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普遍预期美国遵循的外交政策要么维护其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要么撤退并适应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但本文作者贝克利在2020年《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指出，美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既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富侵略性、实力强大、日益自我的超级大国（下图 Historicophiles）。美国总统川普将关税提高到与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相上下的水平，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冷落盟友，并提议夺取包括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在内的外国领土，即为实证。川普将长期积压的对全球领导力，以及让美国战略转向国内的更深层次结构性力量的不满，倾泻道出。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走自己的路 - 以及这条路最终通向何方。
如果不加以制止，华盛顿的单边转向可能会破坏世界稳定，并削弱其自身的长期实力。但如果能够认识到并加以引导，这些力量或许可以构成一个更有针对性、更可持续的战略的基础；这一战略既能摆脱自由主义霸权的过度扩张，又不会放弃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优势。政治学者、政府政策研究员贝克利不久前投书《外交事务》杂志，讨论川普政府的政策，并提出可使美国长治久安，永葆美国强大富裕的政策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趋向保守
美国之所以会倾向不守规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拥有的超凡能力。尽管几十年来悲观论者不断看衰美国，但美国的实力依然强大。美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几乎是中国大陆和欧元区市场的总和。全球一半的贸易和近90%的金融交易均以美元结算，并通过与美国有关联的银行进行，这赋予了华盛顿实施制裁的权力（下图 IMF/MacroMicro）。与人们普遍看法相异且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却是世界上贸易依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之一：出口仅占GDP的11%（其中三分之一销往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0%。美国公司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风险投资，主导着能源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在包括半导体、航空航天和生物技术在内的高科技行业创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利润 - 几乎是中国大陆获得利润的十倍。美国依赖中国大陆提供诸如基础化学品、仿制药、稀土和低端芯片这类商品，同时中国大陆只能从美国及其盟友那儿获得高端技术，以及可靠的粮食和能源。因此，一旦美中关系破裂，双方都会受损，中国大陆可能损失更大。
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距其海岸数千英里的地方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的70个国家依赖美国通过防务协议提供的保护，并需要美国的情报和后勤支持其军队出国作战。在一个如此深度依赖美国市场和军事力量的世界里，华盛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来修改这些规则，甚至彻底废除它们。美国不仅拥有我行我素的手段，而且也越来越乐与将自己的意愿付诸实践。由此，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已经逾越了建立时的初衷，暴露出各种既有的矛盾和弱点正日益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负担。二战后的自由秩序并没有失败，而是战胜了不再存在的威胁：二战的破坏和共产主义的蔓延。到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控制了近一半的欧亚大陆，军事力量是西欧的两倍。致力于废除私有财产的共产党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出，并在西方主要民主国家赢得了高达40%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显而易见，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性也显而易见。正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让西方变得繁荣民主，使苏联集团解体。但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例如，许多习惯于华盛顿保护的美国盟友如今已无力承担沉重的国防负担。在美国安全保障的庇护下，西欧各国以及加拿大和日本大幅削减了国防开支，扩大了福利国家，并与中国大陆市场和俄罗斯能源深度交织。许多美国盟友甚至连自身周边安全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维护全球稳定了。而当危机爆发时，它们仍然会向华盛顿求助 - 在南海面对中国大陆海军时，在乌克兰武装以对抗俄罗斯时，或在红海保护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时，皆是如此。曾经是自由秩序支柱的国家如今已成为美国的依附者，它们如今在消耗，而非协助增强美国的实力。
更糟糕的是，通过推动俄罗斯和中国大陆融入自由秩序，美国帮助增强了这两个最危险对手的力量。这两个政权都受益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该同盟体系将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历史上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改造成和平国家，遏制了核扩散，并确保了全球贸易路线的安全。但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则利用机会，开始以武力重新绘制欧亚大陆的版图：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下图 U.S. Embassy in Italy/ABC News）；中国大陆则在南海进行军事化造岛，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并不断升级对台湾的威胁。
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大陆还获得了进入西方市场、机构和网络的渠道，然后利用这些渠道对西方系统进行黑客攻击、欺凌和掠夺。俄罗斯通过西方银行为寡头洗刷财富，散布虚假信息，并将能源武器化，以分裂欧洲。中国大陆则一边保护国内市场，一边用产业政策支持本国商品攫取他国市场。现在，中国大陆在造船、无人机、电子和制药等战略制造业领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并通过削减稀土出口、威胁药品供应链、向台湾投放无人机以及向欧洲大量投放低价电动汽车来胁迫美国及其盟友。北京利用开放的互联网窃取知识产权，在西方基础设施中植入恶意软件，并散布虚假宣传。开放曾经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如今却成了颠覆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二战后，华盛顿支持非殖民化，并将新兴国家纳入全球市场和机构，推动了全球化和“其他国家的崛起”，主权国家的数量也翻了一番。但随着新参与者的涌现，美国的权威逐渐瓦解，否决美国关点的国家也随之增加。曾经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机构 - 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 - 如今已沦为僵持不下乃至反美的舞台。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掏空了美国产业。2000年至2020年间，美国工业产出（不包括半导体）下降了近10%，三分之一的工厂就业岗位消失。几乎所有净就业增长都流向了最富裕的20%的邮政编码地区，而美国大部分地区则被抛在身后。其社会影响令人震惊：残疾索赔不断增加，违禁药物过量，以及适龄工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达到了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许多受损的社区由于选举制度放大了农村的声音，使其压倒了城市多数派，从而保留了政治影响力。其结果是：美国从自由国际主义艰难地转向了保护主义和边境管制。
流氓超级大国的诱惑
正如我在2020年所论述的那样，人口结构变化和自动化蓬勃发展这两大强劲趋势正在重塑全球格局，并强化美国单边主义的倾向。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削弱欧亚大陆的大国，并破坏大片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此同时，新技术正在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能源和大型军事基地的需求。其结果是日益加剧的不对称：一方面，混乱加剧，盟友力量日益削弱；另一方面，美国的自给自足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增强。随着这种差距的扩大，华盛顿面临着更强烈的单干诱惑（下图 France 24/AP/VOA）。
首先从人口结构来看，美国是本世纪唯一一个预计黄金年龄劳动力将持续增长的大国。到2050年，欧亚大陆主要经济体的劳动力将流失约2亿25至49岁的成年人，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流失率将达到25%至40%。到210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3亿，仅中国大陆就预计将流失74%的黄金年龄劳动力。到本世纪中叶，大多数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增加一倍以上，这将使抚养比（即每位退休人员对应的劳动者人数）达到毁灭性的水平；例如，到2050年，中国大陆的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10比1下降到2比1以下。人口下降已经导致欧亚大陆主要经济体的年增长率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债务与GDP之比平均飙升至250%以上。随着其他经济体萎缩和紧张，美国经济将在全球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财政基础和军事人力也将相对更加强劲。
然而，美国不太可能将其人口优势转化为自由霸权的新时代。相反，人口结构紊乱加剧了一种危险的失衡，从而增加了盟国防御的风险：人口减少的专制对手仍在军事化，而民主盟友则受制于选民老龄化和日益增加的福利义务，重整军备缓慢。随着欧亚大陆的平衡向专制国家倾斜，美国对盟友的国防承诺面临持续上升的风险。如俄罗斯、中国大陆和朝鲜等威权国家，正求助于军队来巩固其政权。当经济增长放缓、动乱威胁出现时，独裁者会将资源投入军队，以压制异见、遏制对手，并确保军队的忠诚。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走上了这条道路，在经济和人口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国防开支翻了一番。如今，俄罗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 将GDP的8%用于国防，大幅削减民用预算，并以每月2.5万至3万人的速度补充乌克兰战场上的损失。中国大陆则在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同时，进行着自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和平时期军事集结。
而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洲各国等民主盟友的重新武装却步履蹒跚，原因是税基缩减以及选民老龄化，他们更看重社会支出而非国防。预计到2050年，台湾的征兵人数将减少一半。日本、韩国和乌克兰在艰难地实现征兵目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队规模则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结果就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威权国家为冲突做准备；民主国家却应对得太少、太迟；美国越来越不确定是否值得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去保卫远方盟友（下图 Medium/National Hog Farmer/DW）。
随着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陷入人口动荡，美国对涉足外国事务日益增长的厌恶情绪将会加深。富裕国家正在老龄化和萎缩，而全球大部分南方国家却在迅速扩张。到2050年，仅非洲的人口就将增加10亿以上 - 其中大部分国家都已深陷贫困、治理薄弱和气候压力的泥潭。许多非洲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超过30%，教育体系也正在崩溃。大约一半的非洲国家深陷债务困境，四分之一的国家正处于冲突之中，中东和南亚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那些能力最薄弱国家里人口激增的青年，正在引发动荡、极端主义和大规模移民。随着移民涌向美洲和欧洲，他们正在助长民粹主义的反弹，并强化美国自我封闭的本能。
与此同时，新技术使美国自我封闭不仅变得合理，而且极具诱惑力。无人机、远程轰炸机、网络武器、潜艇和精确制导导弹有可能使美国能够打击全球目标，同时减少对大型永久性海外基地的依赖 - 这些基地越来越容易受到装备类似技术的对手的攻击。因此，美国军队正在从一支致力于保护盟友的力量，转变为一支专注于惩罚敌人的力量，其方式包括从美国领土发动打击，在对手边境附近部署无人机和地雷的自动杀伤区，以及派遣灵活的远征部队打击高价值目标并在造成人员伤亡之前撤离。其目标不再是通过存在进行威慑，而是从远处进行摧毁。
同样的逻辑正在重塑美国经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正在减少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3D打印和智能物流正在压缩供应链，并推动企业回流。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外国呼叫中心。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能源价格低廉以及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企业正在回流，既出于安全考虑，更着眼于商业利益。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不会消失，但这种依赖正在变得更窄、更具选择性，并且在下一次全球危机来袭时更容易被切断。堡垒经济正在崛起，与堡垒军事相媲美。两者共同作用，使脱离接触变得更安全、更明智。
这就是为什么“流氓超级大国”并非空穴来风 - 而是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问题不再是美国是否会走向流氓，而是它将变成哪种流氓。它会成为一个鲁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强权，肆意攻击、断绝关系，以巨大的长期代价追求有限的利益吗？还是它能够将其力量转化为更具战略性的姿态 - 既能避免过度扩张，又能在更紧密的、拥有强大实力的合作伙伴群体中维护自由秩序的核心？
一个运转良好的自由世界
如果生活仅仅关乎金钱，而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尽快尽可能多的攫取金钱，那么川普或许是一位理想的领导者。通过对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地征收关税、削减对外援助、夺取战略要地、并让盟友自生自灭，川普的做法或许至少能榨取一些额外的现金。但经济并非唯一的游戏。这里还有地缘政治。美国将全球事务视为一场交易，正面临着摧毁维持了几代人和平的体系的风险（下图 foreign affais/The Washington Post）。贸易战不仅会提高价格，还会瓦解联盟，并将竞争对手推向对抗。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分崩离析的原因：保护主义、恐惧，以及新兴大国除了武力之外别无发展途径。川普政府官员喜欢将中国大陆比作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 一个最终可能会被迫做出让步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大陆并非受美国保护的民主盟友。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威权国家，与过往大国一样，将经济和安全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军民融合理论更准确地呼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富国强军”意识形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挑起的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争端。它们还是对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攻击，并且可能是战争的前奏。
与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类似，北京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经济上充满敌意、军事上却脆弱不堪的美国。美军在距台湾500英里（约800公里）范围内只有两个主要基地 - 如今都在中国大陆导弹的射程之内。大规模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弹药库存将在几周内耗尽。与此同时，77%的美国年轻人不适合服兵役，主要原因是肥胖、吸毒和缺乏教育。川普计划公布1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但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弥补军事缺口之前就提高关税，美国或许是在挑起一场它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取胜的战争。
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干脆牺牲台湾和乌克兰，接受一个被大国势力划分的世界：北京在亚洲，莫斯科在东欧，华盛顿在西半球，以此来回避冲突（下图 THE WALL STREET JOUNAL/REPORTER）。他们以冷战时期华盛顿勉强容忍苏联统治东欧为例，证明这种安排能够维护和平。但这种类比存在严重缺陷。与二战后的苏联不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并非在捍卫胜利的边界，而是在试图推翻他们眼中的失败边界。他们的领土主张并非止于乌克兰和台湾；而是从那里开始。莫斯科试图重建一个横跨东欧和中亚的“俄罗斯世界”。北京宣称对南海和东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大陆军方官员和宣传人员甚至对关岛和夏威夷等美国领土发出威胁，将它们描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遗物。
让中国大陆或俄罗斯分得这些势力范围的部分领土并不能满足它们 - 这只会激起它们谋求更多权力的欲望。而它们所到之处，暴力和压迫将接踵而至。在乌克兰，俄罗斯轰炸产房、折磨平民、绑架儿童、掠夺文化瑰宝。在格鲁吉亚、叙利亚和车臣，俄罗斯夷平城市，扶植残暴政权。中国大陆压制香港的自由，在西藏实行戒严，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并通过人工岛屿堡垒和大批海上民兵在南海实施军事化。俄罗斯或中国大陆势力范围的扩张不会带来秩序或繁荣 - 它只会蔓延国家恐怖机器。
即使撇开安全风险，势力范围的论据在经济层面上也站不住脚。巨额财富从来都不是来自堡垒经济。它来自开放的海上商业秩序，这些秩序能够实现持续的复合经济增长。如果华盛顿退回到大陆主义，将势力范围拱手让给北京和莫斯科，它或许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安全、更富裕。但它将远低于它所能达到的安全和富裕水平，而且更有可能在未来面临冲突的危险。
危中之机
更好的战略不是任由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瓜分世界，而应以一个巩固的自由世界集团来遏制中俄。如今北美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加起来拥有5亿人口、巨大的能源储备和广泛的工业能力（下图 ShutterStock/Evans Distribution Systems）。通过共享的基础设施、安全的供应链和劳动力流动性来深化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陆自贸区，将为美国提供一个经济繁荣的全球竞争基础，使其可与任何对手进行全球竞争。
美国应该在海外建立分层防御体系，以抵御威权轴心 - 中国大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包括波兰、韩国、台湾和乌克兰在内的前沿民主国家和地区应该配备短程导弹和火箭发射器、机动防空系统、巡飞无人机和地雷，以击退入侵。在其身后，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在内的核心盟友将通过远程导弹和机动式陆、海、空力量加强战线，旨在打击整个战区并支援前线防御。美国将作为最终的后盾和推动者，提供卫星情报、重型运输和后勤保障、核威慑以及由航母、隐形轰炸机和潜艇实施的大规模空袭和导弹打击。
这一军事联盟也将形成一个经济集团。美国将提供市场准入，以换取盟友增加国防支出的切实承诺；在半导体、电信、能源和先进制造业等关键领域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脱钩；并允许美国企业以互惠的方式进入其市场。贸易协议将包括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和产业补贴方面的联合规则，并将支持在先进技术方面与盟国联合生产。在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经济集团的目标，并非重建普世自由秩序，而是巩固一个紧密的经济联盟。这将是一个保卫其成员、孤立对手并拥有集体谈判能力的联盟。
人们说世界前景黯淡，危机重重。但危机危机，危险中蕴含机遇。回溯历史，持久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促成的欧洲和平、二战后的自由秩序，不都是在大国竞争白热化时期形成吗，不都因恐惧而非理想主义来迫使各国团结起来吗。纵观美国历史，只有在国家存亡攸关之时才会进行大规模投资 - 正是内战推动了北方铁路网的快速扩张，为后来的横贯大陆铁路线奠定了基础；冷战时期的恐惧而非和平时期的共识，促成了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和《国防教育法》的建立；为赢得与苏联的竞争，国防部的军事研发资助了美国半导体产业、GPS技术和互联网的突破性发展（下图 WIKI/Defense Acquisition）。所以，国家安全关切一直是美国公共投资最持续的引擎。
当今美国与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竞争可以再次发挥这种激励作用：推动美国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强化供应链、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以及恢复公民信任。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大国竞争，而是引导这种竞争。美国将通过竞争来修复国内的裂痕，塑造一个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一个对美国以及那些愿意并能够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人都有效的自由世界。
* 本文作者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为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他同时还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亚洲主任和纽约市城市学院的公共学者（Moynihan Moynihan Public Scholar）。
参考资料
Beckley, M. (2025). The Age of American unilateralism.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ge-american-unilate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