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主政府努力讓百姓富足的二個原因

在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歐洲、澳洲，社會的制度和結構由議會和政府決定。議員和官員們能否上臺和保住席位由選票決定。比爾-蓋茨是一張票，露宿街頭的乞丐也是一張票。如果一個政治家的競選綱領討好了五千個比爾-蓋茨但得罪了五十萬個普通老百姓，他的政策就是失敗的，他就不會當選。

不錯， 在美國比爾-蓋茨們可以給政治家大量的競選經費，他可以用這些錢來做廣告、造聲勢，他贏得選舉的機會就大得多，所以對西方政治一竅不通的小粉紅們最愛說的就是“西方的民主不是真民主，而是財團們把控的暗箱操作”。他們不明白的是，政治家做廣告、造聲勢去爭取的對象還是那五十萬張老百姓的選票，一個馬杜羅一樣的腐敗專制的政治家就算是獲得了比爾-蓋茨們的十億美元的競選經費，也不會贏得選舉；而無比精明的比爾-蓋茨們也絕不會放棄滿大街的拜登一類的符合民主理念的政治家，而專門去支持一個必輸的馬杜羅。

西方政治家們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365天唯一心裡惦記的就是選票，而選民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以政治家們最想做的就是提高基層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因爲他們的人數最多，選票最多。 西方社會的精英階層永遠把提高基層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作爲重中之重，這第一個原因。

西方社會因爲福利好，沒有挨餓或者因病致貧的擔憂，老百姓一般都是掙多少花多少。如果五千個比爾-蓋茨們的財富增長了一萬億，他們可能只花去一千億。如果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一萬億，他們會花掉九千億。富人們購買游艇、豪車、莊園對經濟的拉動非常有限，比如蘭博基尼一年全球的銷量才八千輛。而普通老百姓買的家電、汽車、住房直接拉動經濟，比如豐田一年賣出二十二萬輛。

老百姓收入增加了，購買的家電、汽車、住房增加了，生產家電、汽車、住房的企業和為它們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的幾百種行業就需要增加產量，它們只好僱用更多員工，更多沒有工作的人有工作了，人才市場上競爭加劇，為留住人才，企業不得不提高員工的工資。這些情況都會導致消費進一步增加、失業率進一步下降、工資進一步提高的良性循環。

所以，同樣數額的財富，分配給了普通老百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遠遠大於分配給少數富人。這是西方社會努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第二個原因。政治家和精英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私利，但這同時又是對社會最有益處的做法。衡量一個社會體制是否合理的標準，就是看在這個社會中各個階層尤其是上層精英階層的私利是否和公益指向同一個方向。如果是，這個社會一定欣欣向榮。

所以在西方社會，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零和的、競爭關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共贏的關係：百姓富足了去消費，富人們才能賺錢；富人們的强大財力投入新技術、新產業的開發，又會進一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讓老百姓更富足。

所以在我生活的澳洲沒有赤貧。不論你多麽笨，小學沒有畢業，你仍然有很多職業可以選擇，任何一份工作都能掙一份體面的生活，可以在稍遠的郊區買一棟帶地的獨立房。整個社會的結構就是爲了讓基層的老百姓富足而設計的，人越多，消費越多，工作機會越多，工資水平越高。所以在澳洲永遠不會有“内捲”的現象。

2. 人的愛走捷徑的本能

比方説你下班回家出了地鐵就是一個大公園的前門，而你家在公園的後門。公園門票挺貴，所以你每天下班都是繞過公園走二公里回家。你天天下班這樣走，已經十年了，天天心安理得，沒覺得有什麽不對。

某一天，政府公告說該公園從此免費。公園裏有一條路從前門直通後門，五百米就到家。從這天以後，你會發現，誰要是再想讓你像原來那樣繞路回家，你會有一種極强的反感，有一百個不情願。你幾乎一次都不會再無緣無故地繞路走。這是個看似輕微但卻幾乎無法剋服的本能。

人是幾百萬年來從動物進化來的。人的大部分本能和人體的大部分組織機理都是圍繞著獲取食物和降低能耗而進化出來的。比方説臥床幾個月的人腿部肌肉會嚴重萎縮，就是因爲維持肌肉需要耗損能量，既然幾個月來這些肌肉都沒有用，身體就把這些肌肉消化掉了。

人愛走捷徑的這個强烈的、無法剋服的本能，就是發源於這個節約能耗的求生本能。

這個本能和本文的主題有什麽關係？

3. 所有專制政權的二個共性

在西方民主國家，政府和富人們最好的下場就是讓普通老百姓生活富足，這樣政府可以當選和連任，富人可以賺錢。但這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因爲反對黨也想通過討好老百姓來擊敗你，競爭對手在推出更好的產品來搶占你的市場份額。爲了當選和連任，爲了保住你的市場份額，你必須使出渾身解數。

雖然艱難，這是政府和企業家通向成功的唯一的一條路，就好像大公園免費前的那十年，繞過公園的那二公里是你回家的唯一道路，所以官員們和比爾-蓋茨們這樣心安理得地做了幾百年了，也沒覺得痛苦。

但在一個專制國家，政府和他們經商的親戚朋友們不需要費這些力氣。他們手裏有軍隊，他們不需要討好任何人，他們可以爲所欲爲，直接從老百姓的錢包裏搶錢。而且他們不必像劫匪一樣露出猙獰的面目，搶得了錢後還要倉惶逃竄，擔心被抓。他們可以隨意運用國家機器，把搶劫合法化。比如當初魯能集團價值幾百億，私有化時幾百萬就買給了官員的親戚。比如中石油壟斷全國的石油產業，愛收多少錢收多少錢，沒有競爭者。比如權貴們可以推高股價，引誘老百姓把畢生積蓄投入，讓後讓股市大跌，一次就把几千億的錢從老百姓腰包裏面掏走。

更有甚者，政府還可以通過防火墻屏蔽反對的聲音，使用各種媒體炮製假新聞，給國民全面洗腦，讓被割的韭菜為鐮刀呐喊，誓死捍衛鐮刀割韭菜的權力。

這條捷徑和西方政治家的那條艱難的道路比起來，就不是走五百米和走二公里的區別了，而是坐豪華游輪度假和爬雪山過草地之間的區別。所以，古今中外的專制政權不是不知道老百姓富足了國家才會富足，自己可以割的韭菜才多，自己才能永遠割下去，但世界上沒有人有能力對抗走捷徑的生理本能，沒有人會放著豪華游輪不坐，寧願去爬雪山過草地。

於是，古今中外所有的集權政權殊途同歸的第一個共性，就是社會的總體財富越來越少，而權貴掌握的財富越來越多。蘇聯、北朝鮮、俄羅斯、中國都是這樣。

如果老百姓和體制内官員有是非觀，有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安危而與暴政抗爭的氣概，統治者就無法肆意妄爲。一條更容易的捷徑是系統性地腐化社會風氣和道德標準，逆向淘汰任何有眼光、有膽氣、有志向的人，只讓膽小如鼠、極端自私、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的人存留下來。這樣，不論政府權貴們如何橫徵暴斂，各級官員只會想一件事：“我如何能分一杯羹？”

於是， 專制政權的第二個共性，就是各級官員的道德水準必然一代不如一代，越來越看不見民間的疾苦，只顧削尖了腦袋往上爬，以便更多地搜刮民膏。

結果就是經過一代代越來越貪婪、越來越不顧老百姓死活的權貴們的不斷改進完善，整個國家機器和社會體制的每一顆螺絲、一個齒輪都被用來為一個宗旨服務：盡量徹底地、高效率地收割韭菜。

現在的中國是世界上等級最多的國家，從住在市中心武警把門的深宅大院裏的權貴，到大山裏面的赤貧的農民，有十幾個階級，每一級都努力地地割下一級的韭菜，而且割得越來越無情，希望自己割別人的遠遠高於自己被割的，因此能過上自己羡慕的上一級的人的生活。這樣一級級割下去，到了墊底的那些打工階級，他們就注定了要一周工作六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年年只夠吃穿而儹不下錢。這是毫無懸念的、必然的結局，因爲他們要供養壓在他們頭上的十幾個階級，而油水早就被這些階級榨乾了。

超高的房價就是中國權貴階層榨取民脂民膏的諸多辦法之一。中國房價的總合已經大於美國、歐洲股市價值的總和，實際上呢？不算謊報和重複、過度投資拉動的無用浪費，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中國的財富總和只有美歐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就是說，即使中國的房市占了中國所有財富的一半之多，房市的價值也被高估了10到20倍。中國人絕大多數的財富都被用來買房子，而且大多數人都是貸款買房。他們名義上擁有天價房產，一旦泡沫破裂，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都將成為淨負資產，一無所有還欠銀行一大筆錢。

古時暴君再狠，不過是把老百姓的所有財產搶光，老百姓最壞不過是零資產，還要官逼民反、天下大亂。而現在呢？用現代經濟學、大數據、防火牆、大內宣武裝起來的暴君可以讓老百姓心甘情願地自己去借了巨款當韭菜交上來！

老百姓的錢包空了，消費疲軟，企業就會降薪、裁員甚至倒閉，從而導致老百姓的錢包更空、企業更難的惡性循環。

這，才是中國越來越嚴重的“内捲”現象的根本原因。整個社會機制不是爲了藏富於民，而是爲了攫富於民而設計，沒人關心那些打工族的疾苦。這就是中國的貨車司機懷揣著毒藥開車，在青藏高原過夜爲了省錢不住賓館，夫妻雙雙凍死在車上的原因。這種事在澳洲發生一例，從上到下無數政府官員要被免職法辦。

明白了這個道理但又無能為力的屁民於是選擇躺平。

當母體的營養即將被這貪婪的癌症耗盡，結局要麽是流血割除，要麽是同歸於盡。

不論哪個結局，日子都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