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湘雅附属一医院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位有着一张白净的面孔，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阳光青年----庆林，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丈夫。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他出生在湖南农村，小时候受过很多苦，而且体弱多病，经历了农村缺医少药的艰难。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他满怀豪情参加了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专业，并幸运地录取到了湖南医学院医疗系。1978年初，庆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省城长沙，踏入了湘雅的校门。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仍沿袭一些以前的旧政策。入校后两周，新生进行军训，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备战备荒” “深挖洞”的号召，大家被分派的任务是挖防空洞。所幸战争没有发生，那道由师生和工人们一锄一锹挖出来的防空洞，后来成为了贯通湘雅南北院两个校区之间的地下通道。当时湘雅北院是教学区，各个基础教研室，实验室，图书馆及教职工的宿舍区；南院有人体解剖，局部解剖，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公共卫生系，外语教研室，附属卫生学校，学生宿舍和食堂操场等学生生活区，职工宿舍区；以及附属第一医院，即那栋闻名全国的湘雅红楼。南北两院之间被当时较为繁忙的反帝路分隔，为了减轻路面的通勤压力，师生们上下课通常走这道冬暖夏凉的地下防空洞，往返于南北两院之间。
军训结束后，医学院的学生们进入了正式的学习阶段。那时学校还没有正规的教材和教科书，各个教研室的老教授及教职人员就自编教材，用钢板刻制再油印，然后装订成简易的教科书分发给学生。庆林和同学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异常勤奋刻苦，那时学生们几乎没有娱乐，没有休闲，每天过着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简单而充实的学习生活。白天上课，晚上再到教室，图书馆或宿舍继续学习至熄灯时分。在图书馆看书的同学，到关门的时候，工作人员要再三催促，同学们才会依依不舍的离开。熄灯后有的同学还会到宿舍外的路灯下继续看书学习。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如饥似渴，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天有不测风云，那时学校安排学生们在食堂集体就餐，10个人一桌吃大桌席，餐具也是公用，因而引发了肝炎病的流行，许多同学感染了肝炎，庆林未能幸免也成了不幸的一员。他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休学一学期回老家休养。待他病愈后返校时，正赶上了78级医学院的第二学年开学，这样他就成为了78级的医学生。
通过五年按部就班的基础医学课程，临床医学知识的学习，以及医院各科室的临床实习，同学们已系统掌握了各种疾病的发病机理，临床诊断，治疗与预防。在湖南医学院学习的最后阶段，国家卫生部对全国高等医学院毕业生实行统一考试，借以考察各地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同学们雄心勃勃，积极备考，他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全国医学高等院校统考第一名。
1983年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后，庆林被分配到了湖南省卫生厅皮肤病防治办，其工作据点设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即后来的湘雅医院）皮肤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在岗专业培训后，派遣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到湘西调查居住在隔离村麻风病人的诊治状况。他来到当时条件仍十分艰苦，几乎与世隔绝的的湘西山区，详细了解封闭隔离的麻风村现存病人的治疗，生活以及管理状况，为日后解除麻风隔离村提供了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
回到湘雅医院后，庆林虚心向科里的前辈老师们学习临床各种皮肤病的诊治经验，从师于当时皮肤科主任陈服文教授和熊声钟教授。遇到疑难病症，他积极查文献，看资料，刻苦钻研，并配合药剂科研制治疗许多皮肤病的外用药。与此同时，他同其他老师一道，担任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学生皮肤科的临床教学工作，并辅导毕业生准备全国医学高等院校统考，为之后连续几年，湖南医学院统考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贡献。
1985年庆林考取了临床皮肤病免疫学研究生，师从于熊声钟教授和免疫教研室的郭实士教授，郭教授是免疫学的领头人物之一。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在导师的指导下，他主要攻克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免疫学诊断，及治疗方面的难题。他夜以继日地做实验，查文献资料，紧密结合临床病例的诊治，完成了 “带状疱疹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测试” 的研究课题，他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华皮肤科杂志”（1989, 22(5) 294）。研究生毕业后，庆林留任医学院附属一医院皮肤科工作，并继续从事皮肤病的临床诊治与科研工作。在这期间，他在“中华医学实践”，“中华皮肤科”，“临床皮肤科”，“中国免疫学”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多次被搜索引用和参考。其中他的研究课题 “性激素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功能的影响”， 于1990年获得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成为湘雅继著名的外科名家张阳德教授之后，第二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学者。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政府敞开国门，实行请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政策，在国内的高校里掀起了出国热，青年才俊都希望能有机会出国学习深造，见识外面的世界，庆林同湘雅的许多学子一起，也汇入了这股出国潮流。为了实现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梦想，庆林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发送数百封自荐求职信（当时的通讯只有邮政信件），他联系了欧美许多大学医学院研究室，期待能找到学习进修的机会。学校领导非常支持校友们能走出去学习，但由于资金有限，没有能力资助众多的校友出国深造，所以要出国自己首先要找到资助经费。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庆林终于收到了法国Montpellier大学医学院免疫研究室的邀请函，聘他为访问学者博士后，从事细胞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为了作好出国准备，学习语言，庆林辗转找到了一位法语老师，90岁高龄的旅法老医生，归国华侨黄坚先生，他是当时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振球先生的岳父大人，老人家欣然接受了这位法语零基础的学生。庆林在黄老先生的指导下，突击了几个月的法语学习，掌握了基本的法语交流能力，为之后在法国的工作和学习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
经过漫长的等待，庆林在1991年春节前夕终于获得了法国签证！接着他联系了当时正在巴黎工作的77级同学湘雅校友陈耀辉先生，了解一些海外生活与工作的基本情况，并请他帮忙代购国际航班的机票。就这样庆林于1991年正月初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带着两只沉甸甸的大行李箱（包括各种专业书籍，字典工具书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踏上了海飘之路，来到了法国南部美丽的海滨城市Montpellier。
庆林初来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他全然不知所措。好在研究室的主任非常热情，亲自去机场接机，并帮他租好了宿舍。庆林到达后稍安顿好，只休息了一天就开始工作，他是该研究室受聘的第一位华人访问学者。有了在湘雅医学院免疫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基础，庆林在Montpellier大学自身免疫疾病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学习细胞培养，克隆等技术，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协助完成了一篇关于Increased percentage of cd3+, cd57+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Correlation with duration of disease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CD3+，CD57+ 淋巴细胞增加与疾病发展的关系）的论文，并发表在关节炎和风湿学杂志上（Arthritis and Rheumatism 1993, 36, 608-612）。
在法国工作期间，庆林与同在法囯海飘的湘雅研究生同学赵勇先生，以及医学院本科和研究生老同学，并在附一院共事的章坚先生经常相聚，分享初到异国他乡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畅谈人生，憧憬未来，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异国求学时光。
在国外大学研究室工作的学者，博士后和技术人员，他们中许多并不是大学的正式在编职工，他们薪资是由研究项目的经费中支付的，如果研究经费用完，就需要重新申请资金。90年代初，欧洲的经济正处于低靡时期，庆林在Montpellier大学工作一年半后，即被告知申请的下年度科研经费没能如期到位，他只能重新申请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庆林就申请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University of Florence）医学院免疫研究室的工作机会。
1992年底庆林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继续从事临床细胞免疫学的研究，他学习了分子细胞学的技术，很快又协助完成了一项 “Immortalization with herpesvirus saimiri modulates the cytokine secretion profile is established Th1 and Th2 human T cell clones”的科研项目，论文发表在免疫学杂志上（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Vol. 151, Issue 9, 1 Nov 1993）。
在意大利工作一年半后，庆林又遇到了同样的经费不足问题，他不得不再次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有了在湘雅的研究工作基础，以及在欧洲两所著名大学免疫研究室的工作经验，再找研究职位就容易许多，他很快就收到了日本神户大学和美国Iowa大学免疫研究室的两份邀请函。经过反复掂量，考虑到语言环境等问题，他决定接受了美国Iowa大学的邀请，来到了这个充满机遇和希望国度。值得庆幸的是，庆林做出了非常明智而幸运的决定，因为次年1995年初日本神户发生了7.2级大地震，我们有幸躲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