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是是非非
一九七五年春节。为了迎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一下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示管辖人民日报的极左首领张春桥、姚文元停止对报社老干部的批斗，吸收一些人参加工作。报社的头头找我谈话，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要我参加编辑工作。我当然不愿意在极左分子的的严格管制下做什么编辑工作；这时，正好医生说我的肝炎比较严重，需要休养。于是我要求回到四川老家找中医治病。批准以后，我第一次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到了成都，住在老朋友冯诗云家里。冯在“文革”前是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的总编辑，他的双目已经失明，早就离休回到成都当老百姓。
在成都住了八个月，一方面专心治病，把身体搞好；一方面逃避那个乌烟瘴气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病情严重，由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后，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宣传，企图逐渐纠正极左的那一套宣传路线。在胡乔木和吴冷西的推荐下，我返回北京，被调到政研室，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选》五卷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海内紧靠怀仁堂西面和原来邓小平官邸的北面，我每天上下班由国务院车队派车接送。平常，轿车进中南海西门，直接送到办公室门口。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晨，车到西门，门口加了哨兵，不让我的车进去，经我出示工作证，只准我步行到办公室。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先到的同志告诉我：“四人帮抓起来了”！
“就在怀仁堂”。
“昨晚八九点钟”。
“江青是在她住的万字廊被捕的。”“昨晚上玉泉山中央政治局通宵开会”。
一肚子的闷气、怨气、怒气，憋了十年，才算出了一口气！好象在黑屋子里闷了十年，忽然一下打开窗户那样，感到心情舒畅。
也是这一天，人民日报进驻了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忠实走卒～那位草包总编辑【注1】的大权，揭开了人民日报历史新的一页。
据说，报社好些同志要求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迟浩田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反映。这时，吴冷西同志也向华国锋推荐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而我，却不愿意回报社。我到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以后，觉得编书比编报工作好，一是风险不那么大；而是不那么辛苦紧张。加上一想到报社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样，就心里发烦。
在十月底的一天，为这事，华国锋同志专门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劝我回报社。我不好直接说我不愿意回报社的原因是因为报社是危险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另外的理由，说我多年来都是做第二把手，辅佐第一把手，报社第一把手责任重大，里里外外工作繁重，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胜任。
他忽然用了一个激将法，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力差？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高明”？
我当然不服气，说：“当然比他高明”！
他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就这样，他肯定地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
我只好服从。
我这个人，不干则已，一干就全力以赴。回到报社以后，我住在办公室，好多天都没有回家。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练，我过去那种驯服工具的品格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了比较自觉的自主精神，加上对那条极左路线恨之入骨，因而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去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这时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胡耀邦同志指挥着宣传工作，凡是大的宣传决策和具体稿件的写作，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他把指挥党报宣传作为他推动全党工作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效果。
第一个重大的战役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决策和指导思想，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下面，我就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作比较详细的回述。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曾经给华国锋写了一张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等也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主席的“政治遗嘱”。
虽然，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
这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广大人民欢迎粉碎“四人帮”，要求纠正这条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经过十年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无论总结过去还是创建未来，都是阻力重重，一切拦路虎的总根子就是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以及那一套方针政策。而新的当权者，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却顽强地继续推行这条既定方针的错误路线。这是华、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华、汪同在“文革”的打击迫害中仍然活下来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同这些领袖人物相比，华、汪无论在资历、才力和威望上都差得很远。为了巩固自己从“四人帮”时期就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也不愿意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他们最大的“政敌”就是邓小平。这批元老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倒的，都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批发的文件为凭。要继续压制这批元老，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唯一的法宝还是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而“句句是真理”是“四人帮 ”喊臭了的话，因而华、汪同他们的大秀才们换汤不换药地造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天条 ”，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他们提出“两个凡是”，很明显，首先就是要阻止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早在这之前，汪东兴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他还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很明显，“四人帮”把小平同志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汪东兴却极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为小平同志平反。他还特别指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只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元勋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边，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的。而华、汪等却是站在阻碍历史前进的一边，提出“两个凡是”只是他们争夺权利的一种手段。
尽管经过了十年内乱的灾难，毛泽东的权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还是植根很深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借助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才能比较顺利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对于这一点，知识界感觉比较锐敏。这就是提出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我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比较清楚地叙述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个发言是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研究写成的。写作前后，我征求过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几位同志的意见，经过他们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以后，才作为我们六人的联合发言印发给大会，并由我作为六人的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经过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又作了一些补充，对一些不确切的事实也作了更正。转瞬十年，现在重新看看，还是一个值得读一读的材料。
现在我将理论工作务序会上的发言抄录于后（见附录）。
（待续）
【注1】草包总编指的是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鲁瑛。
按理说，此人也做过几十年报纸，不是特别没文化。就因为被张春桥调到北京，推上人民日报总编的位置，就显得特别没文化。
接见华侨学者，他问哪年去的美国。回答1911. 他说，那时还是清朝。
人民日报就写顺口溜笑话他，1911非民国，五四运动在清朝。估计人家提起五四运动他也说清朝。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是夏鼐（音耐）。阿尔巴尼阿代表团来访，寻求中方保护羊皮上的经文。鲁瑛开会当着老外夏鼐本人，叫他夏鼎。 鼐字固然有点生僻，开会之前你也得查查啊。
别人指出他错误，他还说别人吹毛求屁。对！没错，他说的就是吹毛求屁。
粉碎四人帮后，有段相声，专门说他。
【按： 本文和后续文字均转自胡绩伟著《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胡绩伟（1916年9月15日—2012年9月16日），原名胡德恕，男，四川威远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工作者，胡绩伟主张新闻自由，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并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
虽然，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
这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广大人民欢迎粉碎“四人帮”，要求纠正这条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经过十年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无论总结过去还是创建未来，都是阻力重重，一切拦路虎的总根子就是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以及那一套方针政策。而新的当权者，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却顽强地继续推行这条既定方针的错误路线。这是华、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华、汪同在“文革”的打击迫害中仍然活下来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同这些领袖人物相比，华、汪无论在资历、才力和威望上都差得很远。为了巩固自己从“四人帮”时期就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也不愿意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他们最大的“政敌”就是邓小平。这批元老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倒的，都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批发的文件为凭。要继续压制这批元老，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唯一的法宝还是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而“句句是真理”是“四人帮 ”喊臭了的话，因而华、汪同他们的大秀才们换汤不换药地造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天条 ”，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他们提出“两个凡是”，很明显，首先就是要阻止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早在这之前，汪东兴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他还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很明显，“四人帮”把小平同志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汪东兴却极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为小平同志平反。他还特别指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只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元勋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边，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的。而华、汪等却是站在阻碍历史前进的一边，提出“两个凡是”只是他们争夺权利的一种手段。
尽管经过了十年内乱的灾难，毛泽东的权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还是植根很深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借助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才能比较顺利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对于这一点，知识界感觉比较锐敏。这就是提出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我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比较清楚地叙述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个发言是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研究写成的。写作前后，我征求过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几位同志的意见，经过他们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以后，才作为我们六人的联合发言印发给大会，并由我作为六人的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经过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又作了一些补充，对一些不确切的事实也作了更正。转瞬十年，现在重新看看，还是一个值得读一读的材料。
现在我将理论工作务序会上的发言抄录于后（见附录）。
（待续）
【注1】草包总编指的是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鲁瑛。
按理说，此人也做过几十年报纸，不是特别没文化。就因为被张春桥调到北京，推上人民日报总编的位置，就显得特别没文化。
接见华侨学者，他问哪年去的美国。回答1911. 他说，那时还是清朝。
人民日报就写顺口溜笑话他，1911非民国，五四运动在清朝。估计人家提起五四运动他也说清朝。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是夏鼐（音耐）。阿尔巴尼阿代表团来访，寻求中方保护羊皮上的经文。鲁瑛开会当着老外夏鼐本人，叫他夏鼎。 鼐字固然有点生僻，开会之前你也得查查啊。
别人指出他错误，他还说别人吹毛求屁。对！没错，他说的就是吹毛求屁。
粉碎四人帮后，有段相声，专门说他。
【按： 本文和后续文字均转自胡绩伟著《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胡绩伟（1916年9月15日—2012年9月16日），原名胡德恕，男，四川威远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工作者，胡绩伟主张新闻自由，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并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
（附录：在理论务虚会上胡绩伟代表六人的发言
同志们：
这是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昨天胡耀邦同志的引言和讲话。他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引言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揭批“四人帮”一步步深入的时候，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 ”的要害，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引起了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大风波。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才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伟大转变。因为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干部中还没有达到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央决定要召开这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