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可负担性危机

如果在一个高收入社会里，越来越多有全职工作、有学历、有技能的人，却同时感到生活脆弱、缺乏安全感，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价格。这是美国社会出现的可负担性危机（Affordability Crisis），

很多人会条件反射地解释如今的生活压力，“通胀高了”“房价涨了”，其实并不是东西变贵这么简单，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于通货膨胀，而是结构性的。现在维持体面、稳定、可预期生活所需的长期成本，系统性快于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当这种错位持续存在，社会关于“努力—回报—安全感”的基本逻辑，就会开始松动。

今天美国的许多中产家庭，看上去并不贫穷，收入并不低，工作也比较稳定，但是同时大家也都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日子始终紧绷。问题不是入不敷出，而是所有收入都被提前锁定，只够维持系统运转。钱，不再用来改善生活，而只是用来防止生活失序。

在美国，生活早已不是一个整体体验，而是一组无法中断的固定支出，这包括：房贷，医疗保险，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与强制保险，Childcare 与各种基础服务。这些都不是奢侈消费，几乎没有一项可以舍弃。这意味着只要出现一次失业、生病、被迫换城市，整个生活结构就会迅速失衡。

首先是住房的高度金融化，是可负担性危机的核心。房子不再主要承担住得安心的功能，而成为，抗通胀资产，财富储存工具，信贷体系的重要支点。房价上涨，在宏观层面被解读为里说当然，但在家庭层面，它意味着另一件事，你必须提前抵押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换取一个稳定住所。原本应该降低人生不确定性的住房，如今反而制造了更长周期的压力。

与住房并列的，还有医疗与教育这两个缺乏价格限定不变的系统。同样的医疗服务，不同人面对完全不同的账单，保险并未真正压低成本，只是重新分配。学生贷款把风险延后，却并未消除。在这两个领域中，逻辑高度一致，价格不透明，结果不可控，但责任始终清晰地落在个人身上。

当住房、医疗、教育和基础生活成本叠加在一起，美国社会事实上默认了一套前提，你必须持续工作，始终健康，不中断收入，不犯致命错误。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账面就能成立；一旦偏离，“中产稳定”便迅速瓦解。这是一个靠持续高速运转维持体面的社会模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围绕住房政策出现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提法—包括川普阵营中，有人提出将传统的 30 年房贷，延长至 40 年，甚至 50 年。从表面看，这是在帮助更多人买得起房。这样贷款期越长，月供越低。但这正是可负担性危机最典型的处理方式。表面上是减压，实际是抬价。房价的形成，从来不由月供数学决定，而取决于信贷可获得性，市场预期，还有就是对未来收入的提前透支。延长贷款年限，唯一确定的结果是，同一套房子，可以被市场接受为更高的价格。房子没有变便宜，只是人生被重新定价了。

30年房贷，意味着一个人用职业黄金期换取稳定住所。50 年房贷，则意味着，房贷与一生全面绑定，很多人退休时仍未还清，住房从个人资产，转为准代际债务，债务到死也无法付清，而传给下一代。这不是减负，而是把负担摊薄到整个人生和下一代。

当一个社会开始认真讨论 40 年、50 年房贷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在现有收入结构下，普通人无法在正常年限（30年期限）内买得起房。但与其修复“收入与住房” 的关系，不如修改规则，让人承担更长时间的债务。这是可负担性危机最典型的制度回应，不动资产价格，不动结构，只延长个人的承担年限。

归根结底，美国的可负担性危机，并不是贫穷问题，也不是努力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一个高收入社会，却越来越难为普通人提供低风险的正常生活。当稳定只能通过长期负债换取，当不能停下来被写进制度设计，“中产”就不再是一种稳态，而只是一个临时区间。一个社会最终需要回答的，不是你能赚多少钱，而是你是否可以在不透支一生的前提下，过好当下。

以上就是美国现在社会普通老百姓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当然有钱人例外。大多数华人也例外。对于华人而言，理财的路子多，也没有寅吃卯粮的习惯，即使贷款买房子，省吃俭用，都会尽量提早还清贷款。很多人早早就获得财务自由，很少会面临这种可负担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