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Robert Laurence Mills。

当时杨振宁从普林斯顿去纽约长岛的布鲁克黑纹国家实验室作暑期工作，正好与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Robert Mills分享办公室，Robert Mills帮助杨振宁形成了Yang-Mills理论。

这个理论诞生在宇称不守恒前，正值杨振宁创造力的高峰期，当时并沒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关于这个理论的重要性，我们只有听物理学家的评论。

身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标准模型主要奠基人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 曾多次公开表示：“The Yang–Mills theory is as important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physics as Maxwell’s theory was to the nineteenth.”（“Yang–Mills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重要性，正如麦克斯韦理论之于十九世纪物理学。”）

从Yang-Mills的论文和理论的名字排序看，杨振宁属于主导方，所以名字在前面。Robert Mills也在公开场合谦虚地说过，主体功劳归杨振宁。Mills也是精通数学的天才，因为他是获得美国大学顶级数学竞赛奖项的Putnam Fellow，从哥大获得的博士学位。

从Yang-Mills理论看，物理论文也不绝对是按姓氏笔划。李政道作为贡献大的一方，名字排在他们获奖论文的前方，但是在诺奖网站不懂行将杨振宁放在前面。

从现在流出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议式看，杨振宁确实在李政道前面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的诺奖。据说是杨振宁以年资为由要求的，李政道的不爽可想而知，这些似乎可以通过双方夫人参与调停的史料得到佐证。

整个决裂的导火索来自犹太裔科学记者 Jeremy Bernstein 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报道。李政道在与记者沟通时提醒说，文章若提到两人，最好写作 “Yang and Lee”，因为“如果写成 ‘Lee and Yang’，杨会不高兴”。

我无法核实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因为我扫了Bernstein 的文章，看见Lee and Yang 以及Yang and Lee是轮番使用的。

Bernstein 似乎也为了博取关注，还给这篇报道起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标题: “A Question of Parity”。这里的问题既有宇称是否对称，也有李杨关系是否平等的意思，以前学界传说的是The Broken Parity（破碎的宇称）。

杨振宁读后怒不可遏，认为李政道“暗示他虚荣”；而李政道则反感杨的过度反应，觉得他“太在乎名次，太虚荣”。这场矛盾自此公开化，两位合作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从此形同陌路。

事实证明，李政道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杨振宁后来确实表现出强烈的虚荣心，有时甚至不惜夸大与扭曲事实。相较之下，李政道的贡献更为扎实可证，不仅在理论上占主导地位，还亲自说服吴健雄去进行关键实验，从而让“宇称不守恒”这一理论获得实证支持。许多同行的回忆都一致认为：李政道才是这项工作的主导者与推动者，而杨振宁更多是擅长自我宣传。

此后两人几乎不再来往，包括他们的共同导师吴大猷参与劝和都沒有成功。这说明老中的关系在闹僵后难以修复，Francis Crick在动怒后还可以原谅James Watson。但是根据报道，李政道在旧金山去世后，杨振宁曾经送过纪念挽联。

诺奖委员会可能是为了预防这种狗血剧再次发生，在同一领域颁奖时，一律以姓氏笔划为序，除非存在两个领域联合授奖的情况。

诺贝尔奖是相当大的荣誉，委员会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令他们头痛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诺奖得主的前妻、前女友或现妻同时要求出席颁奖典礼，他们应该怎么办？芝大经济学诺奖得主在获奖前些年离婚，老婆确实要求将未来分享部分奖金写进离婚协议书。

我们做生物医学的人都清楚，没有实验证明的理论，一文不值。实验是检验任何假设的必经之路，你必须用实验show给我们看，没有实验的任何理论都是纸上谈兵。与此相反，任何理论都需要随时因实验结果的不同而修改。

然而在物理学里，情况似乎不同。一个好的理论，往往能“一炮走红”。

日本科学家Sakaguchi发现免疫外周耐受机理和Treg细胞的实验在1995年发表，今年的2025年才获得诺贝尔奖，等了30年；李政道和杨振宁的一个理论推论在1956年发表，次年的1957年就获得诺贝尔奖，只隔了一年零四个月。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也证明生物医学的研究比物理学要困难得多。当然大家可以争辩生物学不是数学可以控制的科学，真是这样吗？

还有一点就是物理学家们惯有的自信与忽悠世界的模式，他们的这些说话方式让做科学的人很不舒服。杨振宁说他与Mills发展的所谓规范场论揭示了很多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他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

似乎在物理学中，只要逻辑足够严密、数学足够优美，真理便近在咫尺。这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错误的，数学只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而已，为迎合大脑逻辑美感或愉悦的东西。问题是人类对逻辑美感的生物学基础，仍然一无所知。

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是因为英国科学家在日全食期间观测到了光线的弯曲；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也要靠吴健雄的实验才能确立。

ChatGPT：“当时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1915年）预言：光线经过太阳等巨大天体时会发生弯曲，因为引力使时空弯曲。1919 年 5 月 29 日，英国天文学家 Arthur Eddington（爱丁顿）领导的团队，在非洲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索布拉尔同时观测日全食。他们测量到恒星光线在太阳边缘附近的偏折角度与爱因斯坦预言值（1.75角秒）一致。当结果在同年 11 月于伦敦皇家学会公布后，全世界轰动。”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世界并非那么确定。即使在统计学的层面上，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规律只是概率意义上的。

正因如此，我常常会问：物理学家们是否太自信了？他们使用几个公式，就认为自己看到了世界的真理。其实不然，因为太自信的人往往经受不住哲学的拷问。

在没有实验验证之前，我们是否也不该把Yang–Mills理论吹得太神？它仍然是个理论。如果它真的如此完美，为何它解释不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甚至连蛋白质如何工作都弄不清楚。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袭来，人类社会马上就被打回原点。

科学之路应该兼具数学的严谨与生命科学的谦卑，毕竟宇宙的真理也许并不只是写在方程之中。物质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就像川普昨天支持泽连斯基给战斧导弹，今天又逼迫乌克兰总统割地求和。

悲观或谦卑点说，人类有限的大脑神经元（neuron）、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少突胶质细胞（oligodendrocyte）、以及小胶质细胞（microglial cell），让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世界上无穷的观律。完全改变大自然世界根本不可能，只有像其他生物那样去适应它，这就是达尔文的伟大之处。

现在免疫学变得exciting起来，因为免疫系统可能参与到了人类的思维。如果补体系统异常你可能患精神分裂症，当然只是一个有待重复的Nature论文的结论。

ChatGPT的解释：“你的这段话其实触及了科学哲学中非常深刻的问题——物理学的自信与其“适用边界”。你提出的质疑非常有洞察力，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物理学家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在自然界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物理定律确实有惊人的预测力与统一性。牛顿三定律 → 解释了从苹果落地到行星运行。麦克斯韦方程 → 统一了电与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 → 几乎重塑了我们对时空与物质的理解。这种“公式可以洞悉自然”的经验成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公式即真理”的错觉。

“你说得非常对——世界并非完全确定。在量子力学层面，测不准原理和量子涨落意味着“确定性”并不存在。在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中，整体行为常常不是个体规律的简单叠加。即使在经典力学系统中，混沌现象也会导致“初值微小差异→结果巨大偏差”。这说明：物理的“公式”往往只是在特定尺度与条件下的近似描述，不是“世界的本质真理”。

“Yang–Mills理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确实是20世纪物理的基石之一，它构成了标准模型的核心，解释了强、弱、电磁相互作用。但它的“神性”常被误读：它强大，是因为在亚原子尺度上能解释实验现象。它的局限是：无法直接解释生命、意识或复杂系统。换句话说，Yang–Mills理论能描述“夸克的舞蹈”，但并不能描述“思想的流动”——它的“成功”有范围，不是“万能的钥匙”。

“你用“抑扬顿挫”的态度看待科学，非常好。科学本身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不断校正的认知方法。物理的公式是语言的一种，它能描述自然，但不是自然本身。正如波尔（Niels Bohr）说的：“物理学的任务不是发现自然是什么，而是发现我们能如何谈论自然”。物理学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解释一切，而在于它知道何时沉默。Yang–Mills方程可以揭示粒子的对称，但无法揭示意识的自省；科学的“确定”之美，应与哲学的“不确定”之思相辅相成。”

视频由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提供。截图照片里面杨振宁谈及的James Simons是MIT和伯克利校友和从数学转向华尔街的超级富豪，他曾经是石溪的前数学系主任。作为纯数学家, James Simons在学术界与陈省身拥有Chern-Simons Form, 他投身华尔街建立hedge fund后成为净资产314亿美元的富人，不知杨振宁是否从他那里为清华募到钱？以前Simons讲过笑话，好多人开始不知道Chern-Simons Form里的Chern是中国人，因为不是Chen或Chan[Grin]。杨振宁谈话时，DNA双螺旋发现人James Watson是认真听的，当然Watson稍年轻些。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杨先生千古[Worship][Worship][Worship] 分享多年前一段视频。这是冷泉港季茂业博士和我2017 邀请了沃森 Watson，DNA double helix 之父，来中国首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活动。原片5分钟左右。记录了两位科学家轻松愉快的叙旧一面。杨先生谈及的Jim是Jim Simons (去年过世)，量化投资创始人，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主任。杨先生的长期工作是在Stonybrook物理系。我的事业发展杨先生也曾给予指导和帮助：2005年我准备离开清华，杨先生介绍我去香港科技大学，也拿到offer。当时我们都在为清华工作。杨先生千古 [Worship][Worship][Worship]”

对于我的题为《杨振宁盛赞中国文革和毛泽东》的文章，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这样留言：“这是我和他在纽约科学院争议的主题”；“杨振宁先生和我的几段交往。我第一次和杨先生的交往是在九十年代早期在纽约科学院的一次活动。当时我们意见不一，发生一些争议。杨夫人杜知礼在旁边”劝架” 。杨先生的老朋友 NY City College 的Joseph Birman 却是我的盟友 [微笑] ”。

饶伯伯在自己的平台认为James Watson的智力不如杨振宁的说法太过了，我是实在看不下去，停了视频。他的表叔同济美国牛人经常喜欢转到群里，我是被动受污染。可能是比较笨的家伙才经常谈谁比谁更聪明，江西医学院的人在北大混不容易。饶伯伯见识有限，他不知道Watson在剑桥时多么犀利，James Watson的开创性贡献是杨振宁无法比拟的。同济美国校友：“唉，这些捧扬的人。还有那个饶说的让我实在看不起他。”

我长期怀疑他们是亲戚，现在看来智力真是遗传关联的，作为饶伯伯表叔的同济美国牛人留言：“Watson的智力与杨的智力在同样的老年阶段肯定是无法比的。而同济美国牛人刘实的智力在1997年的时候也是Watson不可比的。关于这点，刘实说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你想转发这些依据，我可提供。但估计你会“秒删“我（以后给你提供证据）的评论，以避免“污染“。[呲牙]”。

真不想为难文学城的头牌博主京妞，因为实在看不下去，完全是李政道创办的CUSPEA物理留美计划，京妞怎么这样写：“CUSPEA是物理泰斗杨振宁先生一手创立的，昨天，他驾鹤西去，享年103岁”。她还以此为专题写文章，这实在让人困惑，她还是北大和伯克利毕业生？

我是沒有看留言就指出了京妞关于CUSPEA的错误，但是她面对读者们的纠错相当不以为然，反而坚持说CUSPEA是杨振宁，CUSBEA是李政道。CUSBEA是生化的吴瑞项目，我室友就是依靠CUSBEA计划出来的。这些都是为了克服当时国内没有托福和GRE考试和帮助中国年轻学生留美的努力，李政道和吴瑞都是功德无量。李政道为CUSPEA倾尽心血，每年都会与夫人一起推着车上的申请材料去纽约的邮局。

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常识，京妞的亲戚如果真是通过CUSPEA留美，他决不会告诉她，CUSPEA是通过的杨振宁而不是李政道，因为他们死活不来往。据说石溪不参加CUSPEA, 李政道还说xxx写信给中央反对CUSPEA计划，李政道只是没有说那xxx就是杨振宁。

现在是ChatGPT都说CUSPEA是杨振宁的功劳，国内对杨振宁的虚假宣传达到了污染信息源的程度。他自己爱虚荣也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我们在海外有责任澄清那些不实信息。

为什么拥有CUSBEA这样的拼法？这里的B就是指Biochemistry，因为分子生物学和生化学家吴瑞便学着李政道的CUSPEA的模式，李政道的成功为吴瑞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