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柏林墙坍塌的第三十六个年头，也是我来德国的三十六个年头，仅从数字上看，就应该庆一庆。而且，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德国的统一和我的到来有着莫名其妙的关连。
起初我住在德国最北部，可以隔海观望荷兰，坐在那里心中直感叹。自己原本井底之蛙，多少年住在一个地方不变，现在猛然一下子来到德国不说，还能遥望到荷兰，命运这玩意儿，经常是不可思议的。和在柏林的朋友通电话，告诉他们我这里可以看见荷兰，不用望远镜就行！朋友说，“那没什么了不起，圣诞节你来柏林，咱们去东德！”然后我就开始惦记着出（德）国，这一惦记不要紧，东西边境就开始有情况，电视里天天都在报道柏林墙的消息，大批的东德人，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开着东德造的小汽车，一个接着一个，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通过边境，西边没有阻拦，东边没有追杀，地球分明在倒转啊？！那时别说没有一个人想到是我惦记后的结果，就连我自己也糊里糊涂的。
1989年圣诞节学校放假，我坐旅游大巴去柏林，车上认识了一个在大众汽车厂工作的男人，和一个来自英国的女学生。英国女学生的德文水平和我不相上下，和“大众汽车”聊天时，与我一样犯着同一个语病，不知道的德文动词用英文代替，表示过去时态时，还郑重其事地给英文动词加上德文的过去时词尾，为此我对她很另眼相看。一路与她同行，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德文水平的高低，而她也的确是个美丽、有礼、让人生好感的女孩。驶入东德领地时，已经天黑了，我兴奋地向外探视，高速公路两旁除了黑魆魆的林子以外，我什么也没看见。到了西柏林，见到来接我的朋友，不过三个多月未见，我却兴奋得一塌糊涂，人走出国门后，因经纬度的变化，友情也随之变重。“我一个人来接你，媳妇在家给你炖肘子呢。”朋友对我说。 炖肘子！听得我轻飘飘的像在做梦！出国一个季度了，天天面包、奶酪、香肠，别说中国饭，连包方便面也没吃过，就是想自己做也不行，买不到中国的调料。那时的德国不比今天，到处都是中国饭店，亚洲商店，我住的那个小城里，连中国人的影儿都见不到，更不要说中国食品了。那天晚上我特别有出息，辣子泼面，炖肘子，炒黄豆芽，吃得我夜里就犯了胃病，稀里糊哗啦一阵猛吐。一边儿吐还一边儿心疼，觉得特对不住朋友，那么好的饭菜，我却不能承受，心虚气短地对朋友们说：
“可惜了那肘子，肯定很贵的！”
“没事儿，想吃再去买，上东柏林，一点儿都不贵。”媳妇慷慨地说。
说出来真不好意思，那些天我觉得有东柏林真好。
我们先在西边儿黑市兑换了东马克，虽然不过一比三、四，可因为东德物价低廉，仍叫人觉得十分值得。中国和东德那会儿还算兄弟党，兄弟国家，所以持中国护照入境享受亲戚待遇，只扣一章，免费放行，其他国家的人入境，需要排着长队交五马克，买一张当天来回的签证。还未跨入东德的领土，就感受到特殊的享受。从地铁里钻出来，就是东德首府中心，不瞒您说，我觉得真亲切。尽管街上老建筑不少，但因年久失修，显得灰暗陈旧，再加上那些眼熟的高层板楼，真有些北京的感觉。当我们在商店买东西时，售货员一副爱搭不理的嘴脸，看得我眼泪在眼框里直转，哪里是东德，根本就是北京啊！不是故意讽刺，我的确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不光是我，同去的朋友们都是这个感觉。儿不嫌母丑，连远方亲戚的丑陋也能够包容。再说无论丑美，看长了，看惯了，都看不出所以然了。朋友们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经常过来买鱼、买肉，比西边便宜不说，还好吃。刚出来时，我们都觉得西德的肉食简直没有味道，认为他们的猪都是在工厂里养肥的，吃起来一股子工业化流水线味道。我们逛累了，饿了，排队买一份面包夹肠外带一点儿芥末，才1,5东马克，可惜一人只准买一份儿。虽然吃得不尽兴，反倒觉得格外香，都以为是东德的牲畜饲养得好，谁也没想到，其实是没吃饱的原因。超市卖的冻鱼也十分便宜，媳妇买了好大一包，说回去就红烧，嘿，我心里别提有多振奋啦。
临去东德前，我们都事先写好了家信，因为东德的邮费便宜。在邮局寄好信后，发现那里也有旧邮票出售，五个东马克可以买一纸袋子分门别类、花花绿绿、盖着邮戳的旧邮票。我们几个头挨着头挤在柜台前，叽叽喳喳兴奋地挑选着，营业窗里的东德邮政人员冷漠的、不屑的看着我们。等买好邮票准备离去，才发现放在邮局桌上的一大袋子冻鱼不见了，被人趁机顺手牵了羊，就别提我们有多么懊恼啦！后来，当我们再回忆当年丢鱼时，不但不懊恼，还大大庆幸，说那时东德的冻鱼都是苏联老大哥提供的，老大哥把那些因原子能核电站泄漏而中毒的鱼，冻起来送给东德大兄弟啦。
后来，欧洲的形势变化得越来越快，最叫人兴奋的是，齐奥塞斯库完蛋啦！齐奥塞斯库我太认识了，他和他老婆，以前没事儿就往中国跑，中国政府不得不老组织人去机场“热烈欢迎！热烈欢送！”的跳着，你说，他早不完，晚不完，怎么我一出来他就完啦，要是换作你会怎么想呢？！那一阵子，我们去东柏林的次数比总理科尔还多，东西两边的互动也随之越来越热烈，每天每无数人，在柏林墙西面叮叮当当地凿着，那厚重坚固的水泥墙，一块儿块儿，情愿还是不情愿地碎裂，人们为每一块碎裂欢呼。朋友是学艺术的，却也不乏经济头脑，他指点着那一地碎水泥石块儿说：“应该收藏起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卖大价钱！”我当时一点儿经济头脑都没有，哪怕只收起一块儿作为纪念也好啊，可我连个水泥渣儿都未留下。
东柏林市内的亚历山大广场上，有一座马、恩的塑像，马克思扶膝端坐，恩格斯恭敬地立在他的身旁。每一次见到那座雕像，心中都十分别扭，不能理解东德政府想体现什么？从形象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是都站着，老马会显不出高大？可让老马坐着，就不矮小了？从经济而论，马克思家人口多，进项少，境况经常窘迫，跟恩格斯借钱是家常便饭，就冲这一点也应该让恩格斯坐着，没有他的资助，就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啊！从境界的高度设想，马克思就更有理由站着，革命导师不计名利，相互尊重，谁见了都会忍不住地感动，那才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啊。总之，我看那雕塑横竖不入眼。一天，我和一位老人游东柏林，我指着雕塑问他：“你知道恩格斯在说什么吗？”
“他在说，嘿，哥们儿，该让我坐会儿啦！”老头儿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听后哈哈大笑，从此再见到那雕塑时，感觉平衡多了。
老头儿出生在柏林，二战初期在洪堡大学读物理，入伍后在波茨坦接受新兵训练；战争结束了，他出生的那幢大楼被夷为平地，几年之后，柏林墙又割断了他与生活在东边儿亲友的联系。所以当德国总理科尔不厌其烦地游走于东西之间，摇唇鼓舌力争德国的统一，老头儿高举双手赞同。他对我说，尽管统一的步子迈得快了，可是把亲人、朋友粗暴地强行分开是不人道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当年，许多抱着同样感情的德国老百姓们，天天涌在柏林墙西边儿，叮叮咚咚，用各种工具改写“不人道”的历史；墙的东面虽然一直还有士兵守卫，却不再有什么警戒线，更不会开枪射击，勃兰登堡门下，人山人海，与西边的人们用同一种语言热情地呼应。有一天我们陪一个从瑞典来的朋友去看热闹，兴奋地观看着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瑞典朋友指着勃兰登堡门胸有成竹地预言：“你们看吧，统一后的德国用不了多久会变得很强大，在欧洲的角色举足轻重，你们都是见证人！”
东德的哨兵和颜悦色地立在墙下，笑盈盈地注视着簇拥的人群，开枪射击“叛国者”的命令，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而消弭，墙东墙西没有了火药味，只闻欢呼声。我们向一个士兵走去，问他可否愿意与我们合影，小伙子满面笑容一口答应，似乎很受宠若惊。我们身后那堵厚重的水泥，无声无息，无忧无怨地做我们的背景。建它也罢，拆它也罢，都是人为的结果，与他毫无关联。作为人类愚蠢的见证，他的碎片被标上价格摆进橱窗，供世界各地的人们购买，愚蠢的人们把愚蠢的见证请回家中，为人们提供继续愚蠢的经验。
那堵墙消失之后，西方的资本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德，原东德的经济基础一个接一个地瘫痪，倒闭的厂房四处可见，原本在东欧经济条件属上乘的东德，很快就被西边的大佬吞噬了。以我之愚见，本应该另有他路可辟，可当时人们的情感，及对民主与富裕的向往，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
现在，不仅德国合二为一，整个欧洲都在联营中，欧盟的边检成为史话，以前边境上的哨卡被用来开店做生意赚钱。全世界人民一个接一个纷纷落进因特网，那网的魅力之大，势力之阔，再是无可匹敌 。有时我想，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是否会为此而失效？如果不是，那么有一天，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柏林墙碎片，会重新魔术般地复原，再一次竖立起来，尽管我已辞世多年？
我从决定出国到签证在手，不多不少正好一个月，速度之快令我没有思考的时间。直到最后把儿子送到奶奶家，我只身一人回京，车厢里我才不顾一切地大声哭了起来。周围的乘客面面相窥，无人出声，待我把水分放尽，才胆敢小心发问。得知缘由后纷纷责备，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时的我，在德国很憔悴，想儿子想碎了心，我宁肯不要那份福气。几个月之后，欧洲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在欧洲的作用，没有我，齐奥塞斯库今天仍旧健在，柏林墙也不会被人用来赚钱。你若是不信，就让地球倒转，转到……
