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和他的交情，更忘不了他的一辈子（尽管他的一辈子我只是东鳞西爪地知道些）。
当兵初始，分配到医院大灶（工作人员食堂）当火头兵，接受再教育。每天就是给一群职工打下手，洗菜切菜，洗锅洗碗，打扫厨房，日子过得很没劲儿。半年后，掉到到医务处，管统计管图书馆。整日里和没有声音的数字和书籍（都是医书0相伴，独往独来，依然没劲儿。时常沮丧，觉得这个兵当得极其窝囊。
医务处只有五个人，主任不在，说是支左去了。只有一个副主任带着两个助理员，外加我一个小兵干活。如果是复员前的几年在医务处工作，会觉得很自在，轻松。但是对于我一个满怀着子继父业，要在部队大干一场的新兵来说，失望不已。机关是一个支部，早上出操时，跟在科室的后面；晚上，各科室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机关里冷冷清清，无事可做，百无聊赖。
一日，听说是主任回来了。于我，这也算是风平浪静里的一起涟漪了。我立时打定主意，要向这个从未谋面的主任要求下临床科室。第二天，开科务会。回来的主任坐在上座。我直愣愣地打量了好一阵这位主任。根据我当时所具有的社会经验，他年纪不小了（现在想起来，他绝不到五十岁），穿着一身发白的军装，胖墩墩的。大概是胖的缘故，感觉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像是没有睡醒。正琢磨着主任的形体，他开口了。声音低沉，有点共振的感觉。他说话慢悠悠地，挺幽默。当他说些令人发笑的词句时，只是微笑着，却让人想大笑。他讲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会后，他特地把我留了下来。自然，主任要认识认识我这个处里的新卒子。没有说几句话，我就提出要下科室。记得他微微一笑，既不否定也不许诺，只是说，等等再说。等什么？我心里琢磨着。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姓徐的主任，开始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淡如清水，又相互惦念的交情。
医院里的人们都叫他“徐老头”，我想是因为他走路慢慢腾腾，说话不慌不忙。
那时，正是中苏边境打仗，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全军准备打仗。半夜里紧急集合，夜行军，在山洞里给狗做手术什么的，成了家常便饭。在我的记忆里，行军时，他常常走在全院的最前面，我呢，自然是跟在他的后面。大概是因为我个子高，喜欢爬山，不喜欢下山。所以，上山时催着他，下山时就总要拉下几步。他呢，总是迈着不紧不慢，稳稳当当的步伐，好像每一步都用着一样的力气，迈出一样的距离，即使是到达目的地的最后一步。好像每次演习，都是徐老头作计划写总结。经常是他写，我抄，他是一笔规规矩矩地蝇头小字，我说他的字像蒙古文，他总是呵呵地笑，然后反攻我几句。
一天，他对我说，你去护训队吧。于是，我就离开了医务处，进了护训队。护训队结束后，我分到了内科。以后，又作了护士长。他呢，终于在所有和他同级的人都提拔了之后，也作了副院长，负责全院的医疗。
作了护士长之后，只要科里一有抢救，我就要到场。调整护士值班，制定护理计划，协助医生抢救病人。我发现，院领导中，只有徐老头很快地出现在抢救室，一次不落。了解情况，协调科间会诊，解决具体问题。那时，临床科的医生护士都知道徐老头每天晚上都要迈着他那四方步，风雨无阻地到各科看看。在那个大讲革命，不讲业务的年代里，徐老头的行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我曾经是他氅下的卒子，和他说话比较直接，也很随便。那时，我这个护士长是很不安心工作的，一点不喜欢护士工作，一心想上大学。但是，因为不是军区的直系子女，我们这些非军区后裔，读书无望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唯一可反抗的就是发牢骚。除了和朋友发发牢骚，徐老头也是我发牢骚的对象之一。一次，他和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学外语，想当翻译，不安心工作。我很气愤地说，难道要我业余时间聊大天？不让我上学，还不容许自学点儿什么？徐老头一声不吭，没有批评我一句。以后，也没有人在我的面前提及此事。我很感激徐老头的一声不吭。
当我脱下了军装，经过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之后，我给徐老头写了一封信。说心里话，有一种解气炫耀的目的。自然，也对他同意我复员表示一份感激。 徐老头给我回了一封信，祝贺我了几句。从那时起，每年春节，我总是给他寄个贺年卡，他给我写封信，有时夹着张相片。通过一年一封信的来往，我知道他调到了分部的另一所医院，终于当上了院长。大裁军时，医院撤销了，他又被调到了广东武警总院当院长。以后，又隐隐约约地听说老头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那年，正准备出国，徐老头从北京饭店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还真是来开全国人代会的。他说希望见见我。记得晚上下班急急忙忙地赶到饭店，却只见老头的一纸留言，一行熟悉的蝇头蒙古小字告知，被武警总部的头头们召去了。没有见到他。
出国四年之后，第一次回国，去了趟广州。不知为何，那时真是很想念部队的朋友和同事。在徐老头家住了几个晚上。老头已经离休了，不过还在忙。他说在帮助省里办医院管理干部培训班。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回来和我聊天。其实，就听我和她的妻子说话了，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微笑着。说到可笑的地方，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他和以往一样，嘿嘿地笑，好像就不会开怀大笑似的。言谈话语间，可以感觉出他对我的来访很高兴，但又总觉得他有心事。
一个晚上，他和我坐在书房里聊天。老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看他脸色，有些臃肿晦暗，眼睛更成一条缝了，一种疲惫不堪的气色。我有意想问个究竟。无奈，老头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后，就去睡了。
我刚回大棚我的房间坐定，老头的妻子吴医生就走了进来。吴医生是我们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性格和徐老头正相反，大嗓门，多言多语，直来直去。在医院里那会儿，我是一门心思地想读书，听不到院里的闲言闲语。就是如此，我也记得当年医院里的人都说她说话没有遮挡，净给老头找事儿。好像还说她是归国华侨。
那晚，吴医生坐到我身边，打开了话匣子。就好像憋了一肚子的心里话没人说，也不敢说，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也不会也没有机会外传的人。就是那个夜晚，我有了一个走进徐老头感情、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不再把他当作一个院长来了解他的机会。
徐老头是东北人，从小就没有了爹娘，也没有兄弟姐妹，是个名副其实的孤儿。很小年龄就参军了。自然，是四野的队伍。跟着队伍，一直打到海南岛。等打到了天涯海角，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以后，组织上送他上了军医学校。
五十年代，组织上派他到广州进修，住在军区的一个门诊部。就在那里，他遇见以后相濡以沫的妻子，吴医生。
吴医生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里长大（瞧我这脑筋，忘了是哪个国家。），家里挺富有，是个大家族。听说新中国成立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她的表姐立刻宣布要回国，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吴医生那时正在上中学，二话没说，积极响应。于是，姐妹二人立即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吴医生把她家的相册拿来给我，看她们在回国的船上照的照片。照片上的吴医生，就和电影里的那些投向革命队伍里的年轻人一样，穿着布拉吉，高昂着头，海风把短短的头发都吹了起来，脸上一副纯情，一副向往，笑着。这位风华正茂，怀着炙热的理想的小姑娘，自然无法知道她以后的人生会多么地曲折。
待到徐老头在广州见到吴医生的时后，她刚刚从东北的军医学院毕业，分到了广州军区。听着吴医生说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的事儿，感觉有些不可想像。一个是苦难的孤儿，从小到了部队，经历的就是打仗行军救护之类的事儿。而吴医生一个华侨大小姐，生活在海外，对中国的事情有多少亲身经历呢？一个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孤儿，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广东籍的大小姐，开朗直爽，年轻活泼。而两个人竟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如今活到七十老几的人，我明白了，这世上最难说清楚的就是男女间的事情。
至于怎么谈的恋爱，谁向谁求的婚，怎么结的婚，我还真是问了个详细。可惜我是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我自己冒出来的念头：嗬，没想到徐老头还是这么一个浪漫，激情的人！要是吴医生不说，我还以为他们是上级拉郎配的呢！我真真实实地感觉到了徐老头这个人。
然而，当年的热恋幸福的开始，并没有为他们持续了一生的婚姻带来一帆风顺。吴医生告诉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我很惊奇，因为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复原前的时候。我一直认为，那时的部队，就像南极人说的“那时的世俗干净，那时的官也干净”。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纯情的日子。现在看来，我对部队的印象大概有一部分是年轻纯情而导致的一种自我感觉，未必完全真实。
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几个资历差不多的科主任级的干部都提作政委院长之类的。徐老头是最后一个提的，作医疗副院长。那时，我们这帮年轻人，谁也不在意这些时。当副院长了，那就改叫副院长罢了。其实，这里还挺有故事的。
吴医生说，文化大革命中，就连我们这个大山中小小的驻军医院，也是挺热闹的呢。热闹的不是我们这些小兵小卒，而是那些干部们。徐老头的事儿，还真是徐医生惹出来的。不过，她那张嘴只是罪加一等的缘由，真正的不幸是她的出身 - 华侨。从华侨二字引出的祸害，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可以想象出来。不过，祸水都涌向了徐老头。据吴医生说，党委会上对徐老头的批评就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好像还提到过离婚的事（记不大清楚了）。不过，这徐老头还真是像他行军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一心一意要和吴医生作夫妻作到底。至于徐老头顶住了多大的风浪，就说不清了。徐老头不在了，妻子一辈子连个党也入不上，那些当时参加党委会的人自然闭口不谈。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但是那时我们这一群女兵都挺同情徐老头和吴医生的。他们只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一对早产儿，一对智力体力发育不全的孩子。老大瘫在床上，不会说话，基本的生活能力。老二走路不稳说话不清。那时，动不动就是下乡下部队，我记得很清楚，徐老头摊上这种事的时候特多。吴医生是妇产科唯一的老医生，半夜三更叫起来作手术接生孩子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饭。记得那时他们家请了一个老婆婆管家。如今，我也是有孩子，经历过事情的人了。这两口子真是不容易，再加上那时他们面临的政治上的压力。能扛得住，一个家没有散，还兢兢业业地干事，就是铁夫妻了。
那一夜，我们两个女人，尽管年龄悬殊，经历大相庭径，却谈到很晚。吴医生走后，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还是不明白老头子的心事。
第二天，我要去看曾经一起工作的朋友。徐老头非要亲自把我送到那朋友的单位，搞得我真不好意思。等老头车走了，她告诉我了徐老头的事。
长话短说。徐老头调到武警总院不久，就赶上裁军。我们那个医院撤销了。很多人找到他，想调到他的医院。于是，老头把当年手下几个看得中的得力的科主任调了来。又过了几年，要提高级职称了。徐老头是个外科医生，即使作了院长，也没有放下手术刀。自然，在提职称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不久，北京总部派来了调查组，说是有人写信搞了老头子的状，告的是他不搞临床了，靠职位给自己提了高级职称。在调查会上，他当年的得力干将们，不是慷慨激昂的声讨，就是一声不吭地默认。只有一位原来的内科副主任一反群情，实事求是地替老头说了话。自然，人传人，话就到了徐老头的耳朵里。可以想象到，这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事实上，他当年调来的外科主任领头告了他，而那个替他说话的主任是他唯一没有帮忙调来的一个主任。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被人告了黑状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对老头历来识人用人标准的一个决定性的否定。尤其是到了这把年纪，这就是对自己一生识人标准的否定。说是头脑太简单？太幼稚？太愚蠢？或者喜欢顺从下级的惩罚？总之，这种否定怎么说也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自己作人的一种最大的嘲讽。当时我就想，他信任的一群人如此彻底地背叛了他，老头的晚年过不好了！
我从广州去深圳。徐老头又亲自把我送到车站。他用长辈的口吻，和我说，别忘了再来看看我们。然后，向我挥挥手，说走吧！我说，你先走。他笑笑，然后就带着司机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徐老头。
以后的这些年，我们还是一年一张贺年卡，一年一封信。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信里总是夹着一张照片。他的小女儿长大了，虽然说话还是有些不清楚，但是智力正常，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有了一份工作，结了婚，还生了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儿。相片里的小孙女一天天长大了，长得甜甜的，美美的。学习好，还学跳舞。相片里的徐老头和吴医生，一年年的见老，但是和小孙女在一起的他笑了，笑得幸福了。我对自己说，老头终于走出了阴影。
一年春节，吴医生写来的信，说老伴走了，随信还寄来了一张徐老头端端正正的穿着军装的照片。以后，听别人说，老头抽烟抽的太多，是肺部感染控制不了走的。病重时，一直念叨着让那位公正地待他的内科主任来救他。听到这里，我黯然无语，徐老头的心被伤的太重了，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那被人背叛的阴影。晚年被命运否定的痛苦，唉，换了谁也不容易呀!
这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徐老头，那个曾经出现在我豆蔻年华里的徐老头，那个珍惜了浪漫爱情一生的徐老头，那个晚年被人背叛过的徐老头，那个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的徐老头。
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也有缺欠的人。起起伏伏地走完了人生，带着浪漫，带着眷恋，带着遗憾，大概也带着些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年春节，我还是寄去一张贺年卡，还是收到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徐老头走了，留下了他的妻子，女儿和小孙女。
这张贺年卡，我要一直寄下去。“人走茶凉”的滋味我尝过，我作不出那样的事。老头走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着他。
写下这篇文章，是要让徐老头在天看到，世上还是好人多。让看过的人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徐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