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极具独立精神和学术深度的思想者，虽然未必为大众熟知，却因其一生对理性、自由与真理的坚守，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所认识的顾准》一书，通过徐方与顾准及其母亲之间多年的深厚交往，生动还原了这位“孤独思想者”的精神面貌与人格魅力。
徐方与顾准的相识始于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但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顾准以他过人的智慧和坚定信念，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引路人。他不仅在思想上给予徐方以深刻启发，更教会她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坚守理性与自我。正如他所言，“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这种自力求知、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徐方及其身边的学人。
本书不仅是作者对顾准的个人追忆，更是一幅呈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图景的动人画卷。尤其珍贵的是，书中大量细致记录了作者母亲与顾准在北京经济所简陋筒子楼中的思想交流——在每日电视播放时留下的片刻寂静中，两人持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与宗教，亦师亦友，针锋相对却彼此尊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切磋中，顾准的才识、热情与人格得以全景式地展现。
这种交往，不仅激发了作者母亲对思想与知识的重新追求，也成为顾准学术生涯最后几年极为重要的交流与输出平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与介绍、对中国现实的深入分析、对未来走向的独立判断，以及对信仰与宽恕的理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中保持清明的勇气与良知。
今天，顾准早已离世，但他那种不妥协、不迎合、不放弃的精神，以及他在孤独中坚持思考、在苦难中保持宽容的姿态，依然启发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学术、理性、信仰与自由的真正意义。
以下内容摘选自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
亦师亦友
1972 年 7 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 8 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
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 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 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那些“死老虎”。 顾准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 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那栋楼二层东侧有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 14 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 7 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
顾准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往惊世骇俗，却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偶尔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 chén, 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 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 查出“鸩”字果然读 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得，我认输。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 99% 的汗水加 1% 的灵感，可若没有那 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 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 1961年 2 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准一生坎坷，受了很多罪，可还是以平常心对待他人。不像有些人受了欺负后， 以牙还牙， 用一种扭曲的心态对付他人；或自己挨过整，但整起人来也够狠；还有些人是既挨整，又整人，即你亏了我，我就得去亏别人，用这种做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像顾准这样一辈子挨整，却从未整过任何人，在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中实属罕见。（赵人伟语）
顾准曾对孙冶方说：“我的手上没有血。”他从不屈服于淫威，没说过一句冤枉他人的假话。农业大学专案组曾找顾准调查谭震林的历史问题，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抗战期间，有一阵顾准在新四军担任《东进报》主编，未经请示擅自修改了谭震林（时任第六师师长）发表在报上的文章，结果被撤职。即便如此，顾准也没有借机报复，他坚决否认专案组对谭震林的栽赃。 结果被外调人员痛殴。 打完再问，回答依旧，气得对方大喊：“滚回去！”
顾准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通晓英、德、法、日、俄等多种外语。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京图书馆；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准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准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准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失去了代理所长的职务。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准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准过去并不知道罗滨逊夫人（Joan Robinson）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
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于是翻译了罗滨逊夫人的《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经济所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求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顾准的子女都不肯见他，所里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 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研究人员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 顾准从宗井滔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 术 刊 物：《 美 国 经 济 评 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赵人伟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语，有点儿生疏了。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二十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谈到顾准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人伟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准。本来那天顾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他改翻译稿，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 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 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准那段时间身体状况已经很糟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赵人伟在向顾准请教的过程中，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极广。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不仅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前顾准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1974 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从赵那里借来《诸子集成》仔细阅读，并谈了感想。顾准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学位都没有问题的。”赵好奇地问是哪三个博士？他说：“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 最使赵人伟好奇的是顾准的数学功底。顾准知道他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 50 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他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实际上用不到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被罢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赵人伟听了很惊讶。一个当过“大官”被贬下来的人，居然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
顾准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母亲、骆老，还有江明，会时不时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非常高兴。
思想的温度：一段被尘封的友谊和尊严——《我所认识的顾准》
壹嘉人文沙龙 (2025-10-16 09:09:05) 评论 (0)
编者按
顾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极具独立精神和学术深度的思想者，虽然未必为大众熟知，却因其一生对理性、自由与真理的坚守，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所认识的顾准》一书，通过徐方与顾准及其母亲之间多年的深厚交往，生动还原了这位“孤独思想者”的精神面貌与人格魅力。
徐方与顾准的相识始于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但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顾准以他过人的智慧和坚定信念，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引路人。他不仅在思想上给予徐方以深刻启发，更教会她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坚守理性与自我。正如他所言，“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这种自力求知、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徐方及其身边的学人。
本书不仅是作者对顾准的个人追忆，更是一幅呈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图景的动人画卷。尤其珍贵的是，书中大量细致记录了作者母亲与顾准在北京经济所简陋筒子楼中的思想交流——在每日电视播放时留下的片刻寂静中，两人持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与宗教，亦师亦友，针锋相对却彼此尊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切磋中，顾准的才识、热情与人格得以全景式地展现。
这种交往，不仅激发了作者母亲对思想与知识的重新追求，也成为顾准学术生涯最后几年极为重要的交流与输出平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与介绍、对中国现实的深入分析、对未来走向的独立判断，以及对信仰与宽恕的理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中保持清明的勇气与良知。
今天，顾准早已离世，但他那种不妥协、不迎合、不放弃的精神，以及他在孤独中坚持思考、在苦难中保持宽容的姿态，依然启发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学术、理性、信仰与自由的真正意义。
以下内容摘选自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
亦师亦友
1972 年 7 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 8 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
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 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 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那些“死老虎”。 顾准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 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那栋楼二层东侧有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 14 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 7 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
顾准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往惊世骇俗，却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偶尔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 chén, 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 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 查出“鸩”字果然读 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得，我认输。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 99% 的汗水加 1% 的灵感，可若没有那 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 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 1961年 2 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准一生坎坷，受了很多罪，可还是以平常心对待他人。不像有些人受了欺负后， 以牙还牙， 用一种扭曲的心态对付他人；或自己挨过整，但整起人来也够狠；还有些人是既挨整，又整人，即你亏了我，我就得去亏别人，用这种做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像顾准这样一辈子挨整，却从未整过任何人，在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中实属罕见。（赵人伟语）
顾准曾对孙冶方说：“我的手上没有血。”他从不屈服于淫威，没说过一句冤枉他人的假话。农业大学专案组曾找顾准调查谭震林的历史问题，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抗战期间，有一阵顾准在新四军担任《东进报》主编，未经请示擅自修改了谭震林（时任第六师师长）发表在报上的文章，结果被撤职。即便如此，顾准也没有借机报复，他坚决否认专案组对谭震林的栽赃。 结果被外调人员痛殴。 打完再问，回答依旧，气得对方大喊：“滚回去！”
顾准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通晓英、德、法、日、俄等多种外语。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京图书馆；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准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准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准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失去了代理所长的职务。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准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准过去并不知道罗滨逊夫人（Joan Robinson）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
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于是翻译了罗滨逊夫人的《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经济所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求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顾准的子女都不肯见他，所里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 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研究人员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 顾准从宗井滔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 术 刊 物：《 美 国 经 济 评 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赵人伟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语，有点儿生疏了。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二十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谈到顾准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人伟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准。本来那天顾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他改翻译稿，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 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 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准那段时间身体状况已经很糟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赵人伟在向顾准请教的过程中，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极广。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不仅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前顾准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1974 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从赵那里借来《诸子集成》仔细阅读，并谈了感想。顾准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学位都没有问题的。”赵好奇地问是哪三个博士？他说：“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 最使赵人伟好奇的是顾准的数学功底。顾准知道他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 50 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他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实际上用不到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被罢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赵人伟听了很惊讶。一个当过“大官”被贬下来的人，居然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
顾准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母亲、骆老，还有江明，会时不时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非常高兴。
顾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极具独立精神和学术深度的思想者，虽然未必为大众熟知，却因其一生对理性、自由与真理的坚守，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所认识的顾准》一书，通过徐方与顾准及其母亲之间多年的深厚交往，生动还原了这位“孤独思想者”的精神面貌与人格魅力。
徐方与顾准的相识始于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但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顾准以他过人的智慧和坚定信念，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引路人。他不仅在思想上给予徐方以深刻启发，更教会她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坚守理性与自我。正如他所言，“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这种自力求知、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徐方及其身边的学人。
本书不仅是作者对顾准的个人追忆，更是一幅呈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图景的动人画卷。尤其珍贵的是，书中大量细致记录了作者母亲与顾准在北京经济所简陋筒子楼中的思想交流——在每日电视播放时留下的片刻寂静中，两人持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与宗教，亦师亦友，针锋相对却彼此尊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切磋中，顾准的才识、热情与人格得以全景式地展现。
这种交往，不仅激发了作者母亲对思想与知识的重新追求，也成为顾准学术生涯最后几年极为重要的交流与输出平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与介绍、对中国现实的深入分析、对未来走向的独立判断，以及对信仰与宽恕的理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中保持清明的勇气与良知。
今天，顾准早已离世，但他那种不妥协、不迎合、不放弃的精神，以及他在孤独中坚持思考、在苦难中保持宽容的姿态，依然启发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学术、理性、信仰与自由的真正意义。
以下内容摘选自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
亦师亦友
1972 年 7 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 8 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
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 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 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那些“死老虎”。 顾准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 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那栋楼二层东侧有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 14 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 7 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
顾准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往惊世骇俗，却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偶尔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 chén, 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 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 查出“鸩”字果然读 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得，我认输。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 99% 的汗水加 1% 的灵感，可若没有那 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 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 1961年 2 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准一生坎坷，受了很多罪，可还是以平常心对待他人。不像有些人受了欺负后， 以牙还牙， 用一种扭曲的心态对付他人；或自己挨过整，但整起人来也够狠；还有些人是既挨整，又整人，即你亏了我，我就得去亏别人，用这种做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像顾准这样一辈子挨整，却从未整过任何人，在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中实属罕见。（赵人伟语）
顾准曾对孙冶方说：“我的手上没有血。”他从不屈服于淫威，没说过一句冤枉他人的假话。农业大学专案组曾找顾准调查谭震林的历史问题，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抗战期间，有一阵顾准在新四军担任《东进报》主编，未经请示擅自修改了谭震林（时任第六师师长）发表在报上的文章，结果被撤职。即便如此，顾准也没有借机报复，他坚决否认专案组对谭震林的栽赃。 结果被外调人员痛殴。 打完再问，回答依旧，气得对方大喊：“滚回去！”
顾准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通晓英、德、法、日、俄等多种外语。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京图书馆；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准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准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准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失去了代理所长的职务。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准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准过去并不知道罗滨逊夫人（Joan Robinson）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
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于是翻译了罗滨逊夫人的《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经济所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求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顾准的子女都不肯见他，所里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 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研究人员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 顾准从宗井滔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 术 刊 物：《 美 国 经 济 评 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赵人伟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语，有点儿生疏了。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二十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谈到顾准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人伟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准。本来那天顾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他改翻译稿，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 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 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准那段时间身体状况已经很糟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赵人伟在向顾准请教的过程中，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极广。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不仅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前顾准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1974 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从赵那里借来《诸子集成》仔细阅读，并谈了感想。顾准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学位都没有问题的。”赵好奇地问是哪三个博士？他说：“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 最使赵人伟好奇的是顾准的数学功底。顾准知道他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 50 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他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实际上用不到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被罢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赵人伟听了很惊讶。一个当过“大官”被贬下来的人，居然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
顾准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母亲、骆老，还有江明，会时不时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