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急转弯式的突变在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称为‘巨变’名副其实。
左：1950年之前西藏地图，包括三个区域：卫藏（U-Tsang）, 安多（ Amdo），康（ Kham）。右：中国西藏自治区地图（红色部分）。
显而易见两个地图并非等同。1951中国政府将西藏部分领土分别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几个省（右图中的缺口部分）。此举被视为制约西藏达赖政府权力。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外， 僧人与共产党宣传口号牌同框，传统藏文化与共产党文化并存的形象写照。
大昭寺广场，西藏今生标志性元素一览无遗，汉藏双语党旗宣传牌耸立在藏式建筑之顶，警车 ‘守护’，商店铺招牌汉语为主，小字体藏语为辅。
全中国唯有西藏两次被解放（1951年，1959年），2025年为‘西藏和平解放74周年’ 和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6周年’两个解放纪念日。
西藏近代巨变需从两次‘解放’说起。
第一次解放，即1951年西藏 ‘和平解放’ 。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入西藏东部昌都地区，依据是清朝对西藏拥有保护权，中共政府继承清朝所有管辖区域，因此中共自然拥有西藏同样保护权。
昌都西藏军队不堪一击，仅两个星期便被解放军击溃，昌都沦陷。解放军损失微不足道，之后命名为‘和平解放’。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1951年5月西藏与中共签署了十七点协议，协议正式宣称西藏主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承认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体制，承诺允许西藏继续保持自治。
倘若解放西藏发生在现今世界，大概率会引发国际争议。
国家这一概念仅有四百年历史，世界上国家的形成复杂多元，有多种构成依据，如种族，语言，地理位置，宗教信仰，历史上谁拥有过谁，何时拥有，以怎样方式拥有，政权传承合法性等等。然而所有这些依据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仍没有绝对的权威裁决。对主权认知的差异是世界大多数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国家主权 ‘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来选择’，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观。这一新观念1950年时不存在，在当时的西藏就更不存在。二十世纪中期争夺领土遵循的仍是古老的丛林法则。
四十年代末期，中国国共内战最后阶段，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壮语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的‘全中国‘并不包括西藏。1949年10月毛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一年后的1950年10月，共产党把目光转向西藏。
西藏达赖体制有史以来存在一缺陷，即转世制带来的 ‘权力真空’期。从前世达赖喇嘛去世，到转世重生，再经过繁琐的佛教程序找到转世灵童要几年时间，之后还有等待继任达赖喇嘛长大成人，这期间十几至二十年时间内，西藏处于五首领的执政弱势时期。
1950年的西藏正处于这样的权力真空期。十三世达赖1933年去世，十四世达赖（Tenzin Gyatso）1935年出生，1950年共产党军队打入西藏时，十四世达赖还在预备学习阶段，由一位摄政代理执政。历史转折期西藏急需领袖， 十四世达赖受命提前亲政，1950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登基（佛教形象地称为 ‘坐床’），当时他十五岁。在历史关键点，西藏的最高领导决策权落到一个孩子手中。
达赖喇嘛曾尝试向国际求助，此时世界各国尚未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元气，自顾不暇，无力干预其它国家事务，与西藏关系最紧密的印度也只是送来 ‘好自为之’的安慰之词。此时的西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弃儿。
无奈之下，1951年西藏政府派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并没有签署协议的使命。西藏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原是昌都最高军政负责人，1950年昌都失守后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开始与中共合作。谈判过程中，中共给西藏代表团极大压力，要求西藏代表团就地签署十七点协议。在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通知达赖喇嘛和拉萨政府的情况下，‘阿沛·阿旺晋美’自作主张，代表西藏在十七点协议上签了字。签字时代表团没有西藏政府印章，中共在北京‘帮助’重造一个。 ‘阿沛·阿旺晋美’因‘签署角色‘备受争议，赞同的人称他做了‘务实的抉择’，不赞同的人认为他‘在胁迫下妥协‘。同样因‘签署角色‘，‘阿沛·阿旺晋美’加入中共体制高层，余生身份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西藏方面，协议签署盖章，回天乏力，达赖政府别无选择，只寄希望能够像清朝时一样保持高度自治。
对于中共来说，此时收复西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西藏无障碍“和平解放”，整个过程只花了短短七个月时间。
有这样一个观点，‘若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活二十年，西藏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句意味深长，为此我研究了十三世达赖的生平，结果十分认同这个观点。
1933年十三世达赖去世时只有57岁，假设他再活二十年至1953年，西藏至少可以避开1950年历史转折期出现的被动局面。十三世达赖被认为是近代西藏最有现代观念的政教领袖。他在清朝灭亡后宣布西藏独立，他实行改革建立军队，送年轻西藏人去英殖民地留学，引进新技术，尝试削弱贵族与僧侣特权，他对早期的共产党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无疑1950年若他在位，西藏不会轻易放弃主权。
然而历史没有给这种假设以机会，十三世达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西藏，他英年早逝，导致关键时期西藏陷入权力真空期。
十三世达赖1933年去世后，任凭世界硝烟弥漫，西藏自古以来的高枕无忧，闭关自锁，独善其身的传统意识重归，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50年。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中共政府没有要求西藏与内地 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同步，达赖喇嘛体制仍延续，西藏还可以挂自己的雪山狮子国旗。1954年中央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进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两位年轻的喇嘛在北京受到热情款待，带回西藏一大堆承诺。
（两照片均来自书籍）左：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十五岁）提前亲政（坐床）。
右：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右）与16岁的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去北京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两位西藏领袖的年龄与阅历与对方悬殊巨大。
然而此时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朝只是西藏的保护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党领导一切’，其中当然包括领导西藏，西藏‘高度自治’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在信仰层面上，共产党是无神论政党，蔑视宗教，表现为对藏人态度傲慢；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是‘阶级斗争’，缺乏基本的“慈悲心”，而“慈悲心”是却是佛教中的核心理念；文化层面，汉语，汉文化进入西藏。
共产党文化与千年佛教藏文化背道而驰，两种价值观短兵相接。党政府与达赖政府、驻藏军队与藏民之间的矛盾酝酿积蓄了八年，终于在1959年爆发武力对抗。解放军以武力平息‘暴乱’，西藏第二次“解放”。达赖喇嘛在‘暴乱’期间成功逃离拉萨流亡印度，从此达赖政府在西藏名存实亡。
以示与1951年 “和平解放” 的区别，1959年 “平息暴乱” 二次解放被命名为 “百万农奴解放” 。
（* ‘农奴’一词的来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由低到高分为六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西藏被定义为 ‘半封建半奴隶社会’，生活在此社会中的藏人便是 ‘农奴’）。
如果说1950-1959之间中共对西藏还有一定的容忍度，行为还比较收敛，1959年二次解放后彻底反转，西藏千年的宁静一去不复返。中共在西藏成立‘自治区政府‘取代达赖体制，西藏边缘地区割划给内地省份，雪山狮子旗换上五星红旗。
从此西藏跟上了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五十年代初中国已经实施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西藏从1959年起一个个补上。1966年西藏 ‘有幸’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导致西藏99%佛教寺院寺庙遭不同程度毁坏（六千多寺庙仅有十三所未遭破坏）。
行程中在‘吉定镇’短暂休息，偶然发现‘十四世达赖’出现在路边宣传排上。
宣传牌将达赖的罪状概括为‘三性本质’和‘五项帽子’，用词与文革时代‘大批判语言’如出一辙。我相信这是中共官方给达赖的定论，而非出自于乡镇党支部。这是我们行程中唯一一处提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处。出于政治原因，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所有个人信息，在他居住过二十年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全部‘被消失’，仿佛此人从未存在过。
达赖喇嘛在西藏销声匿迹，西藏另一位宗教领袖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像在多个寺庙中出现，包括布达拉宫，颇有取代达赖喇嘛地位的意味。难道是一种政治操作吗？西藏归来后，我带着好奇心查阅了他的生平，发现十世班禅的一生起伏颇具戏剧性。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是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常住地。右上角为十世班禅喇嘛 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成年照。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年－1989年）是西藏位居第二的佛教精神领袖，与达赖喇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十世班禅认同中国中央政府，五十年代就积极参与中共与西藏地方事务的互动。1954年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十世班禅喇嘛留在中国，拥护共产党，取代达赖成为中共在藏传佛教中的代表。
然而十世班禅在了解了中共在西藏真实所为之后转变了立场，1962年他写了 ‘七万言书’，鞭挞中共的西藏政策，与中共关系恶化，被毛泽东定性为 ‘反动派’。1964年他在一次万人集会上出乎意料的发言，称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领袖，主张西藏独立，随即被逮捕，遭入狱之灾十几年。
1978年邓小平执政，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获平反出狱，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出狱后至1989年去世的十几年里，他主导重建维修文革中遭破坏的佛教建筑，恢复西藏重要寺院的宗教活动。
十世班禅一生没有否定过达赖喇嘛，尽管共产党定性达赖喇嘛为‘国家的敌人’，十世班禅始终称达赖喇嘛是他的朋友，他们两人只是政治观念不同。身为共产党体制内官员，不去趋炎附势诽谤朋友，守护道德底线，需要极大的勇气。
十世班禅赢得了藏人的尊重。藏人感激这位曾经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坐牢，以及出狱后为西藏文化所作的一切。在藏人眼里，他是中共党员，但并不是一个完全顺从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位复杂而有独立见解的宗教领袖。十世班禅也赢得了达赖喇嘛的尊重，在他去世后，达赖喇嘛发文深情悼念。
境外有若干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书籍，由于他早期离开故土，对1959年以后的西藏没有切身体验，因而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偏于表面化。十世班禅是西藏第二次历史巨变时期最主要的参与者，也是对藏文化与党文化混合体制理解最深刻的藏人，没有之一。倘若十世班禅有机会写出对共产党文化的真实看法，写出他的认知过程，将是近代西藏无比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历史再一次没有给这个假设以机会，他五十一岁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真实观点的文字记录。
时间快进至2025年，此时的西藏已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74周年。
作为游客，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西藏。一个是与内地城市同步的现代化西藏，宽阔的街道，繁华的商业区，宣传标语满目皆是，一副盛世和平之景；另一个则是严格管控之下的城市，警察站，警车星罗棋布，颇有一触即发，剑拔弩张之势。
左起：布达拉宫广场四个方向‘地标’ ：模仿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卫兵及换岗仪式；西藏解放纪念碑显然是效仿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两幅领袖巨幅像分别占居两个方向，西藏地方官员比内地同僚工作更努力，更到位。
西藏城市新建筑与内地城市无差别
近十几年来，步内地城市重建之后尘，西藏主要城市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旧式建筑一扫而光，西式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留心观察才会发现部分建筑上点缀着藏元素，招牌上醒目汉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体藏语，唯有这些还在提请你这里是西藏，否则你会错以为身在内地。
共产党统治74年，始终在藏人中培养选拔忠诚于党的干部，如今绝大多数藏人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无疑藏人中有部分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背离传统佛教信仰，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教义。
左：一个骄傲的藏人将自己的党员身份牌，以及一份‘党员不参与宗教活动承诺书’挂在自家大门上。右：这家门上没写名字，只标示‘共产党员户’。
政治标语口号满目皆是，有些颇有创意。多次看到将中国各民族比喻为石榴籽，还要‘紧紧抱在一起’。
从自治区政府至乡村各层党组织均有宣传部，佛教寺院寺庙亦不例外。西藏宣传标语牌无处不在，宣传口号包罗万象，此处仅是其中几例。右下角的口号‘A 就是B，B 就是 A’ 有些令人费解。
佛教在西藏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共产党统治西藏仅有74年，民间佛教信仰仍然仰根深蒂固，视精神信仰高于‘衣食住行’的人仍然存在。那些遍布街头的警察站，武装待命的警车，天罗地网般的摄像头似乎隐喻着西藏并非‘和平盛世’。
在西藏，没有中国有效身份证的游客全部归类为‘外籍人’（包括持中国护照的人）。‘外籍人’入藏只能参加旅游团，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行。由旅行社包办入藏函，旅行全程由导游跟随，保证客人不从事旅行之外的活动。离开西藏时导游要亲自见证客人拿到登机牌，进入安检口。在西藏，旅行社所承担的责任之大居世界各国之首。
作为游客， 我们无法了解藏人的真实想法，对西藏戒备森严检查程序却深有体验。首先入藏必须事先申请‘入藏函’，你的所有信息输入管控系统。入藏后每到一处系统要更新你的位置，直至登上返回内地航班时结束。
严查从内地火车站开始，乘直达西藏火车的外籍乘客要出示入藏函，进入拉萨火车站如同过海关，出站还要‘刷脸’，入住酒店扣留护照签证过夜，以便有足够时间上网登记核查，主要景点入口要扫描核对证件，旅游途中，由导游到当地民政局代办注册，有些地方设有检查站，由警察上车核查游人证件。
左起：拉萨每隔几条街就有这样一个‘便民警察站’；布达拉宫西侧的‘宗角禄康公园’内，一辆警车‘陪伴’晨练的市民；酒店大堂标牌上明列出‘公安机关规定’ ，‘三必须，五不准’。
如今的西藏，藏文化与共产党文化，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在同一空间交错，不伦不类。
左：大昭寺前，一个父亲给两个孩子示范磕长头敬拜礼。
右：大昭寺前的一位僧人，站在那里默默地凝视着圣殿，仿佛若有所思。
大约始于十年前，西藏政府规定乡村学龄儿童从五岁起必须住宿学校，父母别无选择。学校对孩子强化中国人身份认同教育，将汉语升为第一母语，藏语退居外语地位。旅行中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孩子们之间已经不再使用藏语交流，而是汉语‘普通话’。如此下去，藏语失传只是时间问题。
孩子是未来，家庭是传承传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单元，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元素。二十年后的西藏，藏文化藏语将何去何从？藏人身份认同将会如何改变？佛教还会是藏人的精神核心吗？
2025年的西藏，高原山水依然美丽，藏人千年信仰尚存。
而它的今生和它的未来令人无言以对。
仅以一首无言的歌，为西藏及藏人献上远方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