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天了，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 日本鬼子又一次来到浙东扫荡， 我们又要逃难了； 仍旧是第一步乘船到山盘村， 这是来过的老地方， 还很熟悉， 但是，到这里来的人很多， 于是要求部分人分散到别的村子里去住， 方可避免太拥挤， 父亲和钱首席（检察官）约好， 一起住到距山盘村十里路的一个小村庄（羊印）去； 住在羊印，不断的听到： 日本鬼子已进住义乌县城了-----等消息， 怎么办呢？！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父亲正和钱首席等人共同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又传来消息说： 日本鬼子已到了山盘村， 这一下可把大家急坏了， 房东说： “不要紧， 我们可以上天龙山， 那里鬼子是上不去的。”
既然是鬼子上不去， 母亲和钱夫人又怎么能上去呢？ 房东说： “我们要观察鬼子的动静， 他们如果向我们这里走来， 我们就赶紧上山， 大家就是轮流地背， 也得把两位太太背到天龙山上，决不会留下一个人”。 有老百姓的这种爱护精神， 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就在村头不断地探望着， 观看鬼子的动静； 火光冒出来了， 而且越冒越大，天空的一方， 全部被染得通红的。有人说：“是山盘村失火了， 这么大的村子， 有三百多户人家，这一下全都要烧光了”。 原来日本鬼子的扫荡，是要寻找县政府的根据地， 而县政府人员得知日寇来临的消息后， 早就跑到另一个山上去了， 这就是义乌县对日本鬼子的游击战。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子， 秋天将要来临， 法院的领导考虑到， 大家分散住在这里也不能办案子， 而且和县政府在一起，还要担心受怕， 还是躲到邻县去安身的好， 只要与高等法院保持联系， 就能度过这一难关的； 因此， 雇了一些挑夫和小轿子等， 就挑的挑、抬的抬、走的走、翻过一个山， 一直走到天黑， 才走到永康县的一个小集镇， 在这个镇上租了一些房子， 每家分住一间， 暂时住了下来； 有一天， 我正在厨房里洗碗， 突然听到父母亲的哭声， 急忙跑了过去， 母亲见到我就说：“你爹爹（淮安人称呼爷爷）死了”， 我随即流下眼泪， 又见桌上堆了一大堆信件， 大部分是二哥写来的， 地址全是写的“义乌县地方法院”， 因为日本鬼子阻挡， 邮局无法通行， 所以把这些信积累起来一次送来了。 我慢慢地一封一封地拆了看， 除了祖父死的消息以外，主要的还有：
日本鬼子已进驻上海租界了、全家人已搬到杨州居住了、三叔全家已从天津来到上海，他已当了伪法官（汉奸）， 大哥留在上海与三叔同住、并考进了交通大学等等。 我们三人那时已无法像祖母去世时的那样——穿孝衣，搞一些排场来尽孝等， 而仅能将父母亲的鞋上缝一块白布， 把我的鞋上缝一块蓝布以表孝意。
不久， 说仙居县要法官， 父亲就允许了此事， 随即雇了三辆独轮车， 一辆车装行里， 一辆车是我和母亲各坐在该车的车轮一边， 还有一辆车是父亲坐在一边， 另一边是配了一件行里。咕吱、咕吱地走了两三天， 才到了仙居城， 暂住在一个旅社里；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和父亲的同事朱检察官（他是江苏东台县人）同租用一家的住房， 两家各住一间， 是对门，到也很亲热； 朱家也是三口人， 他的儿子（朱青白）和我差不多大， 也是小学毕业后未曾上初中的学生， 于是约定寒假后一起去考仙居中学。 那时， 我是手头空空地， 什么都没有； 临考前拿了父亲胸前挂的一支自来水钢笔， 就去应试了。考完后， 自我感觉是一般化， 不太理想；等到发榜时， 父亲和我、加上朱家父子一起去看榜了， 该榜录取学生的名单是按成绩排列的， 我是第一名， 一眼就看到了， 朱青白的名字在中间，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 当时朱检察官就用风刺的口吻对我讲：“你看你是第一， 是女皇”。 在回家的路上， 朱检察官还不断地批评他的儿子说：“你怎么连个女孩子都不如？---” 当时我听了很生气， 为什么朱青白一定要比我好呢？ 我很不服气， 从那以后我就不理睬朱青白， 暗暗地想： 男孩子又怎么样？
在学习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并在以后的学习中， 我总是拼命的用功， 每晚都是用土制的灯具，和用桐油、灯草来点亮的照明灯下，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全部做完， 而且还暗暗地要求自己每门课每次考试都要拿到满意的分数， 一定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学校位于仙居城，南门外的南峰山上， 离城约有五里路， 学生除少数农村的住宿生外， 多半是居住在城内的走读生， 这些学生都要在学校吃一顿中饭， 当时是抗战时期， 故学校就按童子军的模式进行管理， 学生的穿着是童子军的统一服装；男同学是黄色服装， 女同学是黄色上装， 黑色裙子， 黑袜子，黑鞋，并带有各校规定的领带； 早上，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中午饭是： 在同一个大厅内， 放了很多方桌， 每张桌上放一盆菜， 八个人站立围着一张方桌， 等着大家都把饭都盛好后， 由上童子军课的老师喊口令：“立正、稍息、开动”。 大家才能一言不发的用餐， 餐后各自洗刷自己的碗筷。
仙居中学中有好几位老师， 都是从上海等地流亡过来的大学生， 他们对外地来的学生都视为流亡学生， 因此显得特别亲切； 经常组织座谈会， 要大家畅谈流亡的经过和对日寇的仇恨， 并一起搞一些文娱活动等；那位音乐老师还在全校挑选了数十名学生， 组织了一个歌咏队， 我被选中并安排在女中音组， 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 就叫歌咏队的成员去练习唱歌，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很有风度。 每逢到纪念日时（如5.7 5.9是日本强行定的21条不平等条约, 和6.3鸦片战争纪念日等），学校就带领全体歌咏队员外出宣传、演唱。
在上初二的时候， 童子军还有一次为时一周的“露营”活动， 就是由童子军课和体育课的老师共同带领全班同学到一个小镇附近、又靠近河流的荒野地方， 事先将全班同学编好几个小队， 班上只有八个女同学， 就成立了一个女子小队， 各小队均将行李、帐篷、和各种用具， 分别由每位同学背在背上行军，直到目的地， 然后在老师指定的地方， 搭起帐篷， 垒起炉灶， 从小镇上买来柴米油盐， 各小队每天轮流留二人到小镇上去买菜、 烧饭， 其他同学一律从事军事训练， 晚上， 用大家自己砍来的树枝， 点上火， 在火光下举行篝火晚会， 由各小队拿出自编自演的节目来表演， 这样的野外生活， 到也感到很有趣； 但是， 在快乐之中， 也搞出一些笑话来； 第一个是烧大锅饭， 很多同学是没有经验的， 又是轮流烧饭，每人都有尝试这一动作的机会， 所以， 经常是烧出生饭或焦饭来； 就是这种饭，大家即使是含泪把它吞下去， 也是感到很开心； 另一件忘不了的事是在一次军训中， 要大家练习爬行， 而王金香在地上的乱石上爬行时， 裙子被扯破了， 在那个年代， 女孩子的裙子破了是一件很丑的事， 当时，同学们都大笑起来，还有个别调皮的男同学发出一些怪声来， 当时王是又脑又气地跑到帐篷里大哭； 我和其他几位女同学也是很没趣地走进了帐篷； 奇怪！ 这次罢课行动不仅未受到批评， 而童子军课老师返而拿来了针和线， 并说： 以后女童子军就练习救护和包扎吧！
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传来了中央指示： 要组成“十万青年十万军”， 号召中学生和青年老师参加“青年军”， 当时轰动了一时， 在校报名的人很多， 几乎都上不成课了， 那几个外地来的老师全都报名准备走了， 我也曾动过心； 为了爱国， 为了打日寇， 青年人是应该有这点志气的。 但后来一方面因女兵的名额有限， 另一方面是舍不得亲生的父母亲， 所以没有去； 后来想起来， 幸好没去， 如那时要顺从当时潮流的话， 以后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了。
到了下一年（1945年）的春天， 父亲又要被调到永康去， 这时我已上到初三上学期了，在学期中间转学是有困难的， 想把这学期读完， 故决定父母亲先去永康， 而我一人留在仙居， 由蔡推事的女儿作伴仍住在原处， 生活上由房东照顾， 很快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学期结束后， 从学校要了一张转学证书， 该证书上书明我的年龄是16岁， 我说这个不对呀？（那时习惯都是用虚年龄的）， 但那教务主任讲；“按规定是要填实足年龄的，因为这里的数字是你们班长给我的，怕他填的不是实足年龄， 所以给你减了一岁， 上初三是16岁不是很好吗？”这一下我明白了， 年龄相差两岁是班长给我减一岁， 而学校又给我减了一岁， 我当时听从了教务主任的话， 16岁上初三是很好的， 就成为以后的事实，填报的年龄比实际小两岁了。
房东安排了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头作挑夫， 路途两天， 挑了我的简单行里，翻山越嶺地送我到永康县方岩镇（父亲上班的地方）， 又回到了“家”。 这个暑假肯定是在方岩过了， 正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又找不到同学玩， 心中感到非常烦闷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这一下把大家都乐得不得了， 母亲特地叫人买来一挂很长的鞭炮， 在门前放了好几分钟， 以表示庆贺， 小镇的街道上也是家家户户地挂灯结彩， 大家都表明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 以后就该各自安排自己的出路了。
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二部分）（3）
天上人间游一游 (2025-11-07 18:19:58) 评论 (1) 又是春天了，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 日本鬼子又一次来到浙东扫荡， 我们又要逃难了； 仍旧是第一步乘船到山盘村， 这是来过的老地方， 还很熟悉， 但是，到这里来的人很多， 于是要求部分人分散到别的村子里去住， 方可避免太拥挤， 父亲和钱首席（检察官）约好， 一起住到距山盘村十里路的一个小村庄（羊印）去； 住在羊印，不断的听到： 日本鬼子已进住义乌县城了-----等消息， 怎么办呢？！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父亲正和钱首席等人共同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又传来消息说： 日本鬼子已到了山盘村， 这一下可把大家急坏了， 房东说： “不要紧， 我们可以上天龙山， 那里鬼子是上不去的。”
既然是鬼子上不去， 母亲和钱夫人又怎么能上去呢？ 房东说： “我们要观察鬼子的动静， 他们如果向我们这里走来， 我们就赶紧上山， 大家就是轮流地背， 也得把两位太太背到天龙山上，决不会留下一个人”。 有老百姓的这种爱护精神， 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就在村头不断地探望着， 观看鬼子的动静； 火光冒出来了， 而且越冒越大，天空的一方， 全部被染得通红的。有人说：“是山盘村失火了， 这么大的村子， 有三百多户人家，这一下全都要烧光了”。 原来日本鬼子的扫荡，是要寻找县政府的根据地， 而县政府人员得知日寇来临的消息后， 早就跑到另一个山上去了， 这就是义乌县对日本鬼子的游击战。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子， 秋天将要来临， 法院的领导考虑到， 大家分散住在这里也不能办案子， 而且和县政府在一起，还要担心受怕， 还是躲到邻县去安身的好， 只要与高等法院保持联系， 就能度过这一难关的； 因此， 雇了一些挑夫和小轿子等， 就挑的挑、抬的抬、走的走、翻过一个山， 一直走到天黑， 才走到永康县的一个小集镇， 在这个镇上租了一些房子， 每家分住一间， 暂时住了下来； 有一天， 我正在厨房里洗碗， 突然听到父母亲的哭声， 急忙跑了过去， 母亲见到我就说：“你爹爹（淮安人称呼爷爷）死了”， 我随即流下眼泪， 又见桌上堆了一大堆信件， 大部分是二哥写来的， 地址全是写的“义乌县地方法院”， 因为日本鬼子阻挡， 邮局无法通行， 所以把这些信积累起来一次送来了。 我慢慢地一封一封地拆了看， 除了祖父死的消息以外，主要的还有：
日本鬼子已进驻上海租界了、全家人已搬到杨州居住了、三叔全家已从天津来到上海，他已当了伪法官（汉奸）， 大哥留在上海与三叔同住、并考进了交通大学等等。 我们三人那时已无法像祖母去世时的那样——穿孝衣，搞一些排场来尽孝等， 而仅能将父母亲的鞋上缝一块白布， 把我的鞋上缝一块蓝布以表孝意。
不久， 说仙居县要法官， 父亲就允许了此事， 随即雇了三辆独轮车， 一辆车装行里， 一辆车是我和母亲各坐在该车的车轮一边， 还有一辆车是父亲坐在一边， 另一边是配了一件行里。咕吱、咕吱地走了两三天， 才到了仙居城， 暂住在一个旅社里；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和父亲的同事朱检察官（他是江苏东台县人）同租用一家的住房， 两家各住一间， 是对门，到也很亲热； 朱家也是三口人， 他的儿子（朱青白）和我差不多大， 也是小学毕业后未曾上初中的学生， 于是约定寒假后一起去考仙居中学。 那时， 我是手头空空地， 什么都没有； 临考前拿了父亲胸前挂的一支自来水钢笔， 就去应试了。考完后， 自我感觉是一般化， 不太理想；等到发榜时， 父亲和我、加上朱家父子一起去看榜了， 该榜录取学生的名单是按成绩排列的， 我是第一名， 一眼就看到了， 朱青白的名字在中间，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 当时朱检察官就用风刺的口吻对我讲：“你看你是第一， 是女皇”。 在回家的路上， 朱检察官还不断地批评他的儿子说：“你怎么连个女孩子都不如？---” 当时我听了很生气， 为什么朱青白一定要比我好呢？ 我很不服气， 从那以后我就不理睬朱青白， 暗暗地想： 男孩子又怎么样？
在学习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并在以后的学习中， 我总是拼命的用功， 每晚都是用土制的灯具，和用桐油、灯草来点亮的照明灯下，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全部做完， 而且还暗暗地要求自己每门课每次考试都要拿到满意的分数， 一定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学校位于仙居城，南门外的南峰山上， 离城约有五里路， 学生除少数农村的住宿生外， 多半是居住在城内的走读生， 这些学生都要在学校吃一顿中饭， 当时是抗战时期， 故学校就按童子军的模式进行管理， 学生的穿着是童子军的统一服装；男同学是黄色服装， 女同学是黄色上装， 黑色裙子， 黑袜子，黑鞋，并带有各校规定的领带； 早上，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中午饭是： 在同一个大厅内， 放了很多方桌， 每张桌上放一盆菜， 八个人站立围着一张方桌， 等着大家都把饭都盛好后， 由上童子军课的老师喊口令：“立正、稍息、开动”。 大家才能一言不发的用餐， 餐后各自洗刷自己的碗筷。
仙居中学中有好几位老师， 都是从上海等地流亡过来的大学生， 他们对外地来的学生都视为流亡学生， 因此显得特别亲切； 经常组织座谈会， 要大家畅谈流亡的经过和对日寇的仇恨， 并一起搞一些文娱活动等；那位音乐老师还在全校挑选了数十名学生， 组织了一个歌咏队， 我被选中并安排在女中音组， 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 就叫歌咏队的成员去练习唱歌，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很有风度。 每逢到纪念日时（如5.7 5.9是日本强行定的21条不平等条约, 和6.3鸦片战争纪念日等），学校就带领全体歌咏队员外出宣传、演唱。
在上初二的时候， 童子军还有一次为时一周的“露营”活动， 就是由童子军课和体育课的老师共同带领全班同学到一个小镇附近、又靠近河流的荒野地方， 事先将全班同学编好几个小队， 班上只有八个女同学， 就成立了一个女子小队， 各小队均将行李、帐篷、和各种用具， 分别由每位同学背在背上行军，直到目的地， 然后在老师指定的地方， 搭起帐篷， 垒起炉灶， 从小镇上买来柴米油盐， 各小队每天轮流留二人到小镇上去买菜、 烧饭， 其他同学一律从事军事训练， 晚上， 用大家自己砍来的树枝， 点上火， 在火光下举行篝火晚会， 由各小队拿出自编自演的节目来表演， 这样的野外生活， 到也感到很有趣； 但是， 在快乐之中， 也搞出一些笑话来； 第一个是烧大锅饭， 很多同学是没有经验的， 又是轮流烧饭，每人都有尝试这一动作的机会， 所以， 经常是烧出生饭或焦饭来； 就是这种饭，大家即使是含泪把它吞下去， 也是感到很开心； 另一件忘不了的事是在一次军训中， 要大家练习爬行， 而王金香在地上的乱石上爬行时， 裙子被扯破了， 在那个年代， 女孩子的裙子破了是一件很丑的事， 当时，同学们都大笑起来，还有个别调皮的男同学发出一些怪声来， 当时王是又脑又气地跑到帐篷里大哭； 我和其他几位女同学也是很没趣地走进了帐篷； 奇怪！ 这次罢课行动不仅未受到批评， 而童子军课老师返而拿来了针和线， 并说： 以后女童子军就练习救护和包扎吧！
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传来了中央指示： 要组成“十万青年十万军”， 号召中学生和青年老师参加“青年军”， 当时轰动了一时， 在校报名的人很多， 几乎都上不成课了， 那几个外地来的老师全都报名准备走了， 我也曾动过心； 为了爱国， 为了打日寇， 青年人是应该有这点志气的。 但后来一方面因女兵的名额有限， 另一方面是舍不得亲生的父母亲， 所以没有去； 后来想起来， 幸好没去， 如那时要顺从当时潮流的话， 以后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了。
到了下一年（1945年）的春天， 父亲又要被调到永康去， 这时我已上到初三上学期了，在学期中间转学是有困难的， 想把这学期读完， 故决定父母亲先去永康， 而我一人留在仙居， 由蔡推事的女儿作伴仍住在原处， 生活上由房东照顾， 很快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学期结束后， 从学校要了一张转学证书， 该证书上书明我的年龄是16岁， 我说这个不对呀？（那时习惯都是用虚年龄的）， 但那教务主任讲；“按规定是要填实足年龄的，因为这里的数字是你们班长给我的，怕他填的不是实足年龄， 所以给你减了一岁， 上初三是16岁不是很好吗？”这一下我明白了， 年龄相差两岁是班长给我减一岁， 而学校又给我减了一岁， 我当时听从了教务主任的话， 16岁上初三是很好的， 就成为以后的事实，填报的年龄比实际小两岁了。
房东安排了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头作挑夫， 路途两天， 挑了我的简单行里，翻山越嶺地送我到永康县方岩镇（父亲上班的地方）， 又回到了“家”。 这个暑假肯定是在方岩过了， 正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又找不到同学玩， 心中感到非常烦闷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这一下把大家都乐得不得了， 母亲特地叫人买来一挂很长的鞭炮， 在门前放了好几分钟， 以表示庆贺， 小镇的街道上也是家家户户地挂灯结彩， 大家都表明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 以后就该各自安排自己的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