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走资派吹鼓手们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走资派的文人们使出大量笔墨用于举出各行各业的贪腐乱象和习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说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规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个注脚。
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第一年，仅中管官员（大部分为部级高官）已有39位落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间认知。
走资派习近平“打虎拍蝇猎狐”，被认为深切迎合了中国民众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长的文官传统中，累积的对贪腐的深恶痛绝。借助这种民意基础开启的反腐运动，为走资派习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声望，也成为他区别于胡温乃至江泽民的独特执政风格。如果再往前至蒋介石的大儿子带着苏联老婆和孩子们从苏联回到上海时的“打虎反腐“运动，当查到蒋夫人大侄子时，“打虎反腐“运动即刻停止。习近平有种将邓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败了当然要打，而且决不放过，称之为习大帝是在《打虎》运动还是“史上最强”反腐运动。
但是，称习第一次时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强”反腐之后还有更强一波——2023年，落马中管官员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马。走资派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军上将落马，其中8名为中央委员。
数据揭示一个事实——在走资派习近平开启“反腐风暴”12年后，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声势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于在特色政府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需要确认的落马中央委员总数创纪录。
一个问题浮现：十余年后反腐高潮再起，多年来高压反腐后，为何腐败更盛？这些落马官员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或国家部门正副首长，级别多为省部级、副部级，及少量要害岗位厅级官员（如总经济师、总审计师）。许多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单不含央企官员及数十万更低级别被查官员。而增补了更高级别落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卫东）及军委委员（如魏凤和、李尚福、苗华），剔除了仅受党内处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 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数、更高金额、更低职级——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着重腐败本身？
最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变量——周永康。“第一波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围绕着周永康的小圈子，因为党中央明确谴责‘政治腐败’，即对党中央的不忠。”从党的角度来看，政治上不忠诚也是一种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非常严重的腐败，不能容忍。
走资派习近平上任数月即处理周永康案，传达一个信号——“最高权力层级也在习近平掌控之内”。这使反腐成为内部清理和权力巩固的有效工具，当时不同派系对中国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愿景。
“尽管如今涉案金额更高给人财务腐败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纪律调查监督和执行党内对中央目标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服从，仍是关键目标。”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经没有“周永康式”的人物。当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确实是反腐本身。现在大多数官员，尤其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习近平亲自任命，并进行任前谈话，“至少五年甚至更久，这些人都经他亲自审查，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仍极度腐败，于是下令彻底调查，清除害群之马，导致了当前这一大波调查”。
疫情期间大量中央资源下拨地方，用于防护装备、医疗用品、方舱建设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这次运动可能针对利用灾难谋私利者。
“但我仍认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因为与习关系密切的人仍受保护，没看到与他关系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严重麻烦，“尽管我倾向认为这些人也某种程度腐败，也许因关系密切而更加小心，谁知道呢？”
至于贪腐金额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额更大，主要因目标部门转移。近年许多调查聚焦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和大型国企，这些部门腐败金额通常更高。加密货币兴起也使资金流动增加。
过去几年，公立医院、金融监管、烟草等板块大量官员落马，带来更高贪腐金额，与第一波明显不同。
数据也有一定佐证，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47亿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9.43亿元，也是12年来涉案最高的高官。不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额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资派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走资派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但深入剖析这些将领身份，依然能发现不同。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而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走资派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走资派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腐败层出不穷，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在资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
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yongbing1993 (2025-12-04 05:51:24) 评论 (1)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走资派吹鼓手们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走资派的文人们使出大量笔墨用于举出各行各业的贪腐乱象和习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说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规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个注脚。
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第一年，仅中管官员（大部分为部级高官）已有39位落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间认知。
走资派习近平“打虎拍蝇猎狐”，被认为深切迎合了中国民众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长的文官传统中，累积的对贪腐的深恶痛绝。借助这种民意基础开启的反腐运动，为走资派习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声望，也成为他区别于胡温乃至江泽民的独特执政风格。如果再往前至蒋介石的大儿子带着苏联老婆和孩子们从苏联回到上海时的“打虎反腐“运动，当查到蒋夫人大侄子时，“打虎反腐“运动即刻停止。习近平有种将邓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败了当然要打，而且决不放过，称之为习大帝是在《打虎》运动还是“史上最强”反腐运动。
但是，称习第一次时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强”反腐之后还有更强一波——2023年，落马中管官员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马。走资派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军上将落马，其中8名为中央委员。
数据揭示一个事实——在走资派习近平开启“反腐风暴”12年后，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声势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于在特色政府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需要确认的落马中央委员总数创纪录。
一个问题浮现：十余年后反腐高潮再起，多年来高压反腐后，为何腐败更盛？这些落马官员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或国家部门正副首长，级别多为省部级、副部级，及少量要害岗位厅级官员（如总经济师、总审计师）。许多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单不含央企官员及数十万更低级别被查官员。而增补了更高级别落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卫东）及军委委员（如魏凤和、李尚福、苗华），剔除了仅受党内处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 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数、更高金额、更低职级——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着重腐败本身？
最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变量——周永康。“第一波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围绕着周永康的小圈子，因为党中央明确谴责‘政治腐败’，即对党中央的不忠。”从党的角度来看，政治上不忠诚也是一种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非常严重的腐败，不能容忍。
走资派习近平上任数月即处理周永康案，传达一个信号——“最高权力层级也在习近平掌控之内”。这使反腐成为内部清理和权力巩固的有效工具，当时不同派系对中国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愿景。
“尽管如今涉案金额更高给人财务腐败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纪律调查监督和执行党内对中央目标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服从，仍是关键目标。”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经没有“周永康式”的人物。当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确实是反腐本身。现在大多数官员，尤其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习近平亲自任命，并进行任前谈话，“至少五年甚至更久，这些人都经他亲自审查，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仍极度腐败，于是下令彻底调查，清除害群之马，导致了当前这一大波调查”。
疫情期间大量中央资源下拨地方，用于防护装备、医疗用品、方舱建设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这次运动可能针对利用灾难谋私利者。
“但我仍认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因为与习关系密切的人仍受保护，没看到与他关系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严重麻烦，“尽管我倾向认为这些人也某种程度腐败，也许因关系密切而更加小心，谁知道呢？”
至于贪腐金额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额更大，主要因目标部门转移。近年许多调查聚焦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和大型国企，这些部门腐败金额通常更高。加密货币兴起也使资金流动增加。
过去几年，公立医院、金融监管、烟草等板块大量官员落马，带来更高贪腐金额，与第一波明显不同。
数据也有一定佐证，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47亿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9.43亿元，也是12年来涉案最高的高官。不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额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资派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走资派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但深入剖析这些将领身份，依然能发现不同。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而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走资派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走资派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腐败层出不穷，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在资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