信仰的人组成了家庭、社区、公司和政府，于是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场，里面满是欲望的回音壁。
中国古代讲“礼崩乐坏”，今天我们讲“底线崩溃”。这底线，不只是道德，更是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就像失去了骨骼的身体，任凭外部裹挟、内里腐烂。
有人会问：我们难道真的从未有过信仰？当然不是。从儒家到道家，从佛教到法家，中国传统思想千头万绪，从未断流。问题在于，我们从未确立过“唯一的真神”，从未形成一个稳定的、普世的、内化的信仰系统。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道家讲顺应天道，佛家讲放下执念，可这些系统都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更像是哲学、伦理或生活方式。它们讲规矩，却不讲信服；讲修身，却不讲灵魂。林语堂说得好：“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绝望时信佛教。”——这不是信仰，而是情绪化地选择药方，是“用信仰”而不是“信信仰”。
到了现代，几经战乱和改朝换代，连这些“文化性信仰”也被打成封建糟粕。在“破四旧”的年代里，神像砸了，佛经烧了，孔庙改成了厕所，群众口号喊得震天响，灵魂却找不到安顿的地方。而替代信仰的，是一种集体幻觉：“科学万能”“人定胜天”“主义至上”——结果发现，科学不能解释痛苦，主义无法填饱肚子。信仰的神坛空了下来，站上去的是权力与资本。
为什么西方社会在经历工业化、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后，依然保持某种制度韧性和文化生命力？因为他们有两根绳子：宗教和法律。宗教是他们的良知，法律是他们的规范。上帝管你有没有恶念，法官管你有没有恶行。总统如果在灵魂上犯错，要向神忏悔；如果在行为上越界，要向民众道歉。
尼克松因为监听事件下台，克林顿因为婚外情成了全国笑柄——这不是矫情，而是文明。因为他们信：错误就是错误，公权力代表不了私德，法律和信仰高于一切。反观中国，“错只要不被发现就不是错”，“被抓才是错”。这种没有“原罪意识”的民族，缺乏真正的内疚机制。人们不是因为羞耻而止步，而是因为“怕被抓”才暂时停手。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来没有系统培养过“信仰能力”。我们重视智商、分数、竞争，却从未教导孩子如何建立内在信仰。“思想政治”教的是意识形态，“品德课”教的是礼貌行为，至于“宗教教育”？从未进过课堂。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接受了成堆的概念，却没上过一堂“灵魂课”。长此以往，人们渐渐认为：信仰是迷信，是弱者的幻想，是落后的象征。
我们并非呼吁全民信教，而是要重新认识“信仰”这个概念的本质意义。真正的信仰，是一种超越自我、约束自我、升华自我的精神力量。它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哲学，是文学、艺术、正义，甚至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终极信念。如果一个人坚信“真理比利益重要”，那他即便穷困潦倒，也不会去偷去骗；如果一个民族普遍认为“有些事就是不能做”，那他们就不会集体沉沦、互相伤害。
信仰不是让你变得富有，而是让你在贫穷中也能挺直腰杆；信仰不是让你获得权力，而是让你在无权时依然不卑不亢。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秩序”，维系的是一个社会的气质，是一个民族的骨气，是一个时代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