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年1月西班牙大将帕尔马公爵在那穆尔省让布卢战役中对低地新教叛军的大捷,不仅大大挫败叛军的锐气,也让十七省联合国会 (the States General)中南北两方面临分裂。尽管天主教西班牙全面控制低地对英格兰构成威胁,但伊丽莎白女王仍然坚持不直接军事介入这一方针。
就在此时,原本已经够复杂的尼德兰局势又多出一个不稳定因素,那就是法兰西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最小的儿子阿朗松公爵佛朗索瓦(Francis, Duke of Alençon),此时已被封为昂茹公爵(Duke of Anjou)。【因为佛朗索瓦和大哥法王佛朗索瓦二世同名,又和三哥亨利三世先后为昂茹公爵,为避免混乱,我们在后面叙述中称他为阿朗松。】
法王亨利三世和这个小弟一向不和,对他颇有忌惮。因为受排挤,阿朗松1575年反叛王室,加入了胡格诺新教军队,并从这一刻起主动与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交好,试图介入北方七省的抵抗运动。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在母国法兰西干不过三哥,不如借自己法兰西王子的身份去低地博弈一番,一旦成功,至少还有机会在低地做个君主,于是向十七省联合国会毛遂自荐,做尼德兰的名义君主和保护者。
让布卢战役大败之后伊丽莎白依然不派兵出征低地,也让奥兰治亲王怀疑伊丽莎白对低地反西班牙独立运动的支持到底有多认真,所以同意考虑阿朗松的建议;毕竟面对帕尔马公爵这样经验丰富的将才,十七省要想赢得这场独立战争,就必须从英格兰或法兰西两家中至少一家得到战场上的实际军事支持。
阿朗松虽然因幼年得天花而留下一脸麻子并导致身材短小脊柱侧弯(从他的肖像中看不出来),但他却擅长带兵打仗,在1575-1576法兰西第五次宗教战争中为新教打了好几个胜仗,最后迫使王兄亨利三世与新教签署和平条约(Edict of Beaulieu,蟠龙条约),王室同意向胡格诺新教让步。
阿朗松公爵(昂茹公爵)佛朗索瓦
这些情报不可能通过与联合国会之间的官方信件了解到。1578年6月, 伊丽莎白派自己的首席国务秘书/间谍大师沃辛汉为特使赴尼德兰,实地考察得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判断如果的确需要向低地派兵,当地人对英格兰驻军是否欢迎,以及在低地设立英格兰军营的可行性。
伊丽莎白同时让沃辛汉给西班牙低地总督唐璜带去一封私人信件,敦促唐璜遵守《根特和解协议》和《永久赦令》条款,告诉唐璜一旦西班牙在低地重新开始大肆镇压新教,英格兰不会袖手旁观。虽算不上恐吓,却也是伊丽莎白首次对唐璜使用强硬的外交辞令。
从伊丽莎白的立场出发,她还是希望低地南北两方能够继续保持在《根特和解协议》基础上的谅解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低地战场继续拖住西班牙,令其无暇顾及英格兰,同时也阻止加尔文宗向英格兰的进一步扩散。
之所以派沃辛汉做特使,除了女王的信任之外,还又他之前做过英格兰驻法大使以及他的情报大师背景。也只有他,能够在执行外交策略的同时不耽误收集情报。但伊丽莎白毕竟是一位绝对君权的君主,无人可以被她绝对信任,她也知道沃辛汉内心对加尔文主义的同情。为免偏颇,第十代考本姆男爵威廉·布鲁克(William Brooke, 10th Baron Cobham)也奉命同行。
威廉·布鲁克[1]也是剑桥毕业生,出生于英格兰世家,家族从十三世纪起就是肯特郡贵族和地方长官。在宗教立场上他和伊丽莎白以及塞西尔一样是温和派新教;而且作为一名真正的务实保守者,他的政治观察力不会被宗教立场左右。布鲁克还出任过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1558年就是他前往西班牙将玛丽一世病逝的消息面呈菲利普二世的。故此,保住主义者的布鲁克和同情加尔文主义并将新教改革作为一种弥赛亚式使命的沃辛汉形成互补。
6月21日,沃辛汉带领一只大约60人的特派团在敦刻尔克(当时属于低地弗兰德斯,今天在法国北方)登陆。事实证明,任命这二人同时赴低地考察,的确是伊丽莎白女王作为君主的睿智。
1578年7月,两人在给女王和枢密院秘书长塞西尔的报告中显示出沃辛汉作为新教理想主义者和布鲁克作为新教保守主义者对整个低地形势判断以及对英格兰后续行动建议的不同。
沃辛汉在报告中指出低地南北方之间的和平已无法达成,强调加大对荷兰泽兰两省加尔文宗新教的支持,力荐英格兰军队进入低地与威廉奥兰治形成英荷军事同盟,警告继续拖延不仅有利于西班牙, 还会给英格兰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财务负担。
而布鲁克虽然同意低地南北两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建议对北方七省加尔文新教持谨慎态度,认为不应该因单纯支持新教而造成南北分裂或将南方省份推入法兰西怀抱,建议此时英格兰卷入这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争吵并非明智。
而此时英格兰?国内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倾向于军事干预的加尔文宗清教同情者,以沃辛汉和女王挚爱莱斯特伯爵为代表;另一派则倾向于谨慎,在财政和军事上都较为保守,以女王的老臣塞西尔和保守派传统贵族为代表。
沃辛汉和布鲁克的反馈也恰恰反映出国内这两派的观点。
沃辛汉代表的是加尔文新教支持者,他们认为加尔文主义是解决低地问题的唯一答案,女王一直以来坚守的中立政策已经失败,英格兰必须立刻行动,否则就会完全失去在低地的影响力。
布鲁克代表的是另一种立场,即加尔文主义对新教联盟虽然有益但绝非英格兰在低地政策的唯一答案,维持南北双方的政治同盟比维持低地新教立场更重要,英格兰应该支持低地的局势稳定,而不是取代西班牙成为低地的新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史评家们认为,在此次特派团访问中,奥兰治亲王向沃辛汉和向布鲁克透露的信息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
对沃辛汉,他会强调新教同盟抗击天主教西班牙的重要性,寻求沃辛汉作为新教弟兄对独立战争的同情心,让沃辛汉觉得帮助尼德兰十七省抗击西班牙统治是英格兰作为欧洲新教领袖的责任。这对有弥赛亚情结的沃辛汉来说是极富于说服力的。
而对布鲁克,奥兰治则会强调低他们只是在争取作为诸侯国的古老权力,反对的是西班牙在低地的宗教迫害和弊政,而非西班牙王室;让布鲁克觉得他是低地局势的稳定者而非动乱制造者。希望以此消除伊丽莎白对激怒西班牙而给英格兰带来不利的担忧。
鉴于财政和外交方面的考量,伊丽莎白女王一直对全面介入这场冲突犹豫不决,作为一名同样精明的政治家,威廉·奥兰治根据英格兰议会不同派系立场来调整自己的信息发送,以确保从英格兰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也属正常操作。
总之,伊丽莎白驳回了沃辛汉的建议,表示不仅暂时不会给奥兰治更多财力支持,还要求荷兰七省开始偿还1577年2月贷给奥兰治以8个月期限为条件的四万英镑[2]。女王同时怀疑沃辛汉并未在此次出访中尽最大努力阻止低地南北分裂,女王在给沃辛汉的回信中写道:“朕并未看到你按照出发前制定好的路线去实现朕交给你的本次出访的特殊目的”。
伊丽莎白在关键时刻仍然不公开承诺军事干预,让威廉·奥兰治开始认真考虑法兰西阿朗松公爵的建议。1576年5月阿朗松促成的《蟠龙条约》虽然结束法国第五次宗教战争,但它给法国宗教战争带来的停战是短暂的。向新教胡格诺派的让步激怒了法兰西天主教,于是第六次宗教战争在同一年内就爆发了,这次是天主教占上风,并于1577年签署了贝杰拉克条约(Treaty of Bergerac), 胡格诺新教的权利再次被大大削弱,阿朗松和王兄亨利三世也因此反目成仇。此时阿朗松急需找一个新舞台,干一番大事业来向三哥和母后证明自己。
此时阿朗松看到两个选择,一是低地,二是英格兰。低地试图推翻西班牙王室的统治,在寻找另一个有足够信用能让南北双方都接受的名义君主,而英格兰1570年和自己三哥的联姻谈判未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伊丽莎白女王还单着。
阿朗松决定两条路同时走,一方面加强与奥兰治亲王的联络,另一方面在1578年3月派自己的人秘密前往英格兰,但此人在伦敦一直住到4月份都未得到女王的接见。
5月21日的宫廷记录显示,伊丽莎白在格林威治宫接见了西班牙大使,女王告知大使她会派考本姆和沃辛汉出访低地,并“小心地提到她最近接见杰罗尼莫·贡迪(Jeronimo Gondi,翡冷翠富商和银行家)时,阿朗松公爵托贡迪转交了一封信件”。
信中内容不得而知,但到了6月16日,伊丽莎白派自己的表弟(玛丽·波琳的儿子)爱德华·斯坦福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为特使前往法国面见亨利三世,请亨利三世阻止阿朗松进入低地,并表示为此女王愿意与法兰西重新开始联姻谈判。
6月17日,亨利三世的使者迪弗雷(De Vray)到伦敦面见女王。第二天,枢密院成员托马斯·威尔森博士(Dr. Thomas Wilson,古典学与人文学家,剑桥国王学院毕业)向沃辛汉汇报:“昨晚女王陛下心情很好,告知了我陛下与迪弗雷之间的谈话,表示愿意帮助阿朗松公爵和困惑的低地国家抵抗西班牙暴君。 女王在迪弗雷离开之前还送给他一根价值80英镑的金链子“。[3]
1578年7月,23岁的阿朗松到达低地,虽然亨利三世和王太后凯瑟琳都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给阿朗松任何军队或拨款。此时法兰西处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宗教战争之间的短暂休战期,波旁家族的孔代亲王路易和纳瓦拉的亨利王子这一对叔侄,齐心协力剑指王位,随时可能再次发难,此时这个不省心的弟弟离开胡格诺新教军队去低地闯荡,亨利三世应该是暗自高兴的。
阿朗松在低地的出现,无疑给已经错综复杂的局势更加添乱。为了不让他破坏英格兰在十七省的政策,也为了牵制西班牙和法兰西,伊丽莎白女王需要用某种方式控制这个性情不稳但又立功心切的愣头青,最佳方法当然是让他分心或让他离开低地。而对一个野心极大但又无人赏识的年轻王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英格兰王冠诱惑更大?
于是到了7月份,4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认真地和23岁的阿朗松(昂茹)公爵玩起了婚姻游戏。
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转移各方面注意力的方案,还可以将阿朗松控制在自己手里,让他成为自己在低地的代言人,但她需要知道阿朗松是否值得信任,于是敦促在低地的两位特别代表去探探他到底有几斤几两。
沃辛汉和布鲁克按惯例觐见了阿朗松公爵,欣喜地发现他“非常睿智,谈吐得体,而且容貌也比传说中的好很多”。沃辛汉同时也觉察到阿朗松只是想通过联姻从伊丽莎白这里获得财力支持。
1578年8月13日,阿朗松与荷兰国会在安特卫普签署协议,国会同意给他一个“尼德兰抵抗西班牙及其同盟暴政之自由捍卫者”头衔(Defender of the Liberty of the Netherlands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Spanish and Their Allies);作为交换,阿朗松同意提供军队并与西班牙驻军作战,但不干涉尼德兰国会内政,阿朗松同时获得低地南方勒凯努瓦、朗德勒西、巴苇三个小镇(Le Quesnoy, Landrecy, Bavay,如今都在法国北方的比利时边境上),待成就大业彻底赶走西班牙人时,取代菲利普二世成为尼德兰君主[4]。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伊丽莎白既然已经决定英格兰军队不直接参战,让阿朗松替她打这场代理人战争也并非不可。于是伊丽莎白给低地送去另外两万英镑,但不是直接给阿朗松,而是给了当时著名的德国雇佣军领导人约翰·卡西米尔(John Casimir of the Palatinate-Simmern,莱茵兰-法尔茨州选帝侯之子),让招兵买马,最后给阿朗松凑了一支大约一万到一万两千人的军队。
到此为止,仅1577/78两年,伊丽莎白就给低地新教叛军送去了6万英镑(价值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英镑),但这些钱并不足以彻底推翻西班牙在低地的统治,而只能维持奥兰治亲王领导的北方七省叛军不至于被西班牙军队彻底碾压,但这正是此时伊丽莎白的对欧洲国际政策:通过出钱支持新教独立叛军将西班牙军事实力长久拖延在低地。
阿朗松是实现她这一策略的最佳人选:法兰西王子身份,没有其他政治力量羁绊,年轻气盛,好高骛远,容易被控制;虽然不是大将帕尔马公爵的对手,但在低地牵制住西班牙军队是足够了。
1578年下半年,帕尔马公爵的西班牙驻军刻意避开与阿朗松的大规模正面冲突。作为政治外交军事全才,帕尔马知道年初的让布卢大捷之后低地已被西班牙实际控制,此时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才是笼络低地民心同时争取南方天主教省份回心转意继续支持西班牙的上上之策。
故此,阿朗松除了搞了几次小规模偷袭外,并未与西班牙军队正面开战,这种结果当然无法取悦北方七省。到 1578 年底,由于缺乏后续财政支持和与荷兰国会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阿朗松解散了军队,同时决定离开低地,集中精力去英格兰追求伊丽莎白女王。
虽然1568年英格兰的政治决策被低地局势所主导,但在国内也并非平安无事。这一年夏天,伊丽莎白带着整个枢密院一起巡游了东安格利亚和诺福克,试图在诺福克这个天主教据点维持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平衡,或是为了转移议会对她再次与天主教法兰西联姻的不满而让双方继续争斗(伊丽莎白的心思是谁也无法猜透的)。
而这一年的六月份,就在伊丽莎白倾尽全力在西班牙、法兰西和低地之间挥舞魔棒之时,她的挚爱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终于决定放弃国王梦想,和自己的宫廷仕女、埃塞克斯伯爵的遗孀、玛丽·波琳姨妈的外孙女莱缇丝·诺斯利(Lettice Knollys)秘密商量成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