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在澳洲留学光顾着学业和挣钱，外出游玩都是朋友再三叫了才去，自己根本没心思去游山玩水。著名的大洋路居然就没去过，这让许多朋友听了都直说不可思议。
四十年后重返，大洋路肯定是第一个出游目标。我人还没到，维维同学就已经为我找了旅行社的一日游，并且根据天气预报定好了最合适的出游日期。可我的朋友奥黛特打乱了我们这一行程。
奥黛特为我来墨尔本不住她家很失望，强烈要求我无论如何要去住两晚，我让步了。那天她下班后来维维家接我们，上了车后她宣布明天一早去大洋路，我说不必了，我们已经订好了一日游，钱都付了。她说你可以跟旅行社退订或换项目，大洋路一定要由我带你们去，我已经订好了大洋路的酒店，我们明晚住那里，这样不必赶路，可以悠哉地玩。肯定比跟旅行社玩得舒服。
第二天早上我们有点像半绑架似地上了奥黛特的车，他们夫妇二人专程陪我们游大洋路。奥黛特细心备好了所有用品，草帽拖鞋，饮料食物，连我的晕车药都没忘，一应俱全。去大洋路有不少弯度很大的公路，许多人会晕车，我不敢大意，上车前就吞下了晕车药。
上车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睡着，醒来时已经是午餐时间了，一点没晕。下午到大洋路，奥黛特夫妇为我们当导游，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处景点，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享受了一次深度游，去了好几处旅行社肯定无法到达的景点。一日游确实时间紧张，旅行社必须省略那些费时的地方。
大洋路果然名不虚传，令人震撼，只是著名的十二门徒在海水侵蚀下，已经少了三个，“伦敦桥”也在几年前倒塌，再过若干年，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变化，门徒们肯定会继续减少。我庆幸能在它们还没消失前到来，亲眼目睹，感受它的壮观，此行特别有意义的是由奥黛特陪伴着我们。
有关大洋路就不多介绍了，相信网上的资料一定比我描述得更精彩。
我想说说奥黛特和她的父亲。
奥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儿。尹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侨，建筑工程师，酷爱小提琴，人到中年仍跟着专业老师学琴。
我认识尹先生是因为一位央音同学，此同学在尹先生的小提琴老师家暂住，由老师介绍他们相识。尹先生送同学来找我。那天他们有羽毛球双打活动，正好三缺一，就邀我一起去。两周后我的同学走了，尹先生继续邀请我去玩，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尹先生从未上过华文学校，靠自学达到了看华文小说的水平。由他推荐，我第一次读到了琼瑶，金庸。还在他收藏的大批华语唱片中，惊喜地发现了全套的邓丽君歌曲。我出国那年，虽然邓丽君已经风靡大陆，但从没在大陆见过邓丽君的原版唱片录音带，当年有放录机的人是少数，他们喜欢扛着放大声音的机子在公共场所得意地显摆，多数都放邓丽君的歌曲，只是录音带很可能是好几代以后的复制品。看到我像找到一座宝库般喜悦的傻乐样，尹先生慷慨地拿出多盒录音带，让我尽情复制。小说也一摞摞地借给我。这些港台武侠言情小说，让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中还有这类文学，这在当时的大陆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它们有如调剂品，为我当时单调的求学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他们一家外出游玩时会经常叫上我，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大山里露营，也是仅有的一次，便是跟着他们去的。记得动身那天尹太太突然宣布不去了，尹先生和奥黛特似乎并不在意。他们跟我说她不喜欢露营，怕累怕吵怕脏。说她不去也好，不然到了以后不开心，怨声连天的我们也玩不爽。等到了山里我就理解尹太太了，四个小时的路途，到后人已经很累，还要赶紧支帐篷，那真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地铺睡着不舒服，晚上旁边帐篷的人闹腾到很晚。睡得好才怪。那以后我就决定这辈子不会去露营了。
我还跟着他们去海边挖鲍鱼。那个年代没那么多华人，澳洲人不吃鲍鱼，它们安然长满在海边礁石上，又大又肥，尹先生下水转了十几分钟就提上了一网袋。我觉得水太冷，不敢下去，也有点怕潜水被呛，想着以后等天暖了还会有机会，只是以后就一直没机会了，听说现在澳洲严禁挖鲍鱼。那天尹先生挖上来的鲍鱼，尹太太当晚做来吃，说实话，对鲍鱼的口感我很失望，觉得像在吃橡胶，也许那些鲍鱼长得太老了。
尹先生去影院看华语片，或与中国有关的片子时，经常会想到叫上我，那部著名的“从毛到莫扎特”纪录片就是与尹先生全家一起看的，中间意外看到了我的一个镜头，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央音大礼堂观看斯特恩大师课时被拍摄了。
每次影院出来几乎都要去中国城饱口福。那次又去了，在餐桌上的话题就一直围绕着这部电影。他们一家原本就对大陆充满着好奇和爱心，加上尹先生是个音乐爱好者，这部片子引出了他滔滔不绝的话题，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对中国的孩子能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赞口不绝。
的确，我们这代文革后开始学琴的孩子，走过的历程太艰辛了，那个年代的学习资料贫乏到了极点，学琴的孩子别说买不到乐谱，很多人连空白五线谱都买不到，需要先在整本白纸上画好一条条的五线，再往上一个个抄音符。我父亲为我抄了好多本练习曲，协奏曲。幸好我家能搞到五线谱，省了父亲画线的工序。那个年代谁要有原版乐谱，借的人排长队等。几乎所有琴童都用过手抄本和晒图版。除了乐谱稀缺，音响资料也极少，很多作品听都没听过，会拉出错音错节奏，甚至错误的风格。也因为曾经的艰苦，贫乏的音乐环境，让我们这些第一批出来的自费留学生到了国外，像被饿慌了的疯狂进食者，拼命弥补曾经的营养不足。
奥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儿，她遗传了了父母的优秀品格，善良聪慧，待朋友真诚热情，虽然我与她只能用英语交谈，但毫无隔阂。十八岁时她投报大学志愿是我陪她去的，一路上她都在犹豫不定，到底学建筑还是行医，最后一刻才决定把报名表投进了医学院。现在她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们一家都是我的贵人，遗憾的是尹先生和太太没能等到我重返澳洲。
但只要奥黛特还在，就感觉他们仿佛仍与我在一起。
退休出行3
音来小提琴 (2025-07-24 09:44:52) 评论 (12) 当年我在澳洲留学光顾着学业和挣钱，外出游玩都是朋友再三叫了才去，自己根本没心思去游山玩水。著名的大洋路居然就没去过，这让许多朋友听了都直说不可思议。
四十年后重返，大洋路肯定是第一个出游目标。我人还没到，维维同学就已经为我找了旅行社的一日游，并且根据天气预报定好了最合适的出游日期。可我的朋友奥黛特打乱了我们这一行程。
奥黛特为我来墨尔本不住她家很失望，强烈要求我无论如何要去住两晚，我让步了。那天她下班后来维维家接我们，上了车后她宣布明天一早去大洋路，我说不必了，我们已经订好了一日游，钱都付了。她说你可以跟旅行社退订或换项目，大洋路一定要由我带你们去，我已经订好了大洋路的酒店，我们明晚住那里，这样不必赶路，可以悠哉地玩。肯定比跟旅行社玩得舒服。
第二天早上我们有点像半绑架似地上了奥黛特的车，他们夫妇二人专程陪我们游大洋路。奥黛特细心备好了所有用品，草帽拖鞋，饮料食物，连我的晕车药都没忘，一应俱全。去大洋路有不少弯度很大的公路，许多人会晕车，我不敢大意，上车前就吞下了晕车药。
上车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睡着，醒来时已经是午餐时间了，一点没晕。下午到大洋路，奥黛特夫妇为我们当导游，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处景点，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享受了一次深度游，去了好几处旅行社肯定无法到达的景点。一日游确实时间紧张，旅行社必须省略那些费时的地方。
大洋路果然名不虚传，令人震撼，只是著名的十二门徒在海水侵蚀下，已经少了三个，“伦敦桥”也在几年前倒塌，再过若干年，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变化，门徒们肯定会继续减少。我庆幸能在它们还没消失前到来，亲眼目睹，感受它的壮观，此行特别有意义的是由奥黛特陪伴着我们。
有关大洋路就不多介绍了，相信网上的资料一定比我描述得更精彩。
我想说说奥黛特和她的父亲。
奥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儿。尹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侨，建筑工程师，酷爱小提琴，人到中年仍跟着专业老师学琴。
我认识尹先生是因为一位央音同学，此同学在尹先生的小提琴老师家暂住，由老师介绍他们相识。尹先生送同学来找我。那天他们有羽毛球双打活动，正好三缺一，就邀我一起去。两周后我的同学走了，尹先生继续邀请我去玩，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尹先生从未上过华文学校，靠自学达到了看华文小说的水平。由他推荐，我第一次读到了琼瑶，金庸。还在他收藏的大批华语唱片中，惊喜地发现了全套的邓丽君歌曲。我出国那年，虽然邓丽君已经风靡大陆，但从没在大陆见过邓丽君的原版唱片录音带，当年有放录机的人是少数，他们喜欢扛着放大声音的机子在公共场所得意地显摆，多数都放邓丽君的歌曲，只是录音带很可能是好几代以后的复制品。看到我像找到一座宝库般喜悦的傻乐样，尹先生慷慨地拿出多盒录音带，让我尽情复制。小说也一摞摞地借给我。这些港台武侠言情小说，让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中还有这类文学，这在当时的大陆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它们有如调剂品，为我当时单调的求学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他们一家外出游玩时会经常叫上我，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大山里露营，也是仅有的一次，便是跟着他们去的。记得动身那天尹太太突然宣布不去了，尹先生和奥黛特似乎并不在意。他们跟我说她不喜欢露营，怕累怕吵怕脏。说她不去也好，不然到了以后不开心，怨声连天的我们也玩不爽。等到了山里我就理解尹太太了，四个小时的路途，到后人已经很累，还要赶紧支帐篷，那真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地铺睡着不舒服，晚上旁边帐篷的人闹腾到很晚。睡得好才怪。那以后我就决定这辈子不会去露营了。
我还跟着他们去海边挖鲍鱼。那个年代没那么多华人，澳洲人不吃鲍鱼，它们安然长满在海边礁石上，又大又肥，尹先生下水转了十几分钟就提上了一网袋。我觉得水太冷，不敢下去，也有点怕潜水被呛，想着以后等天暖了还会有机会，只是以后就一直没机会了，听说现在澳洲严禁挖鲍鱼。那天尹先生挖上来的鲍鱼，尹太太当晚做来吃，说实话，对鲍鱼的口感我很失望，觉得像在吃橡胶，也许那些鲍鱼长得太老了。
尹先生去影院看华语片，或与中国有关的片子时，经常会想到叫上我，那部著名的“从毛到莫扎特”纪录片就是与尹先生全家一起看的，中间意外看到了我的一个镜头，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央音大礼堂观看斯特恩大师课时被拍摄了。
每次影院出来几乎都要去中国城饱口福。那次又去了，在餐桌上的话题就一直围绕着这部电影。他们一家原本就对大陆充满着好奇和爱心，加上尹先生是个音乐爱好者，这部片子引出了他滔滔不绝的话题，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对中国的孩子能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赞口不绝。
的确，我们这代文革后开始学琴的孩子，走过的历程太艰辛了，那个年代的学习资料贫乏到了极点，学琴的孩子别说买不到乐谱，很多人连空白五线谱都买不到，需要先在整本白纸上画好一条条的五线，再往上一个个抄音符。我父亲为我抄了好多本练习曲，协奏曲。幸好我家能搞到五线谱，省了父亲画线的工序。那个年代谁要有原版乐谱，借的人排长队等。几乎所有琴童都用过手抄本和晒图版。除了乐谱稀缺，音响资料也极少，很多作品听都没听过，会拉出错音错节奏，甚至错误的风格。也因为曾经的艰苦，贫乏的音乐环境，让我们这些第一批出来的自费留学生到了国外，像被饿慌了的疯狂进食者，拼命弥补曾经的营养不足。
奥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儿，她遗传了了父母的优秀品格，善良聪慧，待朋友真诚热情，虽然我与她只能用英语交谈，但毫无隔阂。十八岁时她投报大学志愿是我陪她去的，一路上她都在犹豫不定，到底学建筑还是行医，最后一刻才决定把报名表投进了医学院。现在她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们一家都是我的贵人，遗憾的是尹先生和太太没能等到我重返澳洲。
但只要奥黛特还在，就感觉他们仿佛仍与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