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茶
如何评说川普“二进宫（白宫）”以来的作为,似为一面镜子，可从中观察当今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态。一些人在镜中原形毕露，一些人却面目模糊；前者如高唱“历史垃圾时间”的某位“神棍”，后者如新近出版《拯救德先生》的秦晖。
历史从无“垃圾时间”，虽然它的垃圾堆有层出不穷的人与物。在人类遭遇的任何至暗时刻，总会有人或来战风车，或作狮子吼，为后世所景仰。历史老人自己也不会闲着，总要把那些倒转历史车轮的一类人钉上耻辱柱，扫进垃圾堆。在这晦暗不明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所期盼的是，如秦晖者能作海潮音、狮子吼，敏于行亦能敏于言，不单为历史留证，自己也能坚定地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一
秦晖先生在其新著《拯救德先生》对美国近期政治一改悲观基调，发表了两点新见：近年来，对民主的危机已有许多议论。但不少说法我以为是远远没有说到位的。其一就是完全怪罪于某个“坏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的“党争”传统中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我认为，正如把当年苏联的解体都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背叛”的浅薄之论那样，今天的民主国家危机如果只归咎于某个“反向的戈尔巴乔夫”，同样是没有解释力的……(其二）有人认为选出“坏人”说明选民糊涂，而选民糊涂，又被归咎于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餐”信息泛滥导致了受众的弱智化。确实，“网络时代的民主”给民主机制的运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但机制的问题不等于选民“弱智化”。我们只要回顾中国，当十多年前互联网兴起、而严苛的网络管制尚未出现时，那时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个什么场景？是“网络启蒙”，还是“网络弱智化”？经过那个时代的国人都不难判断。显然，正是由于那时的“网络启蒙”促进了“宪政梦”令专制者害怕，才导致了后来越来越严苛的网络管制与封锁【1】
之所以对上述文字格外留意，其中原因后述。
其实，鲜有人会把美国民主的危机“完全”归罪于某个“坏人”当选或者完全归咎于“网络弱智化”。而从实然层面说，这两者可能都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川普的支持者，即使视之为英雄、伟人者，恐怕也不会把他当做传统的“好人”；网络、社交媒体对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态的强烈影响也显而易见。
所不同的是，对“坏人”政府与数字“乌合之众”这两种力量，其作用力方向、作用力大小的判断，人们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秦晖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似乎过于乐观。
而在笔者看来，美国的“坏人政治”与网络上的瓦釜齐鸣，恰是一体两面。很难想像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里，“满嘴跑火车”、劣迹斑斑的川普能胜选、而且“赢两次”。再好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失去了美德的支撑，失去对公序良俗的追求，这个制度极可能成为“坏人”作恶的工具。而“坏人政治”与数字“乌合之众”合流，正是当前直接挑战美国民主、使全球陷入更深重的民主危机的危险力量。
二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丁文江、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梁漱溟等共16人签署。宣言提出：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
……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 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 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 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2】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这干自由知识分子，不止于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丁文江早就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一文中，他主张：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做“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倡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让今人意想不到的是，宣言发表仅仅四个月后，在吴佩孚等的支持下，王宠惠居然署理国务总理，出面组织内阁，挑选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这届内阁史称“好人政府”。书生未老，能实践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就来了。
可惜的是，这届内阁仅仅维持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倒阁了……
有人作过这样有趣的对比：
就在“好人们”的主张发表后两个月，与“努力会”几乎同时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如果说中共“一大”是组织建党，“二大”时，中共便也有了自己的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比同时期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前者非常谨慎，甚至有点缺乏自信，后者则是坚定不移。【3】
的确如此，在过去的百余年间的中国，一直存在着“精英与痞子的赛跑”，而且精英一直输掉了比赛。
“好人内阁”虽然输掉了比赛，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赛道。在《努力周报》上联署《我们的政治主张》的16人中，李大钊和徐宝璜英年早逝、高一涵很快改变自由主义立场外，其余人等一直在努力，真正可谓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努力派”。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当然是胡适。1924年胡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共同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次年，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再次年与其师郭秉文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次年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开端和标识……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他高举自由主义的大纛，迄今还在台湾猎猎作响，护佑着那一方水土。
百年后回眸，让人更为唏嘘的是，今日之精英不只是输掉了赛跑，而且还远远输给了百年前的先贤。星移斗转之后，时贤们甚至都没有找到赛道，他们常常面目不清。
何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恶政！1949年以后，大陆极权专制犯下的滔天巨恶，残害知识分子的手段、规模均是史无前例，创下了种种“领先”世界的记录。这种恶政，当然该鸣鼓而攻之。
对中共暴政该如此，对川普的“恶人政治”也该如此。恶政，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度之恶； 一是制度不恶，但有缺陷，恶人利用制度的缺陷上台来制造罪恶，希特勒、墨索里尼就是例子。
而知识分子之天职在于：无论在何种“实然”的条件下都不该放弃追求“应然”的努力。
美国目前的危机当然有种种背后的社会、经济、历史、制度缺陷的根源。但是最直接的危机是“恶人”政府造成的危机。
秦晖先生在《拯救德先生》自序中说：“……这一百天中, ‘德先生’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发展,甚至连美国这个被视为两百年民主‘灯塔’的国家也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然而，他对川普“二进宫”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却如前所述一语带过，几乎不措一辞质评，让人大失所望，也让他变得面目不清。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秦先生掷地有声，值得我们学习；然而面对川普冲击波，也盼望秦先生向自己学习，不要“面目不清”。百年前的先贤，当希特勒甫一出现，其行为已经威胁人类自由之时，哪里有暇先去研究、讨论希特勒现象产生原因？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挺身而出，在人类的至暗时刻，奉献汗水、泪水乃至鲜血，去捍卫自由！
三
再说“网络启蒙”与“网络弱智化”。网事并不如烟，秦晖先生所称道十几年前中国互联网初兴的盛况，让人记忆犹新。秦先生本人正是在这股互联网大潮的背景下，以其“左”“右”开弓（为生民谋自由与福利）的鲜明立场、博古通今的知识积累、仰观俯察的思辨能力，弄潮成为学者中的网红或者网红中的学者。
但是用中国互联网初兴时的个体独特经验推而广之论及美国今天的网络舆论环境，却可能时空错位，是另一种“问题误置”。中国互联网初兴时，触网者多为“先进分子”，与今日美国人的网络化生存的普及状态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
秦晖先生说：
今天美国的民主无论面临多少危机，至少他的网络舆论还是开放的，中国式网管根本无从谈起。这时如果说网络传播会导致受众的弱智化，那就不能说是受众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而恰恰是自命清高的美国精英们忽视网络、不接地气的问题。【4】
今天的网络逻辑似乎远远超出 “讲者”与“受众”的传统思维，而呈现出丛林法则、言论极化，远远不是精英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1995年，被称为“数字革命的传教士”的尼葛洛庞帝出版《数字化生存》，其结语中说：数字化的四个特质是: “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他预言随着数字化的脚步，“沙皇退位，个人抬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民族国家本身也将遭受巨大冲击,并迈向全球化”，“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泾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人类产生“新的希望和尊严”【5】……
好的传教士常常并非好的预言家。尼葛洛庞帝声称自己“去过未来，而且去过好多次”【6】，但是在他去到过的未来里，网络是如此纯净美好，绝没有病毒式传播的网络谣言、如影随形的网络霸凌、规模化产业化的网络诈骗、防火墙、数字极权与网格化管理……而这都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互联网的政治文化至少在其产生初期在某些方面,网络空间展现的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非洛克的自然状态。早在二十余年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即表达了对互联网的四大忧虑：一是数字鸿沟（网络因为付费性质产生了新的种族隔离）；二是非语言信息的缺乏（社会暗示的欠缺会抑制人们的合作愿望、信任度和团结感。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容易产生“破防”、欺骗、背叛）；三是“网络的巴尔干”标签（高度的专业化是互联网吸引力的来源之一，我们只跟同个兴趣的社团产生交集，融合性和包容性降低，变成单线条化。以所在地为基础的传统社区可能被以身份、利益为基础的虚拟社区所取代）；四是互联网的娱乐化（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和使用，导致缺少时间与人们交流、进行深度思考，会导致严重的与世隔绝和抑郁症）。【7】
在言论的市场，理性平和的声音常常无法抓住听众。为“乌合之众”欢欣鼓舞的是简单、极端的声音。正如勒庞所说：“无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手段，其形式都是惊人而鲜明的形象，免去了一切多余的解释，最多伴有几个奇异或神秘的事实：一次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奇迹、一宗大罪，或一个诱人的前景。”无疑，互联网更加催生更加庞大的“乌合之众”。勒庞曾说：“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同时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川普精通的就是此种“交易的艺术”，并且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成功。
次年初，经济学人智库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随即发布《2016民主指数报告》，美国首次被从“完全民主国家”（full democracy）之列剔除，降级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y）。此后，美国的民主指数虽有起落，但其所处级别并未变化，一直是二流民主国家。【8】
美国堕落为二流民主国家，其原因是多方面，而大选的混乱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在最近的美国几次大选中，呈现出这样的新的特点：
其一，随着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美国民众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又凭借庞大的用户群体、海量的用户数据和多样的资讯分发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平台根据用户偏好推送资讯的算法更是将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而平台快速便捷、影响广泛的特质又给大肆传播仇恨言论、虚假新闻、网络谣言等提供了便利条件，导致民主的价值不断被侵蚀。
其二，互联网对身份政治的强化是显而易见的。而恰恰是对身份政治的过度拔高，使得美国左派脱离了真实社区里的普罗大众，成为美国极化政治的一极。
其三，政客粗鄙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3年9月发表题为《美国的两极分化、民主与政治暴力：研究揭示了什么》的研究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其核心论点之一是：政治精英们在网络上大量使用贬损性语言会腐蚀美国民主。一些研究者把美国政治最有害的极化现象归纳为“情感极化”，党派敌意，将自己对手不仅在重要问题是错误的，而且是可恶的、叛国的，是对国家未来的巨大威胁。情感极化虽不会直接导致政治暴力，但助长政客和意见领袖针对政客、选举官员、女性以及众多少数群体的暴力语言。几十年来，美国的情感两极分化一直在加剧，而政治暴力仅在2016年才急剧增加。【8】
在这样的生态下，虽然目前似乎没有严肃的研究对美国整体网民是否弱智化得出结论，但部分网民“弱智化”无疑是显见的事实。政客的粗鄙化与选民的弱智化，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民主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1】【4】秦晖《拯救德先生》（鹿津出版社2025年4月版）自序第6-7页
【2】【3】转引自网络： https://www.sohu.com/a/396961627_621014
【5】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75页，
【6】参见https://www.ted.com/talks/nicholas_negroponte_a_30_year_history_of_the_future?language=zh-cn&subtitle=en
【7】参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3-207页
【8】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democracy-index-eiu?mapSelect=~USA
【9】全文见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9/polarization-democracy-and-political-violence-in-the-united-states-what-the-research-says?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