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赤峰市松山区的步行街灯火初上。28岁的李某某——一名服装店女老板，神情慌张地拎着手提包快步穿过街口。她的手机屏幕上不断闪烁着一个熟悉又令人恐惧的名字——“赵厅长”。
几天前，她还在这位“厅长”的陪伴下出入酒店、吃饭喝酒，在港湾世纪酒店共度一夜。她知道赵黎平是谁——内蒙古公安系统的“老大”，曾经一声令下能调动数千警力、刑侦出身、枪法精湛。可是现在，这个她曾经依附的男人，正在追杀她。
赵黎平驾驶着一辆黑色奥迪车，车牌闪烁着权力的光环。他的车厢里放着两把手枪——一把转轮枪，一把“六四式”警用配枪，还有一把匕首。对一个搞了一辈子刑侦的老公安来说，这些东西早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晚7时许，李某某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颤抖：“我被人追杀，是赵黎平——前公安厅长！”这通电话，成为她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据当时的通话记录，李某某在报警时，曾多次试图拦下路边的车辆求救。她跑到205国道桥北，一边哭一边挥手。目击者称，她身后那辆奥迪车猛地加速，车灯直刺她的背影。
“砰！砰！”两声枪响划破夜空。子弹擦过她的身体，却未能致命。她慌乱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拦下一辆白色轿车，嘶喊着让司机带她离开。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当场愣住。赵黎平下车，黑影笼罩，手枪再次抬起。女人尖叫着跑进百合新城小区——那是她自己的家，最后的避难所。
但命运没有给她逃生的机会。几分钟后，小区的监控拍下了那个瞬间：赵黎平冲进院内，开枪——女子头部中弹，倒地。鲜血在寒风中慢慢扩散。
赵黎平蹲下，用颤抖的手检查她的呼吸，然后一声不吭地将尸体抬进奥迪后备箱。他的手上、衣襟上都沾满了血。然后，他上车、倒挡、猛踩油门，车子连续撞上四辆停靠的汽车，才狼狈逃离现场。这是一个从刑侦现场无数次走出的男人，此刻却制造了最血腥的犯罪现场。
奥迪车一路疾驰，穿越夜幕，驶向赤峰以北的当铺地满族乡。路上的监控记录下他紧咬牙关的脸——一个昔日的厅长、如今的杀人犯。
到达山脚下，他把车停在一处荒坡旁。气温已降至零下，风卷着尘沙。赵黎平从后备箱里拖出尸体，倒在地上。他想毁尸灭迹——于是找来汽油，点火焚烧。火光照亮他那张苍白而扭曲的脸。那一刻，他也许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烧了一半，他又慌忙用石块掩埋，留下未尽的焦痕。
几小时后，赤峰警方根据110报警记录和监控画面，出动500名警力，地毯式搜捕。凌晨，赵黎平的奥迪车行迹被锁定。当警车在克什克腾旗将他截停时，这位前公安厅长身上仍带着血，车里还有枪和刀。他没有反抗，只是长叹一声：“完了……”从猎人到猎物，转瞬之间。
案发后的第二天，赤峰山坡上仍能闻到焦糊味。警方在雨润集团南侧找到那具被焚烧的女尸，头部中弹，身体部分碳化。她的手机仍留在草丛中，屏幕碎裂，最后一通未接来电——“赵厅长”。那一刻，所有的“身份”都失去了意义。她不再是厅长的情妇，而只是一个被权力吞噬的生命。而他，也不再是公安厅长、政协副主席、诗人赵黎平，而只是一个在冷冰冰的刑场上等待命运宣判的罪人。
在此之前，赵黎平的人设几乎完美：刑警出身、作家、诗人、公安文联主席、自治区副主席。他写诗，题目多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他谈人生，说“要做铁骨铮铮的男儿”；他还出版过《中国谋略家箴言》。但现实却让人讽刺。那个写下“侠骨柔情”的人，最终成了一名杀人犯。
他身上积累的权力与欲望，早已变成一条无形的锁链。长期身处公安系统，让他熟悉犯罪、掌握枪支、洞悉调查程序，也让他产生了“自己不会出事”的幻觉。据内部人士透露，案发前两个月，内蒙古公安系统就有传言——赵黎平可能“要出事”。他卷入贪腐、收受贿赂、工程项目中饱私囊，还涉嫌非法持枪和挪用资金。那位年轻女子，据说掌握了他的一些“要命材料”。
她威胁要“揭发”，他试图“摆平”，谈判破裂——于是这位从刑警干校走出的厅长，选择了他最熟悉的方式：开枪。这不是激情，而是绝望的逻辑。他深知，只要她活着，自己的一切荣华、声誉、家庭都会毁灭。于是他选择用一颗子弹，堵住她的嘴，也堵死了自己的路。
赵黎平被捕时，仍然习惯性地要求“通话”、“报告上级”，似乎还以为自己可以“运作”此事。可是，现实并没有给他留任何余地。2016年11月11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宣判——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受贿2368万元、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2017年5月26日，他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要求见家人，只说了一句：“我错了。”
一个曾掌控数十万警察命运的人，最终被自己的制度碾碎。赵黎平案，并非仅仅是一个失控的情杀事件。它更像是中国官场长期病态生态的一次极端爆发。在这个体系中，权力、金钱、性纠缠不清；而失去了监督与制衡的权力，逐渐异化为一种病态的自恋。
赵黎平以为自己凌驾法律之上，因为他曾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以为可以掌控生命，因为他曾掌控他人的命运。但当他意识到“体制之手”已经开始收网时，他便彻底疯了。他杀的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自己过去赖以生存的那副面具。从某种意义上说，赵黎平是“体制病”的样本——他不是例外，而是极端。他代表着一类人：在长期的权力惯性中丧失道德感与现实感，把权力当作护身符，把枪当作最后的尊严。当制度将人变成“工具”，而工具又开始反噬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崩塌的开始。 在权力与人性的夹缝中，赵黎平亲手演绎了一个高官的坠落剧——从顶峰到深渊，只隔一颗子弹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