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科级干部不算数，处级干部刚起步；司级干部刚醒悟，部级干部显威武。”乍一看像打油诗，细一想却道尽北京这座城市的“干部生态链”。在北京，随便往地铁里一站，不小心撞到肩膀的，可能就是个刚从某部委会议室出来的正司级干部；在三里屯随便坐个咖啡厅，对面喝拿铁的人说不定就是挂职回京刚满的副部级“老同志”；在颐和园遛个弯，手拎保温杯的阿姨可能是某单位的党委副书记，正带着孙子小心翼翼地避开湖边的鸳鸯，脑中还在思考下周的人事安排。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空气中弥漫着行政级别的分子。从中南海到东长安街，从海淀苏州街的中科院楼群，到朝阳的国资委、发改委、文旅部等机构，一栋栋写字楼不再是钢筋水泥的代名词，而是“一格一命”的封疆大吏聚集地。每扇窗户的背后，可能都坐着一个正处级以上的“父母官”，正在斟酌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或是一纸调令的行文措辞。这一切，构成了北京独有的“地表行政级别密度”。
北京人常说：“在这儿，当个处长和在外地开个便利店差不多。”这听起来有些刻薄，实则写实。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处级干部是县里一把手、市里要角，风风光光，地位稳固。而在北京，处级干部只是“刚起步”。
这不是贬低处级干部，而是北京干部结构的奇特性决定的。从国务院到各大部委，甚至大型央企，几乎都有层层叠叠的处室编制。处室之下是科室，处室之上是司局，司局之上才是部委领导。也就是说，一个刚升到处级的同志，在北京这片官场密林中，才刚刚找到一根树枝栖身，前方还有“司”“部”“常委”等高山在等着他一步一步去爬。所以，有人戏称，北京的处级干部，如果掉进西南某县的组织部，能直接掀起一阵“高级人才引进”的风暴。换句话说，北京的“中产阶级”，可能就是全国的“政坛精英”。
你问北京的土特产是什么？有人说是“豆汁儿炸酱面”，也有人说是“京韵大鼓”，但真正有产量、有规模、有制度保障的，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干部外派”这项传统活动，早年间可能是军中将士镇守四方；如今，演变为北京部委向全国输送“精英人才”的典范模式。一个年轻的北京干部，从中组部出来，被外派到某地挂职三年，再回来提一级；另一个部里的老同志，去某地方挂个副书记，顺带管理个国资企业，几年后荣归故里，再升半格。
北京成了一个高官批发市场。不仅自己出产干部，还承接各地“进京朝贡”的人事流通：来进修、来培训、来挂职，来“熟人推荐”一个位子。春去秋来，干部流转如候鸟迁徙，只不过这些“候鸟”，飞的不一定是季节，而是“级别”。
北京人讲究“人以官论”，但这种“官”不一定是现职，往往是过往的“光辉履历”。你可能在公园里碰到一个穿运动服的老大爷，他随口一聊：“我当年在国家计委干过，后来去过沿海某省挂职，那会儿还没有‘自由贸易区’这个概念，我们搞的叫‘出口特区’。”你以为是在听故事，其实是在回顾一段当代经济史。
在北京，“你爸原来是哪个部的”往往比“你现在在哪儿上班”更有分量。因为一个老干部家庭所积攒的“人脉资产”，在京城的人事生态里，有着比房产证更保值的流通价值。再比如，一句“我在中直机关上过班”，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次工作经历，但在饭桌上能瞬间使话题重心向他倾斜——这不是简历上的一行小字，而是一整套“你得知道我是谁”的暗号。
北京的“高官密度”，也带来许多荒诞却真实的社会错位喜剧。比如，某小区物业贴出“请配合物业管理”的告示，业主群立刻炸锅：“你知道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哪一级单位的吗？”一场小小的电梯维修，背后可能牵扯到七八个部门意见协调，“信息报批比部委还慢”。
再比如，孩子幼儿园开家长会，老师感到巨大压力，因为面前坐着的“家长们”，一个是财政部的处长，一个是审计署的副司，一个是中办的副调研员，还有一个据说是中央某领导的司机——谁都不能得罪，但谁都想安排“好一点的班主任”。这类喜剧在北京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人们嘴上笑嘻嘻，心里却要仔细掂量每一句话的分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眼前穿棉袄、骑共享单车的“中年大叔”，是不是某个部里准备提拔的下一任司长。
在北京，真正形成了一种“干部产业链”：上游是体制内储备资源：高校、党校、青年干部训练营；中游是各部委机关、司局处室，分布密集，如同珊瑚礁；下游是全国各地干部流动的“调配市场”，有出有入，有进有退；终端是编制之外的人脉关系，成为这座城市最难测量的隐性资源。
这座城市以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方式，把干部当作一种特色资源，进行“精细化养殖”和“区域性输出”。它不生产高官，它只是高官的转运中心。于是，北京的“土特产”，不再是老北京炸酱面，而是处级干部；不再是绒鸟兔爷，而是一批批即将被派往全国各地的“优质官员”；不再是文物古迹，而是“某部某处”的人事推荐函。
一句话，北京的风景不在故宫长城，而在人事安排表里密密麻麻的那一行“调往外地锻炼干部”。谁说首都没有支柱产业？北京的干部输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样板。——毕竟，在这里，连风，都可能是正部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