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院探秘 四

跨躍中美文化,敏於文化差異,釋析三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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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一世界
        
对于胡同内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终有一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带有各地方言腔调的普通话,工作好像永远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条。

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备、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甚至医院、邮局、储蓄所、幼儿园、小学、附属中学……应有尽有。他们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资源。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除了火葬场,大院里面什么都有。

上世纪60年代,八九岁的杨五一跟随父母迁往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虽然,随着父亲的下放,他早已搬离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画出大院的布局图。

北京军区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条贯通始终的大路把大院分成东西两院,西边是司令部,东边是政治部。司令部的办公楼在西院最北端,办公楼前是经常组织活动的大礼堂,礼堂外面是一片广场。几乎每个星期,广场上都放电影。每到这时,杨五一和院里的小孩们便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屏幕两边。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得小孩们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广场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区。部队大院的生活遵循着有序的级别关系,住宅区便是最典型的体现。杨五一说,宿舍区里最显眼的就是部长们住的二层小白楼,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见,其他宿舍楼则是红色的。杨五一的父亲比部长们低一级,住在小白楼南面的四层红色宿舍楼里,再往下就是大参谋们住的五十几号楼,而大部分普通干事则住在小河对岸的九十几号楼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的小别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里的生活保留着明显的集体生活印迹。许多院内居民依据早、中、晚三次定时广播,规划每天的作息。很多人虽然有家庭,但仍习惯于去食堂吃饭。杨五一记得,北京军区大院里,有数不清的食堂,按级别不同相互区分。级别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细一些罢了。

大院的孩子们一出生便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从小被送到大院附属的幼儿园全托,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幼儿园毕业以后进入附属小学,还是住校。

大院里家庭关系也显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样紧密。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林园记得即便是一周回家一次,有时她也见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们有时会跟着保姆到他们家去过周末。“当时也没觉得特别惨,因为大院里的孩子们都这样。”林园说。

大院的孩子们从小上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甚至一个中学,一同参军。家庭关系的松散,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联系得异常紧密。

杨五一说,大院子弟们最集中的一段院内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了,家里的大人靠边站的靠边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他们这帮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两拨孩子在院里碰上了,话茬不对就能打起来。”可一旦院里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发生了冲突,院里孩子则显得异常团结。“只要说是我们院的孩子跟人打起来了,那二话不说全院都上。”杨五一回忆。

那一时期,大院子弟与市民子弟之间冲突的极端案例,就是被许多“大院戏”反复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点”手刃胡同顽主“小混蛋”的公案。据说,王小点率领一干大院子弟,运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了北京展览馆附近。传说中“小混蛋”被扎了二十多刀。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过程中,大院子弟间建立了外人难以体会的感情。王朔、叶京的发小儿刘俍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我们之间好到不讲理的程度,我托你办事,你必须给我办成,办不成我就骂你,我不考虑你有没有能力办。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有时一算日子,哥儿们是不是该发工资了,二话不说,就拉着刚发工资的哥儿们上外边吃饭去了。没什么话说,那会儿挣得都不多,一顿饭半月工资没了,但那也要请。”

就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高洋把兄弟们坑了,有兄弟为他送了命,但最后大家还是原谅他。“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伤了我。”


 

 

 

 

 

 

高枫大叶 发表评论于
还是北方人豪爽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一群混小子。
无法弄 发表评论于
这是中国文化,同院的一头,同乡一头,同事一头,同是亚洲人一头,总之跟自己搭点关系就算感情投入,中国人的关系学,希望别带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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