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有不少老海归离境出走，如吴锡九和成众志等，由副总理方毅亲自批准“礼送出境”。罗维东和夏国琼带女儿到香港治病，一去不归。刁开智和徐仁吉因劳改偷渡到香港，回到美国。有十几个老海归是在海外出生的，又回到出生国，如加拿大出生的林达光，60年代回到加拿大。
张炜逊不是典型的老海归，有传奇般的经历。他在美国出生，在中国上大学，在中国工作、结婚，又回美国深造，解放后再次回中国工作，经历各种运动，70年代又回到美国。据所能了解到的信息，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共官方正式定性为叛逃的老海归。
张炜逊1913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家里与雷洁琼是世交。雷洁琼在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时，一直是张炜逊的中文老师。1931年雷洁琼获得硕士学位回国，18岁高中毕业的张炜逊，不知是否受到雷洁琼的影响，同一年也来到中国，先补习中文，然后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通过雷洁琼介绍，张炜逊认识了学妹梁思懿，梁启超的女儿，两人成为好朋友。梁思懿思想进步，投身学生运动，并且是骨干，把张炜逊也带动起来，成为活跃分子，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张炜逊写信告诉美国家人，自己与梁思懿的交往，得到家人的认可。
由于社会动荡，张炜逊和梁思懿几度分离又重逢。此时梁思懿已经入党了，服从组织安排，被派往江西和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张炜逊毕业后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前往广西抗日前线工作。他们最后于1941年在上海结婚，婚后一起前往美国，张炜逊继续攻读医学，梁思懿攻读历史。
张炜逊毕业后考取了行医执照，梁思懿在图书馆工作，并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刚解放，他们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张炜逊父母不同意，但梁思懿执意，全家于10月底乘船回到天津。张炜逊被派到山东白求恩医院工作，梁思懿任山东妇女联合会主席。
政府似乎很赏识这位爱国华侨青年，任命他为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多次陪同高官出国访问。在张炜逊的建议下，卫生部成立了对外联络室，1955年调他去北京，在该联络室工作，不久后入党（有记载说他在燕大读书时就被吸收入党）。梁思懿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也担任对外联络工作。以后张炜逊被调到中苏友谊医院继续当医生，并任小儿科主任。
文革期间，张炜逊被打成“间谍”，下放劳改，遇到1970年访华的老师斯诺。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张炜逊：
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张炜逊从农村回来，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斯诺的采访可能惊动了上层，在农村两年后，张炜逊被调回北京，任友谊医院副院长。
1972年，中国为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派了一个代表团访问WHO日内瓦总部，由张炜逊担任团长。同一年WHO恢复了中国的席位，在WHO的要求下，张炜逊被任命为中国常驻WHO总干事。张炜逊得到重用，全家都很高兴，然而这个新的任命开始了这个家庭的破裂。按规定，张炜逊在WHO的职位相当于总领事，可以带家眷上任。可是梁思懿认为张炜逊上任时间不会太长，自己事业心又很强，推托红十字会不放人，所以没有跟着去。谁会料到，张炜逊的出任开启了他的不归之途。
1973年，张炜逊到美国开会，重返自己的出生地。公事之余，为母亲庆贺85岁生日，还见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女友邝美兰。这个时候的张炜逊已经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了，在中国的经历让他头脑清醒了，还和卫生部还处处闹矛盾。在美国开完会，张炜逊又去慕尼黑参加世界红十字会会议，和梁思懿不期而遇。他问梁思懿的领导，梁思懿什么时候可以去日内瓦，那位领导说，梁思懿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们从来没有阻拦过。结果在慕尼黑和梁思懿闹得不欢而散。
张炜逊此时觉得，自己不但跟卫生部有矛盾，其实跟自己的妻子早就面和心不和了。1975年，张炜逊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探索自己这个家庭的前景。在与家人团聚的日子里，他终于明白了，他和妻子虽然都是党员，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回到日内瓦，1975年12月的一天，他早上照常上班，却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悄悄离开办公大楼，坐上出租车，直奔机场，飞回美国，并恢复了美国国籍。以后中共对他的定性是“叛逃”。
1977年，张炜逊通过正式法律程序与梁思懿离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并与早年的女友邝美兰结婚。不久后，两个美国出生的孩子都回到了美国，与父亲团圆。他写了两本回忆录和自传，《苦根》（Bitter Roots），《老鼠、麻雀和苍蝇》（Of Rats, Sparrows and Flies），记述自己的家世和在中国的经历。
梁思懿1988年于北京去世，享年74岁。张炜逊2006年于加州去世，享年93岁。
一个叛逃的老海归
帕格尼尼 (2025-07-26 07:10:46) 评论 (2)改革开放以前，有不少老海归离境出走，如吴锡九和成众志等，由副总理方毅亲自批准“礼送出境”。罗维东和夏国琼带女儿到香港治病，一去不归。刁开智和徐仁吉因劳改偷渡到香港，回到美国。有十几个老海归是在海外出生的，又回到出生国，如加拿大出生的林达光，60年代回到加拿大。
张炜逊不是典型的老海归，有传奇般的经历。他在美国出生，在中国上大学，在中国工作、结婚，又回美国深造，解放后再次回中国工作，经历各种运动，70年代又回到美国。据所能了解到的信息，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共官方正式定性为叛逃的老海归。
张炜逊1913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家里与雷洁琼是世交。雷洁琼在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时，一直是张炜逊的中文老师。1931年雷洁琼获得硕士学位回国，18岁高中毕业的张炜逊，不知是否受到雷洁琼的影响，同一年也来到中国，先补习中文，然后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通过雷洁琼介绍，张炜逊认识了学妹梁思懿，梁启超的女儿，两人成为好朋友。梁思懿思想进步，投身学生运动，并且是骨干，把张炜逊也带动起来，成为活跃分子，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张炜逊写信告诉美国家人，自己与梁思懿的交往，得到家人的认可。
由于社会动荡，张炜逊和梁思懿几度分离又重逢。此时梁思懿已经入党了，服从组织安排，被派往江西和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张炜逊毕业后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前往广西抗日前线工作。他们最后于1941年在上海结婚，婚后一起前往美国，张炜逊继续攻读医学，梁思懿攻读历史。
张炜逊毕业后考取了行医执照，梁思懿在图书馆工作，并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刚解放，他们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张炜逊父母不同意，但梁思懿执意，全家于10月底乘船回到天津。张炜逊被派到山东白求恩医院工作，梁思懿任山东妇女联合会主席。
政府似乎很赏识这位爱国华侨青年，任命他为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多次陪同高官出国访问。在张炜逊的建议下，卫生部成立了对外联络室，1955年调他去北京，在该联络室工作，不久后入党（有记载说他在燕大读书时就被吸收入党）。梁思懿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也担任对外联络工作。以后张炜逊被调到中苏友谊医院继续当医生，并任小儿科主任。
文革期间，张炜逊被打成“间谍”，下放劳改，遇到1970年访华的老师斯诺。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张炜逊：
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张炜逊从农村回来，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斯诺的采访可能惊动了上层，在农村两年后，张炜逊被调回北京，任友谊医院副院长。
1972年，中国为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派了一个代表团访问WHO日内瓦总部，由张炜逊担任团长。同一年WHO恢复了中国的席位，在WHO的要求下，张炜逊被任命为中国常驻WHO总干事。张炜逊得到重用，全家都很高兴，然而这个新的任命开始了这个家庭的破裂。按规定，张炜逊在WHO的职位相当于总领事，可以带家眷上任。可是梁思懿认为张炜逊上任时间不会太长，自己事业心又很强，推托红十字会不放人，所以没有跟着去。谁会料到，张炜逊的出任开启了他的不归之途。
1973年，张炜逊到美国开会，重返自己的出生地。公事之余，为母亲庆贺85岁生日，还见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女友邝美兰。这个时候的张炜逊已经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了，在中国的经历让他头脑清醒了，还和卫生部还处处闹矛盾。在美国开完会，张炜逊又去慕尼黑参加世界红十字会会议，和梁思懿不期而遇。他问梁思懿的领导，梁思懿什么时候可以去日内瓦，那位领导说，梁思懿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们从来没有阻拦过。结果在慕尼黑和梁思懿闹得不欢而散。
张炜逊此时觉得，自己不但跟卫生部有矛盾，其实跟自己的妻子早就面和心不和了。1975年，张炜逊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探索自己这个家庭的前景。在与家人团聚的日子里，他终于明白了，他和妻子虽然都是党员，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回到日内瓦，1975年12月的一天，他早上照常上班，却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悄悄离开办公大楼，坐上出租车，直奔机场，飞回美国，并恢复了美国国籍。以后中共对他的定性是“叛逃”。
1977年，张炜逊通过正式法律程序与梁思懿离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并与早年的女友邝美兰结婚。不久后，两个美国出生的孩子都回到了美国，与父亲团圆。他写了两本回忆录和自传，《苦根》（Bitter Roots），《老鼠、麻雀和苍蝇》（Of Rats, Sparrows and Flies），记述自己的家世和在中国的经历。
梁思懿1988年于北京去世，享年74岁。张炜逊2006年于加州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