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学建立于六十年代初期，坐落在工业区的最大工人住宅新村群中。当年区领导在这里选择校址，显然是为了解决大量工人子弟能够就近入学。
我们进校的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三个阶段中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学校工作都由校革命委员会主持，其成员分别由原来的校领导干部、教师代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这些人的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个个都是一副铁青的面孔，对学生一律都是一副凶相。除了校革命委员会，还有工人宣传队协助管理学校。一些年资较高的教师，有的解放前曾经为民国政府干过事，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也有的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要么在靠边受审查，要么在学校里劳动改造，被剥夺了上课的资格。能上课的教师，有的是受了冲击后被落实了政策的，有的是五十年代来自工厂的，还有就是年轻的、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教师。
英语课
我们的第一位外语教师是L老师。建校初期，上级派她来担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这位老师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的要求严格，为此也得罪过一部分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学生造老师的反，吃苦最多的老师大概就数她了。一些学生给她带高帽子，拉她到学校附近游街，还对她下命令：“你喊，‘我是牛鬼蛇神’”，于是她不得不喊：“同学们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学生一听不对马上改口：“你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她只得接着喊：“我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一个为了教育工作尽职尽责的老师竟然受到如此对待，这是什么“文化”指导下的“大革命”呢？
L老师的衣着十分朴素，戴着一副老式的近视眼镜。她从发音开始教起，给大家讲解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语音的组合等等。她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不太熟悉国际音标，单词的发音似乎不是很标准。但她讲解英语的语法很有一套办法，归纳出的要点容易被初学者接受。此外她的英语字和汉字写得又快又整齐，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优点。
L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尽管受尽了屈辱而且也不再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但她还是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循循善诱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当时中学生毕业后要不去农村插队，要不就下工厂做工，大部分学生自然没兴趣学习。尽管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但她总是用马克思的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耐心教育大家。“文化大革命”前任命的业务领导，大多都数是可以教几门不同专业课的能人，如果哪个老师病了，业务领导马上可以去代课。可惜当时L老师只教外语，没有能从她那里学到更多知识。
第二位教外语的老师是个年轻人，瘦高的个子，永远留着平头，学生背地里都叫他“板刷头”。他赶上了那个时代：不会讲普通话的也照样当老师。据说现在有了新规定，要在学校当老师必须通过普通话考试。按这个标准，不要说他不能当老师，就连许多大学问家也都不能当老师或当教授。时下只会说“阿啦哪能哪能……”的，恐怕只能去送外卖了。
他来学校工作不久，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我们的教室和这位老师辅导的班级中间隔着走廊，夏天敞开的后门正对着他那个班的前门，经常可以看见他对学生训话。在学生面前，他永远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在上课时，他在讲解英译中的课文时，常常会使用一些不符合中文习惯的语句，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中文的表达法。他上课非常认真，无论外语字还是中文字都写得端正，但对学生是否认真学习似乎不太关心。
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平时喜欢自我表现，另外一些同学会寻机挤兑他。一次，大家学习英语的“热烈地庆祝国庆节”，其中有单词“warmly”，有同学故意念“王~母癞”，影射这位王同学。周围的同学心领神会，有的也跟着乱念一通。“板刷头”不知这是在隐射王同学，只是感觉一些同学的发音有问题，尽管多次给大家纠正，这个词仍然被念成“王~母癞”。
有一次，班里一位平时上课经常睡觉同学被要求在黑板上默写英语，不知这位梦里懵懂的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什么，引起老师的一再追问。看他严肃的态度，似乎所写的内容有政治问题，但想想这位同学平时连中文都搞不清，怎么可能用英语写出完整的句子呢？老师警告大家，今后凡不是书里学的，都不要随便乱写，万一要是写错了就麻烦了。在那个一点小事也会被无限上纲的年代，老师的这种忠告是中肯的。
一位发小还记得，有一次班里的几个同学课堂上发生了争执，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要动手打架了。这时，“板刷头”忽然大喝一声：“你们想吵相骂、打相打是不是？我马上打电话叫‘文攻武卫’来，我叫起来人来是一卡车一卡车的。”话音刚落，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就连吵架的学生也忍不住笑了。
市中心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书店，那里出售英语版的《北京周报》。这份报纸有大约十来版，纸张很薄，字体很小。一份报纸可以看上几个星期。我们有时会去外文书店买张报纸，把它当成外语自学教材。有一次遇到“板刷头”在居民区里家访，于是请来家里坐坐，给他看几份《北京周报》，他扫了一眼大标题，就和我们大谈有关内容。从此以后，他对我们几个大院里的同学态度非常友好，见面时还不忘说上几句简单的英语。
多年以后，有一次去区里的工人文化宫办事，在那里遇到这位久违的英语教师。他依旧留着“板刷头”，仍然像以前那样热情。我们用英语交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谈话中了解到，他已经离开原来的学校，在位于工人文化宫的教师进修学院工作。他本当留在学校发挥自己的外语一技之长，不知何故调离学校干起行政管理工作了。但愿他不是因为得罪了校领导，被穿小鞋，受罚下岗。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同学们一起回忆中学时期的往事时，大家都会想到这两位英语教师：一位经验丰富、对学生耐心，另一位虽然乏教学经验，但对学生非常宽容——他们分别以自身的人品和业务能力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政治课
中学里最让大家不感兴趣大概是政治课。不喜欢政治课主要是因为这门课不规范，没有统一编写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政治课的内容有“人类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党史”“两条路线斗争史”。有能力的老师思路清晰、口齿清楚、字迹工整，学生跟得上他们上课的节奏。另一类老师，比如，有一位五十年代从工厂来学校“掺沙子”的政治老师，对学生的态度虽然很耐心，但他抄着一口外地方言，而且写得一手潦草字。如果他来上政治课，学生就不太容易抓住知识要点。
上政治课基本上是消磨时间，最好默默地听老师讲课，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到考试的时候，混个及格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想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难老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提出不符合老师观点的问题，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比如老师说，劳动创造人，猿猴通过劳动变成人类。最好不要问老师：如果人不劳动的话，会不会变回猿猴去呢？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学校里的政治课加入了哲学的内容，还要求每个学生要写学习哲学的体会。初中生哪里搞得清楚哲学概念，只能死记硬背，比如“一分为二”是对的，“合二而一”是错的；“对立统一”是对的，“阴阳相合”是错的。在学习哲学期间，学校树立了一个典型：上一个年级的某小混混在他们的老师（也是教哲学的老师）的开导下浪子回头了，于是全校推广这位老师的经验，说是不要用僵死的眼光看待事物，把学生机械地分为两类：不是雷锋就是混蛋，并说“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个学生不是“从混蛋变为雷锋”了吗？然而事过不久，不何故他又被公安局搭进去了。这时你最好不要问老师：事物是不是又转变了，这次“雷锋变混蛋”了吗？
也有一些政治课，上起来很刺激，学生们都感兴趣。1970年下半年，上面向下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其中有《我的一点意见》。信的一开始还称“陈伯达同志”，接下来越写火气越旺，甚至说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炸平庐山”“唯恐天下不乱”，要求人们和他的“谣言和诡辩”划清界限。此后不久，又下来的文件又上说，陈伯达在历史上是中共叛徒，曾经是党内的“托派”，是个老反革命。
差不多一年以后，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居然在一夜之间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上面下达了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抖出了林彪历史上一系列反党罪行：井冈山时期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长征路上挑唆彭德怀夺权；解放战争时期反对中央的战略部署；解放初期惧怕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代中期和高岗一起反党；“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广大老干部；出逃之前企图搞武装政变，也是老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和政治局常委，另一个是党的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原来是两个老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呢？
语文课
语文课有全市的统编教材，大部分内容是一些报告文学，介绍工农兵的优秀事迹。怎么学这些文章呢？无非是分析主题、段落大意和结论，然后是写作特点，比如，夹议夹叙、对偶排比、比喻夸张，等等。有时老师要求学生背诵一段课文，或者默写生词和听写课文。这种课上得枯燥，对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帮助不大。
教科书中除了工农兵优秀事迹，也选择了一些优秀的文章，印象比较深的有《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有鲁迅的《故乡》《为了忘却的纪念》《论太炎先生二三事》，还有一些唐诗，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古风》（共选二首）。能不能讲解这些课文，要看教师的能力了。
为什么这几篇古文入选呢？有一次“文革旗手”在公开场合讲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所以该文入选。《捕蛇者说》乍一看来，讲的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主，为了捉毒蛇挣钱宁可冒被毒蛇咬伤的风险。实际上，这篇文章给人的暗示是：“苛政猛于虎”。李白作品《古风·五十九首》中有两首入选。先看第一首《古风·十九》写的是什么内容：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血流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的年代。老师按照标准的备课大纲，称“安史之乱”是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有说是“战乱”，也有说是“农民起义”，所以课上不讲历史背景。然后解释《古风·十九》的意思：
从莲花山的西面上山，
远远看到一颗明星；
净白的手捧着芙蓉花，
仿佛轻盈的脚步走向天空
……
李白写这些高山、花草、美女、仙境，等等，到底想说明什么呢？这首诗中叙述了作者登山，在那里见到一位仙女，随后跟她云游仙境。最后笔调突然一转，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景象。诗人用这样手法表现幻想和现实的分离：向往的是“飘拂升天行”“驾鸿凌紫冥”的仙境，看到的却是“血流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现实。这里可以把诗人理解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民安国泰和怡然自乐的社会环境，面对的却是生灵涂炭和豺狼当道的社会现实。选这首诗的用意不言而喻了吧？
再来看看李白的另一首诗《古风·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弄清关键词“斗鸡者”的意思，就不难理解诗的意思了。学这首诗的时候，曾经联系“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把它翻译成如下的句子：
革命洪流滚滚而来，荡涤社会一切角落。
新权贵们占尽财富，还有高大豪华宅院。
沿路所见的造反派，手戴臂章何等威风。
打倒口号震天价响，行人无不胆颤心惊。
世间已无非名利者，真假革命难以辨认。
在当时这样的译文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无论是《古风·十九》还是《古风·二十四》，诗中的寓意和现实意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走笔至今才体会到，当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打压和整肃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表达反抗，不然的话，《古风·五十九首》中为什么偏偏只选这两首呢？政治高压可以强迫人低头认罪，但暴力难以让人心服口服，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散宜生诗·归途之二》）。
无论是教古文还是教鲁迅的文章，对教师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首先自己要读得懂这些文章，起码要了解文章的背景、文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者写这些文章的意图。刚进中学时，一位语文老师曾经向学生的家长借《鲁迅全集》，说是为了备课用。老师们的处境颇令人同情，一方面叫他们教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不给看《鲁迅全集》一类的参考书，这不是为难老师们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再招生，中学没有了正常的师资来源。为了应付中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的局面，区教育局从小学抽调来的一批老师，给中学生上语文课。小学老师受的是中师教育，无论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教育心理学方面，他们的知识结构都不适合教中学生。让他们讲解鲁迅有关章太炎的文章，他们搞得清楚谁是鲁迅，谁是章太炎吗？那时没有教学质量管理，半懂的给不懂的人上课，谁都可以来“捣糨糊”，充当一回“南郭先生”。
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对老师，甚至对家长都有某种逆反的心态。懂得心理学的老师有办法避免和学生发生正面冲突，用自己的业务专长和人格魅力让挑刺的学生心服口服。这种老师才是有本事的、令学生尊重的老师。而不懂心理学的同时又缺乏自信的老师，只会强迫学生低头认错、强迫学生写检查，如果课上不下去了，就让工宣队来收拾不听话的学生；再就是给不买账的学生坏分数，让学生的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实施家暴；学生要是还不服管教，毕业的时候把他们分到个破地方去，让这些“刺儿头”们尝尝最苦最累的工作是什么滋味。
也许每次都在作文中引用一些比喻以及唐诗和宋词，其中大部分是老师们不熟悉的，所有这些都被当作谬误处理，有时还被的气势汹汹工宣队调去训话，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按要求写作文，为什么不尊重老师，甚至声言要把家长找来谈谈。那时工人当家作主二十多年了，这些工宣队不但没有好好学文化，反而还以“大老粗”为荣。有一次，在高压之下只好被迫写下一份检讨：
你要求检讨对老师的态度，
这几篇作文有待双方商量。
个别的修辞比喻基本妥当，
文章的结构表达有待改善，
盲目引典故今后注意规范。
还没来得及把这首藏头诗上交，那个工宣队又去解决其他“不尊重老师”的事件了，好像还对学生老拳相加。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的语文成绩为30分（及格为60分，满分为100分）。尽管得了全班最差的分数，心里很不服气，但却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于是坦然走出了校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学文化课
yefang (2025-09-24 10:52:24) 评论 (2)我们的中学建立于六十年代初期，坐落在工业区的最大工人住宅新村群中。当年区领导在这里选择校址，显然是为了解决大量工人子弟能够就近入学。
我们进校的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三个阶段中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学校工作都由校革命委员会主持，其成员分别由原来的校领导干部、教师代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这些人的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个个都是一副铁青的面孔，对学生一律都是一副凶相。除了校革命委员会，还有工人宣传队协助管理学校。一些年资较高的教师，有的解放前曾经为民国政府干过事，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也有的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要么在靠边受审查，要么在学校里劳动改造，被剥夺了上课的资格。能上课的教师，有的是受了冲击后被落实了政策的，有的是五十年代来自工厂的，还有就是年轻的、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教师。
英语课
我们的第一位外语教师是L老师。建校初期，上级派她来担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这位老师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的要求严格，为此也得罪过一部分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学生造老师的反，吃苦最多的老师大概就数她了。一些学生给她带高帽子，拉她到学校附近游街，还对她下命令：“你喊，‘我是牛鬼蛇神’”，于是她不得不喊：“同学们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学生一听不对马上改口：“你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她只得接着喊：“我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一个为了教育工作尽职尽责的老师竟然受到如此对待，这是什么“文化”指导下的“大革命”呢？
L老师的衣着十分朴素，戴着一副老式的近视眼镜。她从发音开始教起，给大家讲解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语音的组合等等。她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不太熟悉国际音标，单词的发音似乎不是很标准。但她讲解英语的语法很有一套办法，归纳出的要点容易被初学者接受。此外她的英语字和汉字写得又快又整齐，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优点。
L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尽管受尽了屈辱而且也不再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但她还是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循循善诱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当时中学生毕业后要不去农村插队，要不就下工厂做工，大部分学生自然没兴趣学习。尽管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但她总是用马克思的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耐心教育大家。“文化大革命”前任命的业务领导，大多都数是可以教几门不同专业课的能人，如果哪个老师病了，业务领导马上可以去代课。可惜当时L老师只教外语，没有能从她那里学到更多知识。
第二位教外语的老师是个年轻人，瘦高的个子，永远留着平头，学生背地里都叫他“板刷头”。他赶上了那个时代：不会讲普通话的也照样当老师。据说现在有了新规定，要在学校当老师必须通过普通话考试。按这个标准，不要说他不能当老师，就连许多大学问家也都不能当老师或当教授。时下只会说“阿啦哪能哪能……”的，恐怕只能去送外卖了。
他来学校工作不久，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我们的教室和这位老师辅导的班级中间隔着走廊，夏天敞开的后门正对着他那个班的前门，经常可以看见他对学生训话。在学生面前，他永远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在上课时，他在讲解英译中的课文时，常常会使用一些不符合中文习惯的语句，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中文的表达法。他上课非常认真，无论外语字还是中文字都写得端正，但对学生是否认真学习似乎不太关心。
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平时喜欢自我表现，另外一些同学会寻机挤兑他。一次，大家学习英语的“热烈地庆祝国庆节”，其中有单词“warmly”，有同学故意念“王~母癞”，影射这位王同学。周围的同学心领神会，有的也跟着乱念一通。“板刷头”不知这是在隐射王同学，只是感觉一些同学的发音有问题，尽管多次给大家纠正，这个词仍然被念成“王~母癞”。
有一次，班里一位平时上课经常睡觉同学被要求在黑板上默写英语，不知这位梦里懵懂的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什么，引起老师的一再追问。看他严肃的态度，似乎所写的内容有政治问题，但想想这位同学平时连中文都搞不清，怎么可能用英语写出完整的句子呢？老师警告大家，今后凡不是书里学的，都不要随便乱写，万一要是写错了就麻烦了。在那个一点小事也会被无限上纲的年代，老师的这种忠告是中肯的。
一位发小还记得，有一次班里的几个同学课堂上发生了争执，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要动手打架了。这时，“板刷头”忽然大喝一声：“你们想吵相骂、打相打是不是？我马上打电话叫‘文攻武卫’来，我叫起来人来是一卡车一卡车的。”话音刚落，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就连吵架的学生也忍不住笑了。
市中心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书店，那里出售英语版的《北京周报》。这份报纸有大约十来版，纸张很薄，字体很小。一份报纸可以看上几个星期。我们有时会去外文书店买张报纸，把它当成外语自学教材。有一次遇到“板刷头”在居民区里家访，于是请来家里坐坐，给他看几份《北京周报》，他扫了一眼大标题，就和我们大谈有关内容。从此以后，他对我们几个大院里的同学态度非常友好，见面时还不忘说上几句简单的英语。
多年以后，有一次去区里的工人文化宫办事，在那里遇到这位久违的英语教师。他依旧留着“板刷头”，仍然像以前那样热情。我们用英语交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谈话中了解到，他已经离开原来的学校，在位于工人文化宫的教师进修学院工作。他本当留在学校发挥自己的外语一技之长，不知何故调离学校干起行政管理工作了。但愿他不是因为得罪了校领导，被穿小鞋，受罚下岗。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同学们一起回忆中学时期的往事时，大家都会想到这两位英语教师：一位经验丰富、对学生耐心，另一位虽然乏教学经验，但对学生非常宽容——他们分别以自身的人品和业务能力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政治课
中学里最让大家不感兴趣大概是政治课。不喜欢政治课主要是因为这门课不规范，没有统一编写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政治课的内容有“人类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党史”“两条路线斗争史”。有能力的老师思路清晰、口齿清楚、字迹工整，学生跟得上他们上课的节奏。另一类老师，比如，有一位五十年代从工厂来学校“掺沙子”的政治老师，对学生的态度虽然很耐心，但他抄着一口外地方言，而且写得一手潦草字。如果他来上政治课，学生就不太容易抓住知识要点。
上政治课基本上是消磨时间，最好默默地听老师讲课，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到考试的时候，混个及格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想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难老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提出不符合老师观点的问题，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比如老师说，劳动创造人，猿猴通过劳动变成人类。最好不要问老师：如果人不劳动的话，会不会变回猿猴去呢？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学校里的政治课加入了哲学的内容，还要求每个学生要写学习哲学的体会。初中生哪里搞得清楚哲学概念，只能死记硬背，比如“一分为二”是对的，“合二而一”是错的；“对立统一”是对的，“阴阳相合”是错的。在学习哲学期间，学校树立了一个典型：上一个年级的某小混混在他们的老师（也是教哲学的老师）的开导下浪子回头了，于是全校推广这位老师的经验，说是不要用僵死的眼光看待事物，把学生机械地分为两类：不是雷锋就是混蛋，并说“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个学生不是“从混蛋变为雷锋”了吗？然而事过不久，不何故他又被公安局搭进去了。这时你最好不要问老师：事物是不是又转变了，这次“雷锋变混蛋”了吗？
也有一些政治课，上起来很刺激，学生们都感兴趣。1970年下半年，上面向下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其中有《我的一点意见》。信的一开始还称“陈伯达同志”，接下来越写火气越旺，甚至说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炸平庐山”“唯恐天下不乱”，要求人们和他的“谣言和诡辩”划清界限。此后不久，又下来的文件又上说，陈伯达在历史上是中共叛徒，曾经是党内的“托派”，是个老反革命。
差不多一年以后，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居然在一夜之间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上面下达了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抖出了林彪历史上一系列反党罪行：井冈山时期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长征路上挑唆彭德怀夺权；解放战争时期反对中央的战略部署；解放初期惧怕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代中期和高岗一起反党；“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广大老干部；出逃之前企图搞武装政变，也是老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和政治局常委，另一个是党的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原来是两个老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呢？
语文课
语文课有全市的统编教材，大部分内容是一些报告文学，介绍工农兵的优秀事迹。怎么学这些文章呢？无非是分析主题、段落大意和结论，然后是写作特点，比如，夹议夹叙、对偶排比、比喻夸张，等等。有时老师要求学生背诵一段课文，或者默写生词和听写课文。这种课上得枯燥，对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帮助不大。
教科书中除了工农兵优秀事迹，也选择了一些优秀的文章，印象比较深的有《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有鲁迅的《故乡》《为了忘却的纪念》《论太炎先生二三事》，还有一些唐诗，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古风》（共选二首）。能不能讲解这些课文，要看教师的能力了。
为什么这几篇古文入选呢？有一次“文革旗手”在公开场合讲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所以该文入选。《捕蛇者说》乍一看来，讲的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主，为了捉毒蛇挣钱宁可冒被毒蛇咬伤的风险。实际上，这篇文章给人的暗示是：“苛政猛于虎”。李白作品《古风·五十九首》中有两首入选。先看第一首《古风·十九》写的是什么内容：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血流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的年代。老师按照标准的备课大纲，称“安史之乱”是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有说是“战乱”，也有说是“农民起义”，所以课上不讲历史背景。然后解释《古风·十九》的意思：
从莲花山的西面上山，
远远看到一颗明星；
净白的手捧着芙蓉花，
仿佛轻盈的脚步走向天空
……
李白写这些高山、花草、美女、仙境，等等，到底想说明什么呢？这首诗中叙述了作者登山，在那里见到一位仙女，随后跟她云游仙境。最后笔调突然一转，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景象。诗人用这样手法表现幻想和现实的分离：向往的是“飘拂升天行”“驾鸿凌紫冥”的仙境，看到的却是“血流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现实。这里可以把诗人理解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民安国泰和怡然自乐的社会环境，面对的却是生灵涂炭和豺狼当道的社会现实。选这首诗的用意不言而喻了吧？
再来看看李白的另一首诗《古风·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弄清关键词“斗鸡者”的意思，就不难理解诗的意思了。学这首诗的时候，曾经联系“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把它翻译成如下的句子：
革命洪流滚滚而来，荡涤社会一切角落。
新权贵们占尽财富，还有高大豪华宅院。
沿路所见的造反派，手戴臂章何等威风。
打倒口号震天价响，行人无不胆颤心惊。
世间已无非名利者，真假革命难以辨认。
在当时这样的译文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无论是《古风·十九》还是《古风·二十四》，诗中的寓意和现实意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走笔至今才体会到，当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打压和整肃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表达反抗，不然的话，《古风·五十九首》中为什么偏偏只选这两首呢？政治高压可以强迫人低头认罪，但暴力难以让人心服口服，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散宜生诗·归途之二》）。
无论是教古文还是教鲁迅的文章，对教师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首先自己要读得懂这些文章，起码要了解文章的背景、文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者写这些文章的意图。刚进中学时，一位语文老师曾经向学生的家长借《鲁迅全集》，说是为了备课用。老师们的处境颇令人同情，一方面叫他们教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不给看《鲁迅全集》一类的参考书，这不是为难老师们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再招生，中学没有了正常的师资来源。为了应付中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的局面，区教育局从小学抽调来的一批老师，给中学生上语文课。小学老师受的是中师教育，无论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教育心理学方面，他们的知识结构都不适合教中学生。让他们讲解鲁迅有关章太炎的文章，他们搞得清楚谁是鲁迅，谁是章太炎吗？那时没有教学质量管理，半懂的给不懂的人上课，谁都可以来“捣糨糊”，充当一回“南郭先生”。
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对老师，甚至对家长都有某种逆反的心态。懂得心理学的老师有办法避免和学生发生正面冲突，用自己的业务专长和人格魅力让挑刺的学生心服口服。这种老师才是有本事的、令学生尊重的老师。而不懂心理学的同时又缺乏自信的老师，只会强迫学生低头认错、强迫学生写检查，如果课上不下去了，就让工宣队来收拾不听话的学生；再就是给不买账的学生坏分数，让学生的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实施家暴；学生要是还不服管教，毕业的时候把他们分到个破地方去，让这些“刺儿头”们尝尝最苦最累的工作是什么滋味。
也许每次都在作文中引用一些比喻以及唐诗和宋词，其中大部分是老师们不熟悉的，所有这些都被当作谬误处理，有时还被的气势汹汹工宣队调去训话，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按要求写作文，为什么不尊重老师，甚至声言要把家长找来谈谈。那时工人当家作主二十多年了，这些工宣队不但没有好好学文化，反而还以“大老粗”为荣。有一次，在高压之下只好被迫写下一份检讨：
你要求检讨对老师的态度，
这几篇作文有待双方商量。
个别的修辞比喻基本妥当，
文章的结构表达有待改善，
盲目引典故今后注意规范。
还没来得及把这首藏头诗上交，那个工宣队又去解决其他“不尊重老师”的事件了，好像还对学生老拳相加。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的语文成绩为30分（及格为60分，满分为100分）。尽管得了全班最差的分数，心里很不服气，但却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于是坦然走出了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