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历史问题，差不多读点书的人都知道，因为鲁迅的名篇《纪念刘珍珍君》至今还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里。但是，知道关于三一八的历史实情的人，就要相对少一些。少部分人知道历史真相，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历史表面，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个历史真相与今天的中国与今天知识界在判断历史、判断现实，有什么关系。
先来介绍一下三·一八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上次关于冯玉祥讲座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一、历史背景
凭借窃取故宫国宝和苏俄大力支持的冯玉祥，军队人数和装备已经鸟枪换炮，一跃而成为军阀中的实力派，与张作霖相比肩，但整体军事战斗力，一时间还不能马上超过张作霖，毕竟练兵需要时间。
在如何组建政府时，张作霖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是请出段祺瑞作为政府最高领导，就是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对于这个结果，掏钱支持冯玉祥的苏俄那边很不满意，冯玉祥更是心有不甘。与此同时，张作霖凭借优势兵力，一路南下接管了上海。1925年11月孙传芳组建五省联军驱逐奉军。看到有机可乘，冯玉祥与奉军的郭松龄联合订立攻守同盟密约，张作霖虽然腹背受敌，但最终还是击败郭松龄。在那一场冰天雪地的战斗中，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不幸罹难，同时也为传记文学《巨流河》（齐邦媛的爸爸齐世英参与其中）开了篇。顺便说，《巨流河》中有很多史实错误。
冯玉祥趁乱控制北京和天津，同时与张作霖交火，而且在天津设海防，布置水雷。各国商船因此受影响，严重违背《辛丑条约》，于是日本、英国、法国等8国一面向冯玉祥的天津前线指挥鹿钟麟抗议，一面向北京政府严正交涉，也就有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这是1926年2-3月的事，最后通牒发出的时间是3月16日。
通牒大致有5项：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国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并要求不得超过3月18日正午兑现，否则将“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最后通牒是16下午4时被送到外交部的，执政府外交委员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后认为通牒内容已经超越《辛丑条约》，违背条约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进攻天津。会议决定起草复文，由外交部派员送达荷兰使馆，并转达相关国公使，此时是3月17日。
在北京政府以外交手段与各国交涉时，天津前线那边的鹿钟麟已经妥协让步，口头答应撤除水雷，恢复航运。
就在北京政府和鹿钟麟忙于与各国交涉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3月17日也召开了会议。大会议决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并公推徐谦、顾孟余、黄昌谷、李石曾、李大钊等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这天会后，与会人员分为两路，分别包围国务院和外交部，在国务院这一路人，与卫兵发生冲突，有人受伤。外交部那边更有意思，几番争执后，到半夜12点把总理贾耀德都叫起来，一直搞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这里有个疑问：徐谦、李大钊等人为何要在17日冲击国务院呢？如果政府公开答应各国的通牒，还多少有些道理，因为他们反对通牒。可是，政府正在商议中并且已经不接受最后通牒，为何还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政府呢？
另外顺便说，贾耀德总理也太软弱可欺了。区区百八十个群众，一个朝阳区城管就可以对付得了，竟然毫无尊严地掰扯到凌晨，也真是太没有派头，太为人民服务的了。
接下来就是3月18日的天安门集会，集会通过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这个决议看上去很勇猛，但是在法理上和可操作性上，能有几分道理，如果不是很疯狂和天方夜谭的情况下，怕是不会搞这么离谱的运动决议的。
然后是游行，需要注意的是，游行中喊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也有喊“打倒段祺瑞”的。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不管是非判断上应该不应该、对还是错，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的，可是为什么要喊“打倒段祺瑞”呢？执政府不是跟群众一条心吗？
游行中的一路人到了执政府，然后就是47人喋血、二百余人受伤的惨案发生了。死伤者中包括7个中学生，有两个年仅13岁。徐志摩的“十三龄童的热血”、鲁迅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2、孰是孰非：一案两种结果
发生这样的惨案，必须要解决，各方都得有个说法，那个时候的民众没有接受过和谐社会的红色教育，不好惹，比如清华学生300余人联名向京师地方检察厅递交控状，控告国务总理贾德耀等人，要求杀人凶手承担法律责任。段祺瑞紧急召集内阁成员开会讨论，结果是责成陆军部和司法部同时展开调查。
（1）陆军部和政府的结果
19日这天，先是陆军部调查完毕，提交给执政府。于是，3月19日发布了《临时执政令》：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一律，应由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
3月20日，第二道《临时执政令》发布：“爱国运动，各国恒有，聚众暴动，法所不容。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殊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其当时军警因执行职务，正当防卫，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着陆军、司法两部查明，依法办理。”
（2）司法部和京师地方监察厅的不同意见
在说司法部意见时，先说一个段祺瑞、贾德耀内阁开会时的花絮。当时的司法总长是，刚上任没几天。会上，卢信表态说：政府对此事件应付失当，应当惩办卫队暴行，要求内阁下令“陆军、司法两部依法惩办”。内阁正式文件却把卢信所提“惩办”字样改为“办理”。卢信大为不满，愤而辞职，并称“如大家不走，我一人走”，然后就挂职不干了。
关于卢部长的辞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法理上来说，案件还没有展开调查，就直接得出结论宣称惩办卫队，这是典型的感性行为，也属于未审先判，这一点，国内很多法学家关于美国大选的舞弊审理问题提前宣称没有舞弊如出一辙，很不专业。从气节和人格上来说，卢部长太给民国中国人长脸了。什么执政、什么总理，老子不高兴，谁的面子也不给。这一点，借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九斤老太的口头语说就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司法系统负责调查的是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戴修瓒，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是当时有名的民法学者。京师地检厅通过勘查取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检察官戴修瓒在4月2日公布了调查报告，并以公函送至陆军部，报告为：
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遂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构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这份报告一出炉，段祺瑞、贾耀德一时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法学界名流如潘大道、黄右昌、翁敬棠、王世杰等，都纷纷从法理上声援北京监察厅，要求“地检厅应断然向普通审判法庭提起公诉”，让执政府和内阁承担责任；新闻舆论界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申报》《京报》等纷纷发表社论，有支持政府的，也有谴责政府的。如天津法学会就在隔日的《益世报》刊文：当此法权会议举行，及各国将考察中国司法之际，以首都重地，发生重大惨案，一国行政首领，酿成杀人行为，如不依法检举，恐外人有所藉口，领事裁判权无撤销之希望……国家法律，不能因段祺瑞等少数人而废弃，法院不能因彼少数人而成虚设，领事裁判权不能因彼少数人而不能撤消。
看看这样的报道，像不像美国1月6日民众冲击国会后，所谓主流媒体的报道。
段祺瑞和贾耀德，面对这份与政府公报截然不同的调查，下令免除司法总长和次长的职务。关于这个免职，作为次长的余绍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三月十八日惨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起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允。从本月九日鹿钟麟逼宫后，通电即以此两案为段罪。自十八日鹿退出京师，翌晨，段竟复职。于是，迫卢君及余了此两案益亟。是日中午开国务会议，卢已辞不往，促侄往。侄以此次复职实太滑稽，亦不往。下午催益急，侄已草辞职书。未竟，而电话至，谓已不复经阁议，迳下免职令矣。总次长同时免职，且不经议而径行，实开国以来所未有……卢君与侄维持司法不畏强御之精神，乃大白于天下。
余次长的这封信，信息量很大，简单概括说就是：各学校控诉政府执政、总理和内阁成员；北京监察厅竟然立案受理，还传唤了执政和总理；段祺瑞气不过，就未经议会程序直接下了免职令。
这一过程中，暂时先不管是非曲直，单就卢信、余绍宋、戴修瓒等法律人，不畏权贵，坚持司法独立的行为本身来说，就够让人敬佩的。
三、是非曲直到底如何
现在到了该厘清是非曲直的时候。一案两审，意见不同。作为后来者，该相信谁的？也就是该相信执政府的公报，还是相信受到舆论和民间普遍支持的北京地方检察厅？
为了让各位加强判断，我这里再引用点能够刺激人感情的材料。比如鲁迅在这一历史事件上，写了好几篇文章，声讨政府、为罹难者鸣冤，其中在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接着，我再举几个现场证人的例子：
朱自清：“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燕京大学学生于成泽在《三一八惨案中的燕大及其经过详情》中写道：“燕京大学大队由魏士毅同学执校旗参加了游行的行列。下午1时，到了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并派代表五人见段祺瑞无果。群众愤慨，齐集上前。这时，如狼似虎的兵士排开阵势，向群众冲来，同时，劈劈啪啪的枪声也响了，有的中弹同学已倒下。”
据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3月19日供称：昨日我在国务院门前石狮子旁边指挥，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
报案三队副分队长郎葆璞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我们是随学生去的……”
类似这类游行请愿人，被无辜杀戮的证言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接下来再举几个反方的例子：
段宏纲，段祺瑞的侄子。据他回忆：“大约是11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十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游行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枪支，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
楚溪春在1959年写文章回忆说：“惨案前一天，卫队接到上级命令，说次日学生要到天安门开会，会后去段宅请愿，守卫官兵必须严加戒备，但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发生意外。……3月18日当天下午，楚溪春亲自到段宅布置戒备，而执政府由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负责，布置时特意要求前几排官兵不准扎皮带，中几排可扎皮带但不许拿武器，后几排准许携带武器。……上尉军械员邱霖（现是北京市民革成员）偷偷告诉我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王子江号——本文注）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
日本记者3月26日在《京报》发文称：“当学生队伍和卫队发生冲突时，队官云：‘倘汝等有何请愿，应按照法定手续，呈递请愿书，不应依仗人众，遽作不法行为，拥入府院……’群众愤激之际，对于上项劝告，均置之不理，随闻有人大声呼喝：‘不必多话，快拥进去。’一声呼啸，群众如怒涛汹涌，一拥而前，铁门撼动，几将闯入……当有兵士数人，每人手出手枪，大声警告群众，谓：‘尔等学生，如再不听告诫，停止暴动，余等不得不以最后手段对付矣。’此言一出，学生不但无所畏惧，更如火上加油，仍欲冲进铁门，于是卫队即朝天放十余枪……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董寿平1990年代回忆：“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他这是对学生领袖讲的。……我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代表。”
如果各位置身于1926年的北京，而且都是法官或陪审团，在证据提交到此时，能否在政府和北京检院之间做出判决？
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这次美国大选是否舞弊的问题了。当时很多朋友都问过我的意见，我每次都回答：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判断力。我知道各位都很有判断力，不管是赞同舞弊的还是否定舞弊的，而且各自都有很多证据。但是我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判断力了。我也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历史学者不急于做判断，因为以后档案解密了，这个问题应该会有确切答案。
三·一八过去90多年了，现在很多问题清晰了。那接下来我再给各位一些当年陆军部和检查厅都没有的证据：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三一八”惨案后第二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苏联人，见到李鸣钟时曾经说：“你有一个警备旅，你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普里马科夫在《冯玉祥与国民军》这本书中还写道：“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
张作霖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
维克托•乌索夫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写道：张作霖指责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这里说的“收买大学生闹事”，是指“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
许广平1960年4月17日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说：在“三·一八”前，我们去访问于右任。于右任带着煽动性的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他一再鼓动我们去当女烈士，我们一听，就“寒心”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卷收录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其中写道：“党现在关于此事决定之政策”第一项有：“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类似俄国一九○五年冬宫请愿屠杀而起的全俄革命运动。”“全国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
讲座到了这里，关于三·一八究竟是徐谦是第一领导人还是李大钊？这次运动学生是和平请愿还是暴力冲击？段祺瑞政府的判罚更客观还是北京检查厅？甚至许广平说是鲁迅当天留下她抄稿以及她十点钟听到枪声跑回学校等托词和描述，这里我都不想去一一去费时解答，因为各位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了。
在讲座的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李鸣钟因为没有服从普里马科夫的命令，随后被冯玉祥调离，换上了鹿钟麟，而后者于4月9日出兵包围了执政府，虽然冯玉祥做最高领袖的愿望因为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而没达成，但是段祺瑞的执政府确实被推翻了。
到这里，再来重温一下讲座题目中使用的文学修辞：“十三龄童的热血”和“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想各位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